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7月10日，晋冀鲁豫野战军进攻定陶城时，排长王克勤负重伤仍坚持指挥。有人劝他撤下阵地，他只说：“先完成任务。”这是他留给战友的最后印象，也是刘伯承后来发出那句评价的背景。
王克勤并非一开始就是坚定的革命战士。1920年，他出生在安徽阜阳一个贫苦佃农家庭。父亲租种薄田，辛苦一年所得大半交了地租，家中常常缺粮。父亲因无力承担债务，又遭地主欺凌，最终病重离世。那一年，王克勤还很年轻，母亲和弟弟也失去了依靠。
1939年7月，十九岁的王克勤被地主、保长强行送去当兵。他曾两次逃回家，却两次遭到毒打，第三次被编入国民党第三十军第二十七师。对他而言，军营不是报国之地，而是逃不出去的牢笼。母亲和弟弟后来外出乞讨、下落不明，最后一点家庭牵挂也断了。
长期的军旅生活磨炼了他的射击和武器使用本领，却没有给他真正的归属感。1942年，他曾被八路军俘虏，部队没有为难他，讲明抗日和民族团结的道理后将他释放。这次经历，他一直记在心里。
1945年10月，邯郸战役结束，国民党第三十军遭到歼击，王克勤再次成为俘虏。这一次，他没有选择领路费回乡，而是要求参加解放军。知恩是原因之一，但还不是全部。他想看看，这支部队究竟为何能让许多穷苦士兵甘愿拼命。
刚入伍时，王克勤对解放军并不完全信服。他嫌部队枪少、弹药不足，也担心这样的装备无法对抗国民党军队的飞机和火炮。连队干部对此很头疼，营教导员武效贤却没有急着训诫他，而是拿出一挺缴获的苏式轻机枪。
王克勤接过机枪，先拆解，再复装，动作十分熟练。随后，他用点射连续命中目标。武效贤当即把枪交给他，同时提出要求：“你会用，还要教会全班。”王克勤回答：“保证完成任务。”这件小事改变了他在连队中的位置，也让干部们看见了一个老兵的价值。
真正的转变发生在诉苦教育中。1945年冬，连队组织战士讲述个人遭遇。有人说起父亲被地主逼死，有人说起全家逃荒。轮到王克勤时，他讲出了童年的饥饿、父亲的死亡和亲人的失散。压在心底多年的痛苦终于爆发，他第一次明白，身边这些战士并非陌生人，而是有着相同苦难的乡亲。
1946年6月，全面内战爆发。王克勤参加兰封、大杨湖等战斗，凭借准确射击和临战判断逐渐成为骨干。1946年10月的巨野战役中，他率一个七人机枪班坚守徐庄。班里多数是新兵，有人只打过几发子弹，王克勤便把他们分成互助小组，边修工事，边教射击和战场动作。
战斗持续一天一夜，敌军多次冲击，飞机、火炮轮番轰炸。王克勤没有把新兵推到最危险的位置，反而亲自带着他们熟悉战场。一名新战士受惊跑出工事，他冲过去将人扑倒，随后教他如何瞄准。这个新兵后来连续击中目标，整个机枪班也守住了阵地。
徐庄战后，王克勤班被授予集体一等功，王克勤升任排长。更重要的是，他总结出的做法被推广开来，形成了思想互助、生活互助、军事技术互助。老兵带新兵，干部关心战士，战友之间互相提醒、互相掩护，复杂来源的人员因此逐步凝成一个整体。
这就是后来广泛开展的“王克勤运动”。它的价值不只在于培养出一个神枪手，更在于把个人本领变成集体战斗力。王克勤曾经是被强征入伍的解放战士，却用实际行动证明，经过教育、信任和战火锻炼，普通士兵同样能够成为部队的核心骨干。
遗憾的是，王克勤没有等到战争结束。1947年7月，身患重病、数日未能正常进食的他，仍主动承担攻城任务。冲至城下时，他被敌方手榴弹击中。负伤后的王克勤没有要求救治，而是催促部队继续进攻，并叮嘱战友团结互助、完成任务。
消息传到前线指挥部，刘伯承悲痛万分，说出了“蒋介石一个旅，也换不来我一个王克勤”。这不是对一名普通排长职务的夸张抬举，而是对其战斗能力、组织能力和精神影响的综合评价。随后，刘伯承、邓小平联名致唁电，决定王克勤所在排保留这一荣誉称号。王克勤牺牲时，年仅二十七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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