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1月，北京。陈毅躺在病床上，人已经瘦得脱了形。王震来探望，走近床边，陈毅伸出手拽住了他，说话断断续续，提了一个名字：谭余保。陈毅说的是，这个人当年差点要了他的命，现在不要让谭余保受委屈。
王震听着，没有打断他。一个将要走到生命尽头的人，惦记的不是自己身后的评价，也不是还挂在那里的旧账，而是一个在三十多年前把他捆起来、准备杀掉的人，眼下过得怎么样。
要弄明白谭余保为什么会动杀心，得先看他在1937年之前过的是什么日子。1934年秋天，主力红军离开江西，踏上长征路，湘赣边留了一小部分人守着根据地。谭余保是湖南茶陵人，农民出身，跟着队伍上了井冈山，到留守的时候已经是湘赣省苏维埃政府主席。
主力一走，国民党军的“清剿”紧跟着压过来，搜山、烧山、并村，要把这点留下来的人彻底摁灭。更麻烦的是内部接连出事，省委书记陈洪时叛变，政治保卫局局长刘发荣叛变，整个湘赣边的党政军架子几乎垮掉。
谭余保在这种情况下站出来，把散掉的人重新收拢，在棋盘山开会，另立临时省委，自己当书记，定下的方针只有一条：把剩下的人攥住，不散，等着和组织重新接上线的那个日子。
这一等就是两年多。谭余保和中央之间没有电台，没有信使，山外面发生了什么，他几乎全靠猜。他的左眼在战斗中受了伤，视力几乎没有了，看人只能歪着头用右眼盯着。山里叛徒出得太多，他对每一张新面孔都本能地绷着。
更关键的是，派到游击区来传达指示的人，有好几个被他的人当成“叛徒”处理掉了。在这种状态下，一个从山外来的、坐着轿子、还有国民党军官陪着的人，走到他面前说“国共合作了”，他脑子里冒出来的第一个念头不会是相信。
1937年11月，陈毅从吉安动身，目的地是武功山，他此行要找的是谭余保带领的游击队，把中央关于国共合作、南方游击队下山改编的指示传达到位。
进山之后等着的不是握手，陈毅被人反绑起来，一路押向营地，到了棋盘山，头一个迎上来的是肃反委员会主任颜福华，开口就问是不是大叛徒陈毅，问完便下令捆人。
捆绑用的是对付敌特的那套手法，人按得蹲在地上，绑在木桩上，一截竹子卡住喉咙，绳子从脖子上绕过去再捆住双手，身子稍一动，竹筒就往喉咙上顶，陈毅被这个土制刑具折腾得喊出了声，没人搭理他。
当天夜里，省委在隔壁棚子里开会，商量怎么处置陈毅，棚子只隔着一层竹墙，那边说话这边听得见，陈毅听见那头定了要杀他，就在棚子里喊，说杀了我你们要犯大错误，第二天开公审会，十几个人坐在茅棚里，要陈毅交代叛党的经过。
事情卡在一个解不开的疙瘩上：陈毅拿不出能让这些人信服的东西，项英写的介绍信上没有公章，国民党的报纸又登过陈毅投诚的消息，谭余保手下前不久刚吃过冒充联络员的亏，来人上山没几天，国民党军就跟上来清剿，真话和假话看起来一模一样，谭余保分辨不出来。
事情的转机不在陈毅说服了谭余保，而是一个交通员往吉安跑了一趟，谭余保虽然不信陈毅，却也没有马上把人杀掉，他派人下山去核实，交通员到了吉安，找到新四军驻吉安办事处，见到了曾山。
曾山那边确认了陈毅的身份，也确认了国共合作这回事，消息传回山上，谭余保才知道自己绑错了人，他亲自给陈毅松了绑，说自己鲁莽，差点把陈毅杀了，陈毅后来没有把这件事记在心上，他清楚谭余保那三年过的是什么日子，换一个人处在同样的位置上，未必能比谭余保冷静。
谭余保带着游击队下了山，编入新四军，此后他在党内继续任职，建国后做过湖南省委副书记、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中南局常委，也当过全国人大常委，陈毅和他之间，从1937年冬天往后就没有断过联系。
到了1972年，陈毅在病床上提起谭余保的时候，谭余保本人也已经七十出头了。陈毅对王震的嘱托说得很具体，不要让谭余保受委屈。这句话放在他们两个人的关系里看，并不突兀。
谭余保当年要杀陈毅，依据的是他自己在山里三年攒下来的全部经验，那些经验告诉他山外来的人不可信，而陈毅恰好撞在了那个经验上。陈毅后来没有把那笔账算在谭余保头上，因为他知道谭余保的怀疑是因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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