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腊月，天寒地冻，我爹八十三岁，一头栽进了脑梗里。送到县医院时，人已经叫不醒了。大夫把我和我哥叫进办公室，说老爷子脑干大面积梗死，自主呼吸没了，全靠呼吸机吊着。他顿了顿，问：“继续治，还是……”话没说完，可那层窗户纸，谁还捅不破？
我哥大我五岁，在省城包工程，连夜开车赶回来，眼窝都是青的。他问大夫：“治，能治成啥样？”大夫说：“最好植物人，机器养着，一天几千块；大概率，撑不过一周。”我哥又问：“不治呢？”大夫说：“撤了机器，几分钟的事。八十三了，你们当儿子的拿主意。”我哥瞅我一眼，我瞅他一眼。他说：“德明，你说。”我说：“哥你说。”他闷了半晌，吐出仨字：“不治了。”我说：“行。”大夫说要不要再叫亲戚商量，我哥摆手：“我妈走了三年，老爷子就我俩儿子，我俩说了算。”签字，前后不到十分钟。老话说“长痛不如短痛”，可这短痛，扎在心口上，也够人喝一壶的。
出了办公室，我坐在走廊塑料椅上，手抖得烟都点不着。我哥坐旁边，抽了两口，忽然把脸埋进巴掌里，肩膀一抽一抽的。我打小没见过他掉泪——我爹拿皮带抽他他不哭，生意赔了本他不哭，我娘走那天他也硬扛着。那天他哭得像个娃。我劝他，自己眼泪也吧嗒吧嗒往下掉。俩大老爷们儿，坐在县医院走廊里，一人一根烟，边抽边哭，护士路过都绕着走。半个钟头后，护士出来说“老爷子走了”。掀开白布，我爹脸色灰灰的，嘴微张着，跟睡着一样。我摸摸他脸，凉了。我哥蹲在地上说：“爸，对不住。”我说：“哥，别这么说。”他说：“我签的字。”我说：“我也签了。”他说：“我是老大。”我说：“咱俩一块儿拍的板。”他不吭声了，又哭了半天。
办丧事那几天，亲戚们七嘴八舌。有的说“做得对，八十三了，不受那罪”，有的说“咋不治呢？万一呢？”我哥不解释，我也不解释。我爹那人，在农机厂当了一辈子车间主任，管一百多号人，嗓门大得能掀房顶，脾气倔得像头驴，走路带风。他要知道自己成了植物人，让人擦屎擦尿，他准得骂娘：“滚犊子，让我走！”可话说回来，签字那晚我一宿没合眼，翻来覆去地想：是不是太急了？该不该再问问省城医院？我哥第二天早上顶着黑眼圈说：“德明，我后悔了。”我说：“后悔啥？”他说：“签太快了，该再商量商量。”我说：“哥，大夫说了，治不好，转院也白搭。咱俩商量八百遍也是这结果。”他说：“可我心里过不去。”我说：“我也过不去，可字都签了，咱俩一块儿扛。”俗话说“兄弟同心，其利断金”，可这金，断的是亲爹的命，心里那杆秤，咋称都沉。
过了年，我哥回省城，临走撂下话：“爸的事别搁心里。”我说没搁。他说：“你搁了，我看得出来。咱俩都搁了，可日子得往前过。爸八十三，走了是白喜事。”他走后，我一个人坐在老房子里，瞅着我爹照片——他爱吃猪头肉，爱喝二锅头，爱下棋，爱骂人。骂我时整栋楼都听得见，那会儿烦他，现在想听也听不着了。上个月碰见老孙，县医院大夫，我的老顾客。他问：“你爸的事咋定的？”我说：“十分钟，不治了。”他一拍大腿：“做得对！我见多了，八九十岁脑干梗死，治到最后人财两空。有家属不甘心，砸五六十万治半年，人还是走了，活着的也累垮了。你别听‘万一’那套，那是给不甘心的人听的。你甘心，难受一阵子；你不甘心，难受一辈子。”我说：“我不后悔，就是难受。”他说：“难受就对了，你爸走了你不难受，你还是人吗？难受归难受，决定归决定。”这话我记下了。
我爹走快一年了。有时晚上关了店门，我坐店里抽烟，还会想起他——骂我的时候，喝二锅头的时候，下棋耍赖的时候。抽完烟，掐灭烟头，收拾东西回家。日子还得过，我五十八了，再过几年也六十。等我到那天，我也跟我儿子说：别治，让我走。我爹八十三走的，没受罪。不受罪，就是福。我爹有福，我以后也有福。这么一想，心里踏实。可话说回来，真到了那天，我儿子能十分钟拍板吗？他拍板的时候，手抖不抖？心颤不颤？这问题，恐怕只有老天爷知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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