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7月，兰州军区机关和甘肃省的干部队伍里，传出一项重要调整：冼恒汉不再担任兰州军区第一政委、第一书记，也不再担任甘肃省革命委员会主任、省委第一书记。
四个职务同时解除，分量自然不轻。可当时给出的处理口径，并不是彻底否定，而是让他“动一动”，离开原来的岗位，另行安排工作。这个安排，后来却没有很快兑现。
冼恒汉是军人出身。1967年以后，他奉命参与甘肃地方工作，同时承担军队和地方两方面的职责。十年间，他长期处在甘肃工作的中心位置，既要处理地方事务，也要面对军区内部和社会层面的复杂局面。
那不是一份轻松的差事。
甘肃许多地方干旱少雨，农业基础薄弱，水利条件更差。六十年代前后，部分地区粮食减产，群众外出寻找粮食的情况较为严重。此前担任甘肃省委第一书记的张仲良，也曾因相关问题受到调整，汪锋接任后，地方局面仍然需要逐步收拾。
冼恒汉到任后，把水利建设摆在比较突出的位置。打井、修渠、建水库，这些事情听起来并不轰轰烈烈，却直接关系到农民能不能把种子种下去，庄稼能不能熬过旱季。
农业工作的成效，往往不会马上显现。到了七十年代中期，甘肃一些地区粮食产量较此前有了明显增长，许多土地逐渐摆脱完全依靠天气的状态，外出逃荒的现象也有所减少。对一个军人干部来说，能够在地方工作中抓住水利和粮食，确实说明他并非只会处理军队事务。
问题出在另一面。
在主持甘肃工作期间，冼恒汉处理过一些容易引发争议的事项。以兰州铁路局有关问题为例，相关工作反复调整，前后处理并不顺畅，矛盾也在过程中不断积累。后来谈到这些问题时，他承认自己负有责任，但也认为其中有执行上级要求的因素，根子还在于对形势和政策的认识。
有人曾当面问他：“这些责任，是否都要由你一个人承担？”
冼恒汉的回答大意是，工作中确实有失误，但许多现象并非个人独有，特殊时期不少干部都经历过类似情况。若完全不接触问题，当然不会留下问题；可一旦承担工作，就难免在判断和处理上出现偏差。
这番话有现实依据，却未必能改变组织处理。干部的责任，既要看当时的环境，也要看造成的影响。尤其在局面复杂、政策变化频繁的年代，执行要求与个人判断往往交织在一起，事后追究时，很难简单分开。
值得一提的是，冼恒汉并没有公开拒绝调动。按照当时的情况，他承认自己在部分工作中造成了影响，也接受离开兰州军区、离开甘肃的安排。可“另行安排”并没有迅速变成新的职务。
离开原岗位后，他没有立即返回部队，也没有马上赴新的工作地点，而是留在北京等待通知。此时，甘肃地方和兰州军区对有关问题展开进一步调查、批评和处理，相关情况甚至见诸报刊。调查越深入，原先准备作出的安排便越难推进。
五年时间，就这样过去了。
这段等待并非普通意义上的休息。名义上，他的职务已经解除，新的岗位却始终没有明确；原有问题没有立即定论，新的工作也无法落实。对一名长期担任重要领导职务的军队干部而言，这种状态比单纯调离更复杂，也更容易形成外界对其经历的不同判断。
1982年，冼恒汉被通知前往兰州，处理遗留问题。时间点颇有意味：兰州军区领导班子正准备调整，杜义德不再担任司令员，肖华也将不再担任政治委员。肖华在调任前仍留任一段时间，冼恒汉积压多年的问题，也在这一阶段得到处理。
经过这次处理，冼恒汉承担了过去应当承担的责任。与一些干部相比，他并不是没有结论，而是结论来得晚了五年。此前那句“另行安排职务”，在现实中变成了长期等待，直到军区领导班子调整前后，才有了较为明确的收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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