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湖南平江刚刚迎来解放，一名衣衫褴褛的妇女带着孩子站在县委门口。她头发凌乱，棉衣破旧，里面的棉絮已经露了出来，看上去与沿街乞讨的人没有区别。可她没有伸手要钱，只反复说，要见县委书记。
门卫见她神色急切，便上前询问：“大姐，有什么事情可以先跟我说。”妇女摇了摇头，只说：“这件东西，必须交给县里的领导。”她怀里的棉衣鼓鼓囊囊，却看不出究竟藏着什么。
不久，时任平江县委书记齐寿良来到门口。妇女没有多作解释，解开棉衣内层的针脚，从夹层里取出一包包裹严实的物品。打开后，众人都愣住了，里面竟是一斤多黄金。
这名妇女叫朱引梅。她交出的并不是私人物品，而是丈夫涂正坤生前保管的革命经费。更让人难以想象的是，这批黄金在她身边藏了整整十年。
涂正坤是湖南平江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大革命失败后，革命形势急转直下，他先后在湘鄂赣地区从事组织和武装工作，曾担任中共湘鄂赣省委组织部长等职务。那段岁月里，许多工作不能留下痕迹，人员往来、经费保管，都关系到队伍能否坚持下去。
抗日战争爆发后，涂正坤参与推动湘鄂赣地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1937年全面抗战开始，国共两党再次合作，原本相互对立的力量共同面对日军侵略。涂正坤后来负责新四军平江留守处的工作，承担着联络、组织和保障等任务。
然而，合作并没有消除内部矛盾。1939年，平江留守处遭到国民党特务袭击，涂正坤及多名干部遇害，这就是后来所称的平江惨案。那时，朱引梅和年仅九个月的儿子就在附近，孩子险些被带走，幸得乡亲机敏相救，才逃过一劫。
丈夫遇害后，朱引梅在整理遗物时，发现了藏在角落中的黄金。她清楚，这不是丈夫的私产，而是留守处尚未使用的经费。局势混乱，敌情未明，她不敢随意交给旁人，只能先缝进自己的棉衣夹层。
从那以后，朱引梅带着孩子四处躲藏。为了避开搜捕，母子曾在山中生活，靠野菜、野果和山泉勉强度日。衣服破了，便找布片补上；没有住处，就在山间找地方过夜。后来形势稍有缓和，她又带着孩子沿途乞讨，同时打听解放军的消息。
最艰难的时候，她完全可以拿出一点黄金换粮食。可她没有这样做，甚至没有把这件事告诉年幼的儿子。对一个长期挨饿、随时可能遭遇危险的母亲来说，这个决定并不轻松，但她始终认为，公家的东西不能拿来维持私人的生活。
在县委门口，她终于把黄金交到齐寿良手中，并说明了来历。有人问她，为什么宁愿带着孩子受苦，也不动用这些金子。朱引梅回答：“这是组织的钱，不能变成我家的钱。丈夫已经不在了，我不能再让他的名声受损。”
这句话并非临时起意。十年颠沛中，她没有把黄金当作活命的依靠，而是把它视为丈夫留下的一项责任。她所寻找的，也不只是某一支队伍，而是一个能够接收这笔经费、证明丈夫没有失职的组织。
新中国成立后，朱引梅带着儿子回到家乡。作为烈士遗属，母子得到一定照顾，但生活并没有因此变得宽裕。她仍靠劳动和抚恤金过日子，儿子涂明涛因幼年长期逃难，身体一直不太好。
1995年前后，母子住在机关宿舍。按照当地规定，若想继续居住，需要购买房屋。一家人拿不出足够的钱，外界还出现了误解，认为他们想凭烈士家属身份长期占用公房。朱引梅听到后十分难过，曾向来访的县领导解释：“我要是贪图公家的东西，当年那一斤多黄金就不会交出来了。”
县里了解情况后，经过研究，为他们解决了部分购房费用。三年后，1998年，朱引梅在平江去世，享年九十岁。她留下的，不是一笔黄金，而是一段从1939年坚持到1949年的漫长寻找。那件缝着黄金的破棉衣，也成为这段往事中最具体的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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