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11月，江苏南通城郊，一间临街的面馆里，刘家昌、黄荣、秦有德和杨金胜围坐在一张旧木桌旁。窗外寒风刮过街巷，屋内却没有多少烟火气，连老板端面的动作，都显得生疏而慌乱。
真正让刘家昌警觉的，并不是面馆的冷清，而是杨金胜的变化。
那天清晨，刘家昌按照约定前往一座破庙。那里是几名地下党员临时碰头的地方，彼此约好，若途中发现有人盯梢，就在庙外老柳树上系一块白布示警。
柳树上没有白布。
可树脚的落叶被踩乱了，灌木边也留下了蹲伏的痕迹。刘家昌没有急着进庙，而是绕到侧面观察。庙门半掩，杨金胜已经站在残破佛像旁，明显比往常来得更早。
“你一路上没发现异常？”刘家昌试探着问。
杨金胜迟疑片刻，回答说：“发现了，我绕路甩掉了他们。”
这句话听起来合情合理，却有个漏洞。既然发现了盯梢，为何没有留下白布？杨金胜解释说，担心示警会引起注意。说完，他低下头，手指不停捻着衣角。
不久，黄荣和秦有德赶到。黄荣随口说了一句：“这回倒是你来得早。”杨金胜脸上的笑意僵了一下，刘家昌却把这处细节记在了心里。
破庙里的商议没有持续太久。黄荣提出在正场镇南面的坡口设伏，杨金胜立刻表示那里太显眼，转而推荐北面柳陂子口。那个地方地势低，便于藏身，却也容易形成退路受阻的局面。
刘家昌没有争论，只是盯着他看了几秒。
在过去，杨金胜很少主动提出意见，更多时候只是听从安排。可这一天，他不仅抢着说话，还连续否定原有方案，仿佛急着把众人的注意力引向某个固定地点。
临近中午，杨金胜提议去村口面馆吃饭。他说那里人少清静，适合几个人边吃边谈。这个建议本身并不奇怪，奇怪的是，他对面馆的位置、周围环境和老板作息都熟悉得过了头。
面馆内只有他们四人。老板从里屋匆忙出来，连招呼都说得磕绊。灶台上的铁锅没有洗净，墙角多出几捆陌生柴禾，桌面还留着几道新划痕。刘家昌看似低头整理衣袖，实际上一直在观察四周。
四碗素面端上来后，问题更加明显。刘家昌碗里的面比其他三碗少了一截，黄荣和秦有德正要开口，杨金胜却抢先按住桌角。
“少一点而已，别坏了规矩。”他说，“吃完还有事。”
这句话看似在打圆场，实际却暴露出他的急迫。平时最计较饭菜分量的人，今天突然变得异常宽厚，像是在催促众人尽快离开，又像是在阻止他们与面馆老板多说一句。
刘家昌心里已有判断，但没有当场揭穿。他从衣襟里取出几张纸币，放在桌面上，说这顿饭由自己来付。杨金胜听见这话，立刻起身去结账，动作快得不像一个普通食客。
就在他走出门帘的一瞬间，刘家昌压低声音说道：“别回头，走后门。”
黄荣和秦有德没有追问。两人一个拿帽子，一个端起空碗，借着洗手的机会离开座位，转入面馆后堂。刘家昌留在原处，故意放慢动作，将几分钟时间硬生生拖了下来。
杨金胜回来时，脸上的笑容仍在，目光却不断扫向门外。他问黄荣二人去了哪里，刘家昌只说在后面洗手。紧接着，街口响起整齐而沉重的脚步声，兵靴踏地，一声接着一声。
杨金胜站起身来，神情终于松弛下来。他没有再掩饰，站在门边等候来人。刘家昌则缓缓整理衣襟，目光越过窗户，确认黄荣和秦有德已经脱身。
敌人闯进面馆时，杨金胜站在一旁，像个与此事毫无关系的人。带队人员叫出刘家昌的名字，声称这次不会让他逃走。刘家昌没有辩解，也没有试图冲撞，只是平静地说：“我没有逃。”
审讯持续了数日。敌人想从他口中逼出联络关系、据点位置和行动安排，但刘家昌始终没有吐露机密。被捕第五天凌晨，他在南通遇害。
黄荣和秦有德脱险后，绕行山路赶回根据地，将破庙、面馆以及杨金胜的反常之处逐一报告。组织随即转移联络点，重新检查行动方案。后来查明，破庙附近确实有设伏安排，若四人当时一同离开面馆，后果难以设想。
杨金胜趁乱逃走，此后多年没有消息。1956年，公安机关根据群众提供的线索查明其藏身处，将他抓获。审理过程中，他承认当年向敌方泄露了联络情况，并供出了面馆接应等细节。
那碗分量不一的面，成了刘家昌判断危险的依据；而他故意留下的几分钟，也为两名同志争取到了生路。南通这段地下斗争的记录，最终落在了烈士牺牲、叛徒归案这两个结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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