1990年秋，北京，77岁的丁盛带着妻子住在城里。此时的他，早已不是当年统率大军的将领，身边没有警卫，也没有固定的工作安排。几个月奔走下来，申诉仍没有明确结果。身体越来越差，冬天又将临近，他只得把希望寄托在一位老首长身上。
丁盛想到的是聂荣臻。
这不是一次普通的拜访。早在抗战时期，丁盛曾在延安向聂荣臻提出，希望回到作战部队。那时他因会议延期留在延安，心里始终惦记着前线。聂荣臻了解这名干部的性格，听完请求后很快答应下来。1944年，丁盛被安排到陕甘宁联防军教导第二旅工作，重新回到部队序列。
几十年过去，丁盛又一次站在聂帅面前，只是这回请求的不是上战场，而是希望把组织关系和生活安排转回广州。广州，是他长期工作的地方，也是许多老战友、老部下聚集之处。对一个年近八旬、身体欠佳的老人来说，那里意味着熟悉的人和能够照应他的生活环境。
丁盛的军旅经历，和54军有着密切关系。1952年10月，44军、45军合并组建新的军级单位，随后入朝作战。丁盛当时是45军军长，正在南昌学习，接到任命后直接前往广州报到。关于两个军为番号争执、再由中央取数字合成番号的说法，缺少可靠史料支持，不能当作确定事实。
54军组建后，主要由原44军、45军的部分部队整合而成。1958年5月至7月，部队分批回国，随后移防重庆，归成都军区指挥。此后，丁盛带部队参加西藏平叛和中印边境自卫反击作战。对他而言，部队不仅是职务，更是几十年风雨中形成的归属感。
1964年，罗瑞卿在成都向丁盛传达了新的安排，希望他到新疆工作，担任生产建设兵团方面的领导职务。丁盛一度不愿接受，认为自己熟悉的是带兵打仗，并不懂生产。贺龙后来向他说明，任务并非单纯抓生产，还包括组织武装力量、开展军事训练。丁盛这才改变想法，前往新疆任职。
有意思的是，真正让他感到困难的，并不只是工作内容。特殊时期的复杂环境，使许多正常工作难以开展。1967年，丁盛回到北京，住在京西宾馆。他向黄永胜和林彪表达过希望回野战部队的想法。1967年中，他调任广州军区副司令员；1968年3月，黄永胜调任总参谋长后，丁盛接任广州军区司令员。1973年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丁盛转任南京军区司令员。
广州军区的经历，成为丁盛晚年念念不忘的一段岁月。遗憾的是，1977年3月以后，他因涉及有关案件受到审查并被免职。1982年，组织作出免于起诉、退出现役、交地方安置的结论。此后，他的生活安排几经变化，长期没有一个让自己安心的落脚处。
1984年，丁盛被安排到南昌居住。9月18日，他独自到医院看病时突发心脏病，摔倒后被送医救治。康复之后，他曾向有关方面反映自己的情况。组织上派人了解，但许多问题牵涉复杂，短时间内难以解决。后来考虑到他的身体状况，才同意他到南京治疗。
到了1990年，丁盛夫妇赴北京申诉，四处奔走却没有结果。有人建议他给聂荣臻写一份报告。报告里，丁盛说明了自己的处境，也提出了最实际的请求：“能不能把我的关系转到广州？”聂荣臻收到后十分重视，亲自作了批示。
这份批示让丁盛看到了希望。他原以为事情很快会有进展，然而在北京等了一个月，仍没有消息。那段时间，他身体虚弱，住处和费用也成为压力。老战友萧思明得知后，曾在天津安排住处，并把自己的车交给丁盛使用。丁盛离开天津时，几位老战友还凑钱为他添置衣物和路费。
后来，他辗转南宁、北海、海口、昆明等地，所到之处，多是旧部和战友接待。有人把他送到下一站，还会提前打招呼：“我把老军长交给你了。”这句话听来朴素，却说明54军旧部之间的情分并未因岁月和身份变化而消失。
1995年，丁盛重新被安排到广州军区干休所，生活待遇也有所调整。此后居住条件逐渐改善，但他一直关心自己的历史问题是否真正得到解决。1998年，老战友黄火青曾准备为他的事情奔走，却因种种原因未能办成，来信中流露出歉意。
1999年8月，丁盛病情加重。9月25日，他在广州去世，享年86岁。那封写给聂荣臻的信，没有立刻改变所有事情，却记录下了一位老将晚年最朴素的愿望：离开熟悉的地方太久，仍想回到曾经并肩作战的人群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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