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9月，北平中南海，毛泽东、周恩来和各界代表正在讨论新国家的称谓。会议桌上的争论，看似只涉及几个字，实际牵连着政权性质、人民身份和国家制度。一个名称，必须让中国人听得懂，也要经得起历史推敲。

当时被广泛使用的称呼，是“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这个名称并非临时起意。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发布“五一口号”，提出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此后，毛泽东在致各民主党派的电报中，也使用过“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的说法。

1949年6月15日，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第一次会议开幕，毛泽东在讲话中再次使用了这一名称。那时，新中国尚未正式成立，国名仍处在讨论和酝酿阶段。沿用已有称呼，似乎顺理成章。

但建国不是发表一份宣言那么简单。国名要写入共同纲领，成为国家政治生活中的正式称谓。名称是否准确，文字是否简洁，能不能体现人民当家作主的性质，都不能草率决定。

会议上，有人主张继续使用“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认为“民主”二字能够直接表明新政权的性质；有人提出“中华民国”，理由是这一名称在国际交往中已有较长时间的使用基础；还有人考虑过“中华人民民主国”等说法，希望把人民和民主都突出出来。

争论的关键，不在于谁的主张更响亮，而在于词义是否重复、结构是否严谨。就在意见没有完全统一时，清华大学教授张奚若提出了一个简洁的方案：删去“民主”二字，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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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解释说，“人民”本身已经包含了国家属于人民、由人民组成的含义。若在“人民”之后再加上“民主”，概念上容易形成重复，名称也显得拖沓。新国家既然是人民的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足以表达核心性质。

这番话并不复杂，却抓住了问题的要害。名称不是口号堆砌，字数越多，也未必越准确。张奚若的意见提出后，现场的分歧很快收拢。毛泽东表示赞成，会议经过讨论，确定国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

1949年9月27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正式通过了国名、国旗、国歌等事项。“中华人民共和国”由此成为新国家的正式名称，并在10月1日开国大典上向全世界公布。

张奚若能在这场讨论中发挥作用，与他的经历密切相关。他1889年出生于陕西，早年接触新思想，参加过反清活动。辛亥革命前夕，他还曾为革命筹办军火。革命胜利后，他没有停留在情绪性的赞颂上，而是出国学习政治学，希望弄清楚一个国家怎样才能真正建立现代制度。

回国以后，张奚若先后任教于中央大学、清华大学等校，也曾在西南联合大学任教。他关心政治，却不热衷于权势；研究制度，也敢于批评现实。徐志摩曾用“硬”来评价他，这个字并不是说他固执蛮横，而是说他在原则问题上很少随波逐流。

抗战时期，张奚若主张吸收西方经验，但反对不加分析地照搬。他认为，国家建设需要现代知识，更需要独立判断。对文化和政治问题，他常常直截了当地说话，不绕弯子，也不因对方身份而改口。

这种性格在国民参政会期间表现得十分明显。1941年，面对有关财政和物价问题的说法，他公开质疑通货膨胀现象，言辞尖锐，令会场气氛一度紧张。1946年重庆政治协商会议期间，国民党方面曾以党籍问题质疑他作为代表的资格，张奚若随即发表声明，否认自己是国民党员，并认为这种说法是对自己的侮辱。

他还曾当面对蒋介石提出批评，要求其为政治局势负责。这样的言论，在当时并不安全，却说明张奚若并不是只会在课堂上谈理论的教授。他把政治学中的责任、权力和制度，落实到了现实判断之中。

值得一提的是，国歌歌词也曾引发讨论。《义勇军进行曲》中的“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有人认为新中国成立后应当修改。张奚若却主张保留原词，认为国家不能因为形势变化便忘记危机意识。会议经过讨论，决定保留歌词，后来只在演唱时确定了相应规范。

1949年10月1日，张奚若作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参加了开国大典。影像资料中，那位戴眼镜、留短须、身穿西装的知识分子，在人群中一闪而过。他没有站在最醒目的位置，却参与了一个新国家制度名称的确定。

多年后，张奚若仍把大量精力放在教育上。学生们记得的，不只是他的学问，还有他说话时的锋利和不肯敷衍。国名从“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改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删去的只是两个字，留下的却是对国家性质更凝练的表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