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车晚点了四十分钟。

我拖着行李箱从出站口挤出来的时候，天已经擦黑了。兰州站外面的广场上全是人，揽客的、等车的、卖小吃的，声音混在一起，嗡嗡地往耳朵里灌。我掏出手机看了一眼，销售部老周给我订的那家酒店，地图上显示离火车站不到两公里，但导航箭头在屏幕上转了半天，愣是没找准方向。

正低着头划屏幕，胳膊被人轻轻碰了一下。

“小伙子，住店不？”

我抬头，面前站着一个阿姨，五十来岁，短发，穿一件洗得发白的碎花棉袄，手里攥着一串钥匙，钥匙上拴着一块硬纸板，上面用圆珠笔写着“住宿”两个字，字迹歪歪扭扭的。

“不用了，我订好了。”我客气了一句，继续低头看导航。

“订好了也能退嘛，网上那些酒店贵得很，我这儿便宜，三十块钱一晚。”阿姨说话带着明显的甘肃口音，尾音往上扬，听着倒不让人烦，“就在前面巷子里，走过去五分钟，你跟我去看看，不满意你再走嘛。”

三十块。

这个数字让我手指顿了一下。老周给我订的那家快捷酒店，一晚两百三。我这次出差是来催一笔拖了半年的货款，公司最近效益不好，差旅费卡得紧，老周还特意嘱咐我“能省就省”。虽然房费是公司出，但省下来的钱要算在部门成本里，年底考核跟这个挂钩。

“有热水没？”我问。

“有有有，二十四小时热水，独立卫生间，被褥都是新换的。”阿姨见我松了口，立刻上前一步，伸手就要接我的行李箱，“走吧走吧，近得很，你看看又不吃亏。”

我犹豫了两秒，把箱子往自己这边拉了拉。

“那……看看也行。”

阿姨在前面带路，步子快，不像五十多岁的人。我拖着箱子跟在后面，穿过广场边上一条窄巷子，巷子里没有路灯，两边是那种老式的六层居民楼，外墙皮一块一块地往下掉。空气里有股煤炭没烧透的味道。

走了大概三四分钟，阿姨在一栋楼前停下来，掏出钥匙开了单元门，楼道里黑得伸手不见五指，她跺了两脚，声控灯亮了，昏黄的光照出斑驳的水泥台阶。

“几楼？”我问。

“六楼，顶楼，采光好。”

没有电梯。

我提着箱子爬上去的时候，后背已经湿透了。阿姨倒是利索，一路走一路跟我说：“我们这房子虽然旧，但干净，每天都打扫。你先看看房间，不满意对面还有一间……”

到了六楼，她打开右边那扇防盗门，门后面是一个两室一厅的老房子。客厅很小，放着一张折叠桌和两把塑料凳子，靠墙摆了一个老式电视柜。地面是水磨石的，拖得发亮。空气里有一股洗衣粉的味道，淡淡的，倒不难闻。

“就这间。”阿姨推开左边一间卧室的门。

房间不大，一张一米五的床，铺着碎花床单，叠得整整齐齐。床头柜上放着一个暖水壶和一个玻璃杯。窗帘是拉上的，看不见外面。墙角有一台老式空调，外壳已经发黄。

“三十。”阿姨站在门口，手扶着门框，“你要是住两晚，五十就行。”

我放下箱子，走到窗边把窗帘拉开一条缝，外面是铁路，远远的有火车经过，声音不大，闷闷的。路灯的光正好照不到这个窗户。

“行吧。”我掏出钱包，递给她一张五十的，“先住一晚，明天再说。”

阿姨接过钱，从兜里摸出一把零钱，数了二十块递回来。她的手指很粗糙，指节上有裂口，指甲剪得很短。

“水在壶里，热的。卫生间在客厅右边，你去的时候轻点，隔壁住着人。”她交代完，转身往外走，走到门口又停下来，“你饿了没？楼下有个卖牛肉面的，这会儿还开着。”

“我自己解决。”

“那行。”她点了下头，带上房门走了。

我坐在床上试了试，被褥确实干净，还有一股太阳晒过的味道。我拿出手机给老周发了个定位，又给妻子发了条消息报平安，然后去卫生间冲了个澡。热水很足，这点倒是出乎意料。

洗完出来，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火车上坐了六个多小时，腰酸背痛，按理说应该很快就睡着，但心里有事——明天要见的那个欠款方姓杨，是老周以前跑业务认识的，去年从公司拿了四十多万的货，一直拖着不结账。老周说他“人还行，就是爱拖”，让我这次“压一压”。

四十多万，对于公司现在的现金流来说，不是小数目。出发前销售部的晨会上，老板专门点了这个事，说“这个月再收不回来，年底大家都难看”。

我翻了个身，听见隔壁有动静——好像是有人在低声说话，隔着墙听不太清。我看了眼手机，十点二十。正准备强行让自己闭眼，门被轻轻敲了两下。

“睡了吗？”是阿姨的声音。

我起身开了门。她站在门口，手里端着一个搪瓷碗，碗里冒着热气。

“我看你刚才没吃，给你下了一碗面，趁热吃。”

我愣了一下。碗里是清汤挂面，上面卧着一个荷包蛋，撒了点葱花。

“不用不用，我真不饿。”我连忙摆手。

“拿着吧。”她把碗往我手里一塞，“出门在外，吃饱了不想家。”

说完她就转身走了，拖鞋在地板上嗒嗒嗒地响。

我端着那碗面站在门口，有点不知道该怎么办。面很清淡，没什么特别的味道，但热乎乎的，下了肚，身体也跟着暖了。我把空碗拿到厨房去，发现厨房很干净，灶台上只有一个电饭锅和一个炒锅，调料只有盐和醋。冰箱上贴着一张照片，我凑近看了一眼——阿姨和一个男人的合影，背景像是哪个公园，照片已经褪色发黄了。

回到房间，我关了灯，听着窗外偶尔经过的火车声，迷迷糊糊地睡着了。

第二天早上我是被手机闹钟叫醒的。七点。洗漱完出来，阿姨已经在客厅里扫地了，换了一件深色的外套，头发也梳得整整齐齐。

“起这么早？”我问。

“习惯了。”她停下扫把，“你今天是办事还是走？”

“办事，晚上可能还要住一晚。”

“那行，你忙你的。”她继续扫地，“对了，楼下牛肉面七块钱一碗，加肉十块，比火车站便宜。”

我点点头，出了门。

上午去找杨总，果然碰了一鼻子灰。他的办公室在雁滩一个写字楼里，装修得挺气派，前台小姑娘把我领到会议室，倒了杯茶，让我“稍等”。这一等就是四十分钟。

杨总进来的时候满脸堆笑，老远就伸出手来：“哎呀，小李是吧？老周跟我说了，辛苦你跑一趟。”

“杨总客气，我也是来对接一下对账的事。”我开门见山。

他坐下来，翻了翻我递过去的对账单，眉头皱起来：“这个……有几笔我觉得可能有点出入，这样，我让财务先核一下，中午咱们一起吃个饭，边吃边聊。”

午饭是在楼下的一家涮羊肉馆子吃的。杨总带了两个下属，全程聊兰州的风土人情、聊老周的酒量、聊他最近在谈的一个新项目，就是不往货款上聊。我提了两次对账的事，他都拿“不急不急，吃完饭再说”给挡了回来。等吃完饭，他又说“下午有个会，改天再约”——我算是明白了，他压根没打算今天给钱。

从写字楼出来，下午三点多。兰州的天干冷干冷的，风吹在脸上像刀子。我在路边站了一会儿，心里堵得慌。老周说得轻巧，“压一压”，可人家压根不在你这儿上心，你拿什么压？

我在附近转了一圈，找了个打印店，把对账单和合同条款又复印了一份。回到住处的时候已经五点多了，爬到六楼，喘着气推开防盗门，听见客厅里有说话声。

阿姨坐在折叠桌旁边，对面坐着一个年轻姑娘，二十多岁，扎着马尾，穿一件灰扑扑的羽绒服。姑娘面前放着那碗我昨天用过的搪瓷碗，碗里是半碗面汤。

“这是我闺女，小玉。”阿姨站起来给我介绍，“她在西站那边上班，今天回来拿点东西。”

“你好。”我点了个头。

小玉抬头看了我一眼，笑了一下，没说话。她的眼睛红红的，像是刚哭过。我有点尴尬，拎着箱子进了房间，把门虚掩上。隔着门缝，我听见阿姨压低声音在说什么，小玉偶尔回一两句，听不太清。

过了一会儿，小玉敲了敲我的房门。

“大哥，我妈让我问你，今晚还住吗？”

“住。”

“那……三十。”她顿了一下，“我妈去菜市场了，让我收一下。”

我掏出钱包递给她一张五十，她翻了翻口袋，有点不好意思地说：“我找不开，我妈回来再给你找吧。”

“没事，不急。”

她点点头，转身走了。我关上门，坐在床上看手机，老周在微信上问“情况怎么样”，我打了一行字又删了，最后只回了两个字：“在谈。”

七点多的时候，阿姨回来了，提着一袋子菜。小玉已经走了，客厅里只剩下阿姨一个人，她把菜放厨房，过来敲我的门，手里拿着二十块钱。

“这是找你的。”

我接过来。

“小玉这孩子，今天心情不好。”阿姨靠在门框上，像是自言自语，“她谈了个对象，处了三年，年前说要结婚，这两天又说不结了。”

我不知道该接什么话，就“嗯”了一声。

“男方家里条件一般，我本来也不太同意。可她说就认准了那个人，我说那你自己想清楚。”阿姨的声音很轻，“今天回来哭了一鼻子，我也没劝她。自己的路自己走。”

她说完，冲我笑了笑，转身回自己房间去了。

我坐在床边，捏着那二十块钱，突然觉得有点不好意思。昨天我还觉得三十块钱的旅馆简陋，可这个阿姨——她把自己的房子一间一间租出去，一晚收三十，给房客下挂面，把唯一的暖水壶放在客人房间，自己用什么呢？

我悄悄走到客厅看了一眼。电视柜上放着一个旧保温杯，盖子上的漆已经掉了一半。

晚上我请阿姨在楼下吃了碗牛肉面。她推辞了半天，最后还是去了。面端上来，她把自己碗里的牛肉夹了两块给我。

“我吃不了这么多。”她说。

吃面的时候她不太说话，偶尔问我一句“够不够辣”“面硬不硬”。我看着她，忽然想起我妈——我妈也这样，总觉得出门在外的人吃不好。

“阿姨，”我问，“您这房子租了多少年了？”

她想了想：“七八年了吧。老伴走得早，小玉又不在身边，一个人住两间房浪费，就租出去。刚开始是熟人介绍，后来就慢慢有人自己找过来。”

“您不嫌麻烦？”

“有啥麻烦的。”她笑了一声，“有人住着，这屋里才有点人气。”

我没再说什么。面吃完，她执意自己付了钱，说“你是客人”。

第三天上午，我第二次去找杨总。这次我没去他办公室，直接在他公司楼下等着。等到十点半，他从电梯里出来，看见我蹲在大堂，明显愣了一下。

“小李？你怎么……”

“杨总，”我站起来，把对账单递过去，“我不耽误您时间，这上面有几处标注的地方，您看是哪一笔对不上，我当场改。改完了，您给我个准话，这个月底之前能不能结。”

他接过单子，翻了两页，脸色不太好看。旁边前台小姑娘偷偷往这边看。

“这样，你跟我上来。”他说。

这次没在会议室，直接去了他办公室。他关上门，把单子往桌上一放。

“小李，我跟你说实话，”他坐下来，双手交叉放在肚子上，“不是我不想结，是最近确实紧。我外面还有几笔账没收回来，都到年关了，谁都不容易。”

“杨总，我理解。可这笔钱从去年到现在，也快一年了。我们公司也有公司的难处。”

他从抽屉里摸出一盒烟，抽出一根点上，抽了两口，沉默了一会儿。

“这样，我先给你转十五万，剩下的，我下个月十五号之前，一定安排。”他抬起头看着我，“你回去跟老周说，我姓杨的说话算话。”

十五万。我心里盘算了一下，总比空手回去强。

“行。”我掏出手机，“您现在能安排吗？”

他打了两个电话，财务那边磨蹭了半个多小时，十五万到账的时候已经快十二点了。我给他写了个收据，他让财务盖了章。

“那我就先回了，杨总。”

“等一下。”他叫住我，从柜子里拿出一个纸袋子，“这是别人送的两斤百合干，你带回去给老周。”

我没推辞，接过来就出了门。

回到住处，阿姨正在厨房洗菜。我把那二十块钱放在桌上——是那天她找给我的，我一直没用。

“阿姨，这个还您。”

她看了一眼：“你拿着用呗。”

“不用了。”我说，“我下午就走。”

她放下手里的菜，在围裙上擦了擦手：“那我把屋里收拾收拾。”

我回房间收拾行李的时候，小玉来了。她站在客厅里，声音比昨天轻快了一些。

“妈，我跟他讲了，先不急着定，等过完年再说。”

“你想通了就好。”阿姨的声音从厨房传出来。

我拉着箱子走出房间，小玉看见我，打了个招呼：“大哥要走了？”

“嗯，下午的火车。”

“那……路上注意安全。”她说这话的时候笑了笑，眼睛不红了。

阿姨从厨房出来，手里拿着一袋子东西：“给你带了几个白饼，路上吃。兰州的白饼别的地方买不着。”

我推了两下，推不过，只好接了。白饼还热着，隔着塑料袋烫手。

“阿姨，”我站在门口，想了想说，“下回我要是再来兰州出差，还住您这儿。”

她乐了：“那感情好，我还给你下面条。”

我下了楼，走到巷子口，回头看了一下。那栋老楼还是灰扑扑的，六楼的窗户上，晾着一条洗过的床单，在风里鼓起来又瘪下去。

火车上，我把那袋白饼放在座位前面的小桌板上。旁边的乘客看了一眼，问我：“兄弟，这饼哪儿买的？”

“兰州一个阿姨给的，不要钱。”

他愣了一下，笑了。

我靠着椅背，看着窗外的黄土山一座接一座地往后退。手机震了一下，是银行短信——十五万到账。我截了个图发给老周，他秒回了一个竖大拇指的表情。

我关上手机，拿起一个白饼咬了一口。没什么味道，就是面粉本身的香气，越嚼越甜。

火车在黄土坡之间穿行，隧道一个连着一个，明暗交替的光打在车厢地板上。

我想起那个阿姨说的话——“有人住着，这屋里才有点人气。”

她租出去一间房，收三十块钱，给客人下面条、送白饼，把日子过得热热乎乎的。而我来这一趟，催了十五万货款，被杨总当皮球踢了两天，最后靠蹲大堂堵人堵来的钱。这些数字往回走，她那些白饼往前送。

我知道这两件事没什么关系。

可我就是觉得，这趟兰州，我拿走的比带回来的多。

本文为虚构故事，人物、情节和场景均为艺术创作，如有雷同纯属巧合，请勿对号入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