楔子

我叫刘春燕,今年三十四,在镇上开了间小小的理发店。门面不大,两把椅子,一个洗头床,墙上贴着几年前的发型海报,边角都卷起来了。

我这辈子,说长不长,说短也不短。但要是论男人,我处过四个,每一个都同居过。这话搁在咱们这小地方,够人嚼半年的舌头。有人背地里说我脏,说我轻贱,说我这种女人迟早没人要。我不恼,也不想争辩。嘴长在别人脸上,我管不着。

但我今天想把这四个男人,一个一个讲出来。不讲虚的,不装可怜,就实打实说说,他们都是什么人,我们怎么开始的,又怎么散的。

因为我觉得,一个女人这辈子要是能从自己摔过的跟头里看清点什么,那就不算白摔。

第一个男人,叫张铁柱。

第二个,叫李文博。

第三个,叫周大勇。

第四个,叫马德胜。

四个名字,四种命。我刘春燕三十四年的见识,都在里头了。

第一章

张铁柱是我第一个男人,也是我最不想回忆又最忘不掉的一个。

那年我十九,刚从县里职业高中毕业,学的是美容美发,被分到镇上一家理发店当学徒。张铁柱是隔壁修车铺的伙计,二十出头,一米七五的个子,黑,瘦,但胳膊上有肌肉,干活利索。他天天穿着一身沾满机油的工作服,手上洗不掉的黑,可人精神,笑起来露出一口白牙,看着就敞亮。

我们怎么认识的?说起来好笑。我去买烤红薯,他也在,排我前面。他买了两个,转身递给我一个。

"给你,天冷。"

就这一句话,一个热乎乎的烤红薯,我就记住他了。

后来他天天来理发店洗头。那时候我学徒,洗头三块钱一次,他隔天就来一次,洗完也不剪,就坐在那跟我聊天。他说他老家是山里的,出来打工,一个月挣一千二。我说我一个月才六百。他笑着说:"那我养你。"

十九岁的丫头,听见"我养你"三个字,腿都软了。

没两个月,我就搬进了他那间出租屋。在镇子西头,一间平房带个小院,月租八十块。屋里就一张床,一个柜子,墙上贴着一张摩托车海报。他把自己的衣服全塞进柜子底层,把上面留给我挂裙子。我那时候觉得,这男人真疼人。

头半年,是真甜。

他每天早上六点起来,先去巷口买两个包子,一个给我,一个他自己吃。然后去修车铺上班。我中午给他送饭,用个铝饭盒装点炒白菜、米饭,他蹲在修车铺门口吃,吃得满头汗,还冲我笑。

他脾气好,从来不跟我红脸。我那时候脾气爆,动不动就跟他吵,嫌他挣钱少,嫌他衣服臭,嫌他不会说好听的。他每次都笑,说:"燕儿,你消消气,等我以后挣钱多了,你天天吃好的。"

我信了。

可后来,他变了。

不是一下子变的,是慢慢变的。先是开始晚回家,说加班。后来是身上有烟味,有酒味。再后来,我发现了他手机里的消息——一个叫"小芳"的女人,叫他"铁柱哥",发消息说"昨晚好想你"。

我拿着手机问他,他第一反应是抢,抢过去摔在床上,脸涨得通红。

"你翻我手机?"

"你先回答我,这人是谁?"

"一个朋友。"

"什么朋友?"

"你管那么多干啥?"

他越心虚声音越大。我那时候年轻,不懂什么叫"男人的面子",只觉得他做错了还不认。我跟他闹,摔了那个铝饭盒,饭撒了一地。他急了,推了我一把。不重,但我撞在桌角上,胳膊青了一块。

他愣了一下,没道歉,转身摔门走了。

那天晚上他没回来。

第二天早上他回来了,买了个发夹给我,说:"燕儿,别生气了,我错了。"

我看着那个发夹,三块钱一个,地摊货。他以前也给我买过,我那时候觉得珍贵得很。可那天,我突然觉得特别心酸。

不是因为他出轨。是因为他推我那一下。一个男人,不管什么原因,动手推你,就是不对。

可我还是留下了。因为那时候我除了他,什么都没有。没存款,没退路,家里催我回去种地,我不愿意。他是我唯一的"出路"。

后来他收敛了一阵,但没断干净。我能感觉到,他心里有鬼。他开始躲着接电话,开始有借口不回家。我装不知道,心里却一天比一天冷。

真正让我走的,是那年冬天。

我生日,他答应陪我吃顿饭。我提前下班,买了菜,做了四个菜,还买了瓶红酒。结果等到晚上九点,他没回来。打电话,关机。

第二天早上他回来了,满身酒气,头发乱糟糟的,脖子上有个红印子。

"你昨晚在哪?"

"跟朋友喝酒。"

"哪个朋友?"

"你烦不烦?"他瞪我一眼,"我一个大男人,喝个酒还要跟你报备?"

我看着他,突然就不想吵了。不是不生气,是觉得没意思了。这个人,你拿他当命,他拿你当什么?当拴着的气球,想放就放,想拽就拽一下。

我那天没哭。我把他买的发夹从抽屉里翻出来,放在桌上,说:"铁柱,我走了。"

他愣了一下,说:"你又闹什么?"

"不是闹。"

我收拾东西,一个帆布包,几件衣服,没了。他站在那儿看着我,没拦。

走到门口的时候,他喊了一句:"刘春燕,你走了就别回来!"

我没回头。

后来听说他跟那个"小芳"好了一阵,又散了。再后来听说他回了山里老家,娶了个邻村的姑娘,生了儿子。我听到这些的时候,心里没什么波澜。就像听别人家的故事一样。

十九岁的刘春燕,就这样没了。

第二章

离开张铁柱之后,我在镇上理发店继续干。手艺慢慢练出来了,客人也多了。我攒了点钱,换了家大点的店,工资涨到一千五。那时候我二十一岁,正是年轻好看的年纪,来找我洗头的、剪头的男人不少,但我谁都不搭理。被张铁柱伤过一次,我怕了。

李文博就是在那时候出现的。

他跟张铁柱完全不一样。他是镇上小学的老师,戴个眼镜,白净,瘦,说话轻声细语的,像个文化人。他来剪头,我给他围上围布,他跟我说"谢谢"。就这两个字,说得我耳朵都热了。

他每次来都找我,不找别人。剪完头也不急着走,坐在镜子前照半天,说:"春燕,你手艺真好。"

我那时候二十一,被一个斯文男人夸,心里跟猫挠似的。

后来他开始约我。不是直接约,是拐着弯的。路过理发店给我带杯奶茶,下雨天送我一把伞,周末说"春燕,镇上新开了家书店,一起去看看?"

我那时候想,这人看着靠谱。有工作,有文化,说话好听,不像张铁柱那样粗。我妈也催我,说:"找个正经过日子的,别再找那些不三不四的。"

我就答应了。

我们没多久就同居了。他住在学校的教职工宿舍,一间房,带个小阳台。他把自己的书桌腾了一半给我放护肤品,说:"你东西多,我这边让一让。"

头几个月,也还行。他每天下班回来,给我讲学校里的事,哪个学生调皮了,哪个家长不讲理了。我给他做饭,他洗碗。周末我们一起去镇上赶集,买点菜,买点日用品。日子过得平淡,但安稳。

可问题很快就来了。

李文博这人,太闷了。不是那种安静的闷,是那种什么都往心里憋的闷。他心里不痛快的时候,不跟我说,就自己一个人坐着,脸色阴沉沉的。我问怎么了,他说"没事"。可明明有事,我能感觉到。

有一次我晚回来半小时,因为有个客人烫头,多花了时间。他坐在沙发上,脸黑得像锅底。

"怎么才回来?"

"烫头多花了点时间。"

"以后提前说一声。"

"我又不是故意的。"

"我不是怪你,我是担心。"他说这话的时候,眼睛看着别处。

我那时候觉得,他可能是真的担心。可后来我发现,他不是担心,是控制。他不喜欢我晚回来,不喜欢我跟男客人多说话,不喜欢我穿短裙子上班。他不说,但每次都会用那种阴沉沉的脸色告诉我——你不听话了。

最让我受不了的是,他小心眼。

有一次我高中同学来镇上办事,约我吃个饭。就我们俩,同学是女的,叫王丽,关系特别好。他知道了,问我:"男的女的?"

我说女的。

他没说什么,但那天晚上翻来覆去睡不着。第二天早上,他忽然说:"春燕,你那个同学,是不是以前追过你那个谁?"

"哪个谁?"

"就你之前那个,修车的。"

"张铁柱?人家早结婚了,你提他干啥?"

"我就是问问。"

他问了,但没完。后来每次王丽打电话来,他都要问一句"又怎么了"。我去见王丽,他也要问"去多久,几点回来"。

我那时候觉得窒息。

一个男人,不信任你,还装成"关心你"的样子。这种控制,比张铁柱的拳头更让人喘不过气。

我们吵过一次大的。那天他又问我"几点回来",我火了,说:"李文博,你是我男人还是我狱警?我出去吃个饭你都要管?"

他愣住了,眼镜后面的眼睛红了。

"春燕,我不是那个意思。我是……我是怕。"

"怕什么?"

"怕你走了,不回来了。"

他说这话的时候,声音都在抖。我看着他,忽然心软了。他不是坏人,他只是太缺安全感了。可我呢?我一个二十一岁的姑娘,凭什么要活在一个人的不安全感里?

后来我还是走了。不是因为不爱了,是因为我累了。跟他在一起,我得小心翼翼,说话小心,做事小心,连笑都要看他的脸色。这种日子,我过够了。

走的时候他没拦。他坐在床边,眼镜摘了,眼睛红红的,说:"春燕,我改,行不行?"

我看着他,没说话。

有些东西,不是改不改的问题。是他从一开始就没把你当成平等的。他怕你走,所以他控制你。他控制你,所以你更想走。这是个死循环。

我提着包走了。走到楼下,回头看了一眼他的窗户。灯还亮着,窗帘拉着。

我那时候想,也许他真的会改。也许下一个女人能让他改。

但那个女人不是我。

第三章

离开李文博之后,我在镇上又漂了一年。那年我二十二,手艺越来越好,客人认我,老板也器重,工资涨到了两千。我妈在电话里催婚催得紧,说隔壁村谁家的闺女都生二胎了,你连个正经对象都没有,以后怎么办。我说妈你别急,缘分这东西急不来。其实我心里也急,但急有什么用,遇不见对的人,硬凑也是遭罪。

周大勇是在我二十三岁那年出现的。

他是我一个客人介绍的,说是她表哥,在市里开大货,跑长途。第一次见面在镇上一家饭馆,他穿一件皮夹克,头发抹了发蜡,往后梳着,一米八的大个子,往那一坐,挺唬人。说话嗓门大,笑起来哈哈哈的,整个饭馆都能听见。

他第一句话是:"听说你手艺好,以后我头发就归你理了。"

我笑了笑,没接话。

他倒是不怯场,自顾自说起来。说他跑长途,一个月能挣七八千,说他在市里租了房子,说他还单身,之前处过一个,女方嫌他常年不在家,分了。他说这些的时候眼睛直勾勾地看着我,不躲不闪,跟当初张铁柱一个样。

我那时候想,又一个这样的。可他跟张铁柱又不一样。张铁柱是穷,但他舍得给你花。周大勇是有钱,可他更舍得给自己花。

他那天点了四个菜,一瓶白酒,自己喝了大半瓶。临走的时候非要送我回理发店,我说不用,他硬是把我按上他的小轿车——一辆二手的黑色桑塔纳,方向盘套着毛绒套子,中控台上摆着个关公像。

"上车,天黑了,不安全。"他说得理所当然。

我上了车。他开车猛,起步快,转弯不减速,吓得我抓着扶手。他回头冲我笑:"怕啥,哥技术好。"

我们后来就处上了。

他追我追得猛,三天两头往镇上跑,给我买衣服,买化妆品,买金项链。第一次见面送我一盒巧克力,第二次送一束花,第三次直接带我去市里逛商场,给我买了件八百块的大衣。我那时候一个月才挣两千,八百块的大衣穿在身上,走路都觉得飘。

同居是在市里。他租的房子在城北一个老小区,两室一厅,装修还行,就是乱。他一个人住,不会收拾,沙发上堆着衣服,茶几上摆着空酒瓶,厨房里锅碗瓢盆全是油。我第一次去的时候,差点没迈进去。

"你这猪窝。"我说。

他嘿嘿笑:"以后你来了就不一样了,你帮我收拾。"

我真的帮他收拾了。我把衣服叠好放进柜子,把空酒瓶扔了,把厨房刷了三遍,刷到指甲缝都疼。他下班回来,站在门口愣了半天,说:"春燕,这还是我家吗?"

我说:"以后就这样,你要是再弄乱了,我跟你没完。"

他笑着把我搂进怀里。

头两个月,确实好。他跑长途回来,不管多晚,都要先去理发店接我,然后一起回市里。他在家的时候,带我逛街,下馆子,看电影。他花钱大手大脚,请朋友吃饭一请就是一桌,几百块钱的酒说开就开。我劝他省着点,他说:"挣来就是花的,人活一辈子,图个痛快。"

这话听着豪气,可后来我发现,他不是大方,他是没数。

他挣得多,花得更多。跑一个月长途挣七八千,半个月就造光了。信用卡刷爆了,找我借。我那时候手里攒了万把块钱,他开口说"燕儿,哥最近手头紧,先借我三千",我想都没想就转给他了。

后来才知道,他不止借我的,还借他那些跑车的兄弟的,借他表姐的,借他前女友的。他外面欠了一屁股债,我后来才知道。

真正让我寒心的不是钱,是他的人。

他跑长途,一走就是三五天,有时候一周。我在市里一个人待着,做饭没人吃,看电视没人陪,晚上睡觉听着外面的风声,心里空落落的。他打电话回来,三句话离不开"钱"——"燕儿,帮我充个话费""燕儿,我路上要交个过路费,你先转我两百""燕儿,哥们儿吃饭,你转我五百"。

我那时候才发现,他跟我在一起,图的就是这个。

我不是不愿意帮,可他从来没有心疼过我。我给他洗衣服,做饭,收拾屋子,他回来连句"辛苦了"都没有。他躺在沙发上玩手机,我端着菜出来,他说"放那儿吧",眼睛都不抬一下。

有一次我发烧,三十九度,给他打电话。他说:"你先吃点退烧药,我这边还在高速上,下不来。"

我一个人爬起来倒水吃药,烧得迷迷糊糊的,摔在地上磕破了膝盖。第二天他回来了,看见我膝盖上的伤,说:"怎么这么不小心。"

就这一句。没有心疼,没有自责,没有说"以后不在外面跑了,在家陪你"。什么都没有。

我那时候想,张铁柱至少还会给我买个发夹。李文博至少还会说"我怕你走了"。这个周大勇,他连装都懒得装。

后来他外面欠的债越来越多,有人追到出租屋门口要钱。我躲在屋里不敢出声,听见外面拍门,骂骂咧咧的。他回来之后跟没事人一样,说"几个钱的事,过两天就还"。

过两天?过两个月了也没还。

我跟他提过分手,他不同意。不是舍不得我,是舍不得我这个"提款机"。他哭着说"燕儿我对不起你,我改,我以后不跑了,我在市里找个活干",可第二天又不见人影,电话打不通,一走又是一周。

最后一次,我收拾东西走的时候,他终于急了。

"春燕,你别走,我真的改。"

"你改了多少回了?"

"这次是真的。"

"周大勇,你每次都是真的。"

我提着箱子下楼,他在后面追了两步,没再追。我听见他在楼道里骂了一句脏话,然后"砰"的一声摔了门。

后来听说他跑长途出了事,车翻了,人没大事,腿伤了。再后来听说他回了老家,跟他妈一起过。我听到这些的时候,心里什么感觉都没有。不是恨,不是怨,就是什么都没有了。

二十三岁的刘春燕,又没了。

第四章

第三个男人走后,我消沉了很长一段时间。那时候我二十四,在市里换了一家理发店,工资涨到了三千。我妈又打电话来,这次语气变了,带着小心翼翼的试探:"春燕啊,你也不小了,要不……回来吧,妈给你在镇上找个靠谱的。"

我说我不回去。不是赌气,是觉得回去更没脸。在镇上,谁不知道刘春燕处了好几个男人,还都同居过。回去了,指指点点的人更多。

我那时候想,也许我就这样了。一个人过,开理发店,挣点钱,养活自己,老了就老了。

可命运这东西,你不找它,它找你。

马德胜,是我第四个男人。也是最后一个。

他是我一个老客户的哥哥,四十出头,离过婚,带个儿子,儿子跟前妻。他在市里做装修,包点小工程,有手艺,有经验,就是脾气倔,嘴笨。

第一次见面是在他妹妹的理发店里。我去帮忙,他来接他妹妹,穿着一身工装,裤腿上全是白漆点子,手上老茧厚得能刮破纸。他站在门口,看了我一眼,点了下头,说:"你就是春燕吧,我妹老提起你。"

我点点头。

他不像前面三个男人那样会说话。他不会说"我养你",不会送花,不会买金项链。他第一次约我,说的是:"我工地上有个活,缺个做饭的,你要不要来帮忙,一天一百五。"

我差点笑出声。哪有这样约人的?

可后来我还是去了。不是图那一百五,是闲着也是闲着。

工地在城东一个新小区,他带着四五个人干活。我去的时候,他们正吃午饭,蹲在墙根底下,一人捧个饭盒。他看见我来了,赶紧把自己的饭盒盖上,说:"你别看,难看。"

我说看看怎么了。

他打开饭盒,里面是米饭配炒土豆丝,油放多了,看着确实不怎么样。我后来才知道,他每天就吃这个。挣的钱,一部分还债,一部分寄给他儿子当生活费,自己舍不得吃舍不得穿。

我在工地上给他做了半个月饭。每天早起买菜,去工地上做中饭和晚饭。他吃我做的饭,每次都吃两大碗,吃完抹抹嘴说:"好吃。"就两个字,比周大勇那些花言巧语实在一百倍。

我们怎么好上的?没有轰轰烈烈,就是慢慢靠近的。

他干活的时候我在旁边看着,递个工具,递杯水。他中午累了,靠在墙上眯一会儿,我就坐在旁边,不说话。他晚上送我回住处,骑一辆破电动车,后座上垫了个旧棉垫,怕我硌着。

有一天晚上下雨,他送我回去,雨太大,我们躲在一家便利店的屋檐下。他脱下自己的外套披在我身上,自己穿着一件背心,冻得胳膊上起鸡皮疙瘩。我说你穿上,他说我不冷。

可他明明在发抖。

我看着他,突然就觉得鼻子一酸。

这个人,他不会说好听的,不会买东西哄你,不会甜言蜜语。可他把外套脱给你的时候,连犹豫都没有。

后来我们就在一起了。

没多久就同居了。他住在城郊一间平房里,月租两百,屋里简单得可怜——一张床,一个衣柜,一张桌子,一把椅子。他把自己的衣柜腾了一半给我,说:"你衣服多,我这点够用了。"

我那时候已经二十六了。不是十九岁那个傻丫头了。我看人看得准了。

马德胜这个人,有缺点。他脾气倔,认死理,有时候一根筋。他不爱说话,心里有事也不说,就闷着。他挣得不多,装修这行看季节,旺季忙死,淡季没活干,一个月挣的钱有时候还不如我。

可他有一个最大的优点——他真心对你好,不图你什么。

我给他洗衣服,他看见了,说"我自己洗,你别累着"。我做饭,他抢着洗碗。我上夜班回来晚了,他不管多晚都等着,灯亮着,门没锁。

有一次我感冒了,发烧,他请了一天假没去工地,在家守着我。给我煮姜汤,给我量体温,半夜起来摸我的额头。我迷迷糊糊睁开眼,看见他坐在床边,眼睛红红的。

"德胜。"我叫了他一声。

"嗯,我在。"他握住我的手。

就这一下,我眼泪就下来了。不是委屈,是觉得终于有人把你当回事了。

他也有让我生气的时候。他倔,有时候不听劝。他抽烟抽得凶,一天两包,我说你少抽点,对身体不好,他嘴上答应,转头又点上一根。我急了,跟他吵,他也不还嘴,就闷头坐着,等我自己消气。

他前妻的事,我也问过。他说离了三年了,原因是他那时候挣得少,前妻嫌他没本事,跟一个包工头跑了。儿子判给了前妻,他每月寄一千块钱抚养费。

"你恨她吗?"我问。

他摇摇头:"不恨。人往高处走,正常。"

这话听着豁达,可我看见过他喝醉了之后,一个人坐在院子里,看着儿子的照片发呆。他不哭,就那么坐着,一根接一根地抽烟。

我那时候想,这个男人,他心里苦,但他不说。他不是没有伤口,他只是把伤口藏起来了。

我们在一起一年之后,他跟我提了结婚。

不是那种浪漫的求婚。有一天晚上,他洗了脚,坐在床边,忽然说:"春燕,咱俩领个证吧。"

我说好。

就这么简单。没有戒指,没有鲜花,没有单膝跪地。就一个"好"字。

领证那天,他穿了一件新衬衫,是他提前去商场买的,六十八块钱。他说:"领证是大事,得穿新衣服。"

我们从民政局出来,他骑着那辆破电动车带我回出租屋。路上经过一家卖烤红薯的,他停下来买了两个,递给我一个。

"给你,天冷。"

跟十九岁那年张铁柱说的一模一样的话。

可这个烤红薯,比当年那个甜一百倍。

第五章

我跟马德胜结婚之后,日子过得平淡,但也踏实。

他还是干装修,我还是在理发店上班。他挣的钱除了寄给儿子,剩下的都交给我管。他说:"你比我细,你管着,我心里踏实。"

我管钱,一分一厘都记着。他抽烟的毛病我给戒了,不是硬逼,是慢慢减,从一天两包减到一天半包,再到后来偶尔抽一根。他嘴上说戒不了,但看见我皱眉,就自己掐了。

他儿子小名叫虎子,十岁了,上小学四年级。每个月他去看一次,有时候虎子来我们这儿住几天。虎子一开始对我有敌意,不跟我说话,吃饭的时候低着头,我给他夹菜他不动筷子。

马德胜没说什么,也不逼他。

虎子后来接受我,是因为一件事。他来我们这儿过暑假,有天晚上发高烧,四十度。马德胜不在家,去邻市接一个工程了。我一个人带虎子去医院,挂号、抽血、等结果、挂水,折腾了一宿。天亮的时候虎子烧退了,迷迷糊糊地看着我,小声说:"阿姨,你手好凉。"

从那以后,他叫我"春燕姨"。

马德胜回来知道这事,没说什么。晚上他坐在床边,拉着我的手,半天说了句:"春燕,谢谢你。"

就这三个字。可我听得出来,他是真心的。

日子一天一天过。我们后来攒了点钱,在城郊买了套二手房,六十平,两室一厅,首付是我们俩一起凑的。搬进新家的那天,他站在客厅里,转了一圈,说:"春燕,这辈子能跟你过日子,我值了。"

我靠在他肩膀上,没说话。心里想的是——

十九岁那年,我抱着一袋衣服走出张铁柱的出租屋,以为天塌了。

二十一岁的晚上,我提着箱子离开李文博的宿舍,以为自己这辈子就这样了。

二十三岁摔在周大勇的出租屋里,膝盖磕破了,心也磕破了。

二十六岁遇见马德胜,躲在便利店屋檐下,他脱下外套披在我身上,自己冻得发抖。

三十四岁的今天,我坐在自己的家里,灯亮着,锅里温着饭,阳台上晒着衣服,他还在工地上干活没回来。

这就够了。

这就够了。

有人问我后不后悔。我说不后悔。不是因为现在过得好才说不后悔,是因为那些弯路让我知道,什么样的男人不能要,什么样的日子不能过,什么样的人值得珍惜。

张铁柱让我知道,一个男人如果觉得伤害你是理所当然的,那就一文不值。

李文博让我知道,没有安全感的男人会把你勒死,他的"爱"是锁链。

周大勇让我知道,舍得花钱不一定是爱你,也可能是拿钱堵你的嘴。

马德胜让我知道,真正的爱是下雨天把外套脱给你,是自己冻着也不让你淋着。

四个男人,四种活法。

我刘春燕不是什么好女人,也不是什么坏女人。我就是个普通的、犯过错的、摔过跤的女人。我用自己最贵的青春,换来了最值钱的见识。

如果有人跟我一样,走过弯路,别怕。路是弯的,但脚是自己的。只要你还在走,就还能走到该去的地方。

我今年三十四,嫁给了一个离过婚带孩子的装修工。在别人眼里,我大概是高不成低就,是"二手货"配"二手货"。

但我不在乎。

我每天下班回家,推开门,灯是亮的,饭是热的,有个男人坐在沙发上,手里拿着个水杯,回头跟我说一句"回来了"。

这就够了。

这就够了。

第六章

日子过到第三年头上,我和马德胜之间也出了坎。

不是什么大是大非,是钱。说到底,过日子绕不开这两个字。他接的那个邻市工程,干完之后甲方拖着尾款不给,三万多块钱,拖了小半年。那段时间他天天往邻市跑,油钱过路费搭进去不少,回来脸色一天比一天差。

我那时候刚换了家新店,老板娘抠门,说好底薪两千五加提成,结果月底算账七扣八扣,到手才一千八。我俩一个月加起来挣不到五千块,房贷要还一千二,虎子的抚养费一千,水电煤气物业费,加上吃喝拉撒,月底一算,倒欠。

马德胜那段时间话更少了。以前他至少还跟我聊两句,说今天工地上的事,说哪个工人手艺不行,说虎子打电话来考了八十分。那阵子他回来就往沙发上一坐,点根烟,抽完一根又一根,烟灰掉在地上也不扫。

我劝他少抽,他不听。我说要不咱先别跑邻市了,在市里接点小活,哪怕挣得少点,起码天天能回来。他瞪我一眼:"你懂什么?三万多块钱,我跑了半年,说不要就不要了?"

我说我不是说不要,我是说咱先顾眼前。

他没接话,起身去阳台抽烟了。

那天晚上我们没说一句话,各睡各的。第二天早上他出门的时候,我听见他咳嗽,咳得挺厉害。我没起来,装睡。等他走了,我趴在窗户上往下看,他推着那辆电动车出来,发动了三次才打着火。天冷,他没穿外套,就套了件旧毛衣,缩着脖子骑走了。

我鼻子一酸,眼泪掉下来了。

后来那笔尾款还是拿到了,不过不是他要回来的,是他找了几个工友一起去甲方公司门口堵着,堵了三天,对方才给结的。他拿回钱那天回来,往桌上一拍,说:"春燕,钱要回来了。"

我看着他,瘦了一圈,眼窝都陷进去了。我说:"吃饭了吗?"

他说:"吃了。"

可桌上就一碗剩米饭,连口菜都没有。我转身去厨房,给他下了碗面条,卧了两个鸡蛋,端出来。他接过碗,吃着吃着,眼泪掉进碗里。

他没哭出声,就那么低着头,一口一口吃,眼泪吧嗒吧嗒往下掉。

我坐在他对面,没说话。等他吃完了,我把碗接过来,说:"以后别一个人扛了,有事儿跟我说。"

他点点头,没说话。

从那以后,他抽烟少了。不是戒了,是学会了跟我说。

第七章

虎子十一岁那年,出了件事。

他前妻,也就是虎子的妈,要改嫁了,去外地,想把虎子带过去。马德胜接到电话的时候,手都在抖。

"她说什么?"我问。

"她说虎子跟着她去南方,那边学校好,条件也好。"他声音哑了。

"虎子自己愿意吗?"

"不知道。她还没跟虎子说。"

我看着他,知道他心里在翻腾。他嘴上不说,但我了解他。虎子是他命根子,虽然离了婚,虽然儿子判给了前妻,但他每个月去看,逢年过节接过来住,那份父爱一点没少。现在要被人带走,带去千里之外,一年见不了几面,他怎么受得了。

他沉默了两天,第三天早上跟我说:"春燕,我想跟她谈谈。"

"去吧。"

他去了。回来的时候天黑了,进门一句话不说,坐在沙发上,一根接一根抽烟。我给他倒了杯热水放桌上,他没喝。

"谈得怎么样?"我等了很久才问。

"没谈拢。"他苦笑了一下,"她说那边男方有房有车,虎子去了能上好学校,将来考大学都方便。我说我也能挣钱,虎子跟着我也不会差。她说……"他顿了一下,"她说我连套像样的房子都没有,连个正经工作都没有,拿什么跟人家比。"

我听着,心里堵得慌。不是替他委屈,是替虎子委屈。大人的事,凭什么让孩子买单。

"虎子怎么说?"我问。

"虎子不愿意去。"他声音忽然软了,"他说他要留在爸爸身边。"

我松了口气。

后来虎子他妈还是把虎子接走了。不是硬接,是虎子自己改了主意。暑假的时候他妈来接他,带他去南方玩了一趟,回来之后虎子就不一样了。话少了,闷了,有时候一个人坐在阳台上发呆。

我问过他一次:"虎子,你想去你妈那边吗?"

他低着头,半天说了一句:"那边有大海。"

就这一句话,我听懂了。十一岁的孩子,没见过海,他妈带他见了,他心动了。

马德胜也听懂了。他没逼虎子,也没拦。有一天晚上他跟虎子坐在阳台上,爷俩聊了很久。我站在厨房里洗碗,听见马德胜说:"虎子,爸不拦你。你想去就去,那边条件好,对你上学有好处。但是你记住,你爸永远在这儿,你想回来,随时回来。"

虎子哭了。马德胜也哭了。

虎子最后还是去了南方。走的那天,马德胜送他去火车站。我没去,我在理发店上班。回来之后,屋里安静得吓人。虎子的房间空了,床上还摆着他走之前叠好的被子,整整齐齐的。

马德胜坐在客厅里,烟灰缸满了,他还在抽。

我走过去,把烟灰缸拿起来倒了,又给他倒了杯热水。他抬头看我,眼睛红红的,说:"春燕,虎子走了。"

我说:"我知道。"

"他以后就不在了。"

"在的。他放假会回来。"

他点点头,不说话了。

那天晚上他抱着我睡的,像小时候怕黑的孩子一样,胳膊箍得紧紧的。我没动,让他抱着。

后来虎子每个月都会打视频电话回来。马德胜每次接电话都特别开心,笑得眼睛眯成一条缝。虎子说那边学校真大,说海边真好看,说新爸爸对他也还行。马德胜听着,一边笑一边点头,挂了电话之后就坐在那儿发呆。

我知道他想儿子。但他从来不说。

我有时候会偷偷给虎子寄点东西——一箱牛奶,一件棉袄,一双运动鞋。不贵,但够虎子知道,这边还有人惦记他。

第八章

虎子走后的第二年,我三十二。

理发店老板娘又换了套路,说生意不好,要降提成。我干了两年,客人都是冲我来的,她这么一搞,等于是卸磨杀驴。我跟她吵了一架,走人了。

那段时间我闲在家里,心里发慌。不是没钱,是闲不住。我这种人,手一停下来就胡思乱想。马德胜说:"歇歇也好,你这些年也没好好休息过。"

可我歇不住。

后来我在离家不远的一条街上,看中了一间门面。四十平,之前是个卖水果的,不干了,空着。我问了租金,一个月一千八,不贵。我算了一下,手里攒了五万多,够装修、够买设备、够进货。

我跟马德胜说了这个想法。

他听完,沉默了一会儿,说:"你想好了?"

"想好了。"

"行,干。"

就这一个字。没有"你行不行",没有"风险太大",没有"女人开什么店"。就一个"行"字,一个"干"字。

我拿着五万块钱,把那间门面盘了下来。装修是他带着几个工友帮忙干的,没要工钱,就管了几顿饭。我自己刷墙,贴瓷砖,买镜子,买椅子,买洗头床。忙了两个月,店开起来了。

名字就叫"春燕理发店"。

开业那天,没放鞭炮,没摆花篮,就请了几个老客户来捧场。马德胜站在门口,手里拿着个拖把,说:"以后我给你看店。"

我说:"你不是有活干吗?"

他说:"活是干不完的,你这儿更重要。"

我白了他一眼,心里却热乎乎的。

店开起来之后,生意慢慢有了起色。我手艺好,人实在,不宰客,街坊邻居都愿意来。剪个头十五,洗剪吹二十五,烫头八十,染头一百二。价格公道,童叟无欺。半年之后,每个月能挣四五千,赶上旺季能到六千。

马德胜还是干装修,但他现在接活有讲究了——不跑远,就在市里或者周边,能每天回家的。他说:"虎子不在,你一个人我不放心。"

我说我有什么不放心的。

他说:"反正不远走。"

日子就这么过着。平淡,但踏实。

我三十二岁生日那天,他下班回来,手里拎着个塑料袋。我以为又是菜,结果打开一看,是一条围巾。不是什么名牌,就是商场里最普通的羊毛围巾,深红色的,折起来放塑料袋里,连个包装盒都没有。

"生日快乐。"他说。

我拿着围巾,摸了摸,软的。标签还在,我看了眼价格——一百三十八。

他一个月抽烟的钱。

我围上,对着镜子照了照。他站在后面看着我,笑了一下,说:"好看。"

我说:"丑死了。"

他说:"好看。"

那天晚上我戴着那条围巾睡的觉。不是不摘,是舍不得。

第九章

三十三岁那年,出了一件事。

我妈查出来有子宫肌瘤,在县医院做的手术。我赶回去陪了一周,马德胜也去了,请了三天假。他在医院里跑前跑后,挂号、缴费、取药、买饭,比我这个当女儿的还利索。

我妈躺在病床上,看着马德胜忙进忙出,拉着我的手,小声说:"春燕,这个好。"

我说:"我知道。"

"你以前那些……"她欲言又止。

"以前的事别提了,妈。"

她叹了口气,没再说。

出院那天,马德胜开车送我们回去。他开的是后来换的一辆二手面包车,能拉人能拉货。我妈坐在副驾驶上,一路上跟他说东说西,问他装修的行情,问他虎子的事,问他身体怎么样。他一一答着,不急不躁。

到了家门口,我妈下了车,走到车窗前,对他说了一句话。

"德胜,春燕就交给你了。"

他点点头,说:"妈,你放心。"

我妈喊他"德胜",不是"小马上",是"德胜"。这两个字,是认可。

我站在旁边,眼眶发热。

回市里的路上,他开着车,我坐在副驾驶上。车里放着收音机,一首老歌,调子慢悠悠的。他忽然说:"春燕,咱以后要个孩子吧。"

我愣了一下。

我们结婚三年,一直没要。不是不能,是不敢。我年纪摆在那儿,三十三了,头胎算高龄。再说我之前流过两次,身体底子亏,医生说过要养好了再怀。

"你认真的?"我问。

"认真的。"他目视前方,手握着方向盘,"虎子不在身边,咱俩以后老了,得有个伴。"

我没说话。

他接着说:"你要是不愿意,就算了。我就是随口一说。"

"谁说不愿意了。"我看着窗外,眼泪差点掉下来,"我愿意。"

他侧头看了我一眼,笑了。

后来我去医院做了检查,医生说身体条件还行,可以试。我开始吃叶酸,早睡早起,不染发了,不喝酒了。马德胜比我还上心,每天逼我喝牛奶,逼我吃鸡蛋,逼我散步。他自己在工地上干体力活,回来累得腰都直不起来,还陪我在小区里走两圈。

"走,再走一圈。"他拽着我的胳膊。

"走不动了。"

"再走一圈,对孩子好。"

我拗不过他,跟着又走了一圈。

秋天的时候,我查出来怀孕了。

他那天正在刷墙,我打电话给他,说"德胜,我怀了"。他半天没说话,然后电话那头传来"哐当"一声,是梯子倒了。

"德胜!"

"没事没事,我下来了。"他气喘吁吁的,"春燕,你再说一遍。"

"我怀了。"

他"嗷"了一嗓子,在电话那头又蹦又跳。旁边有人问他咋了,他说"我媳妇儿怀孕了",声音大得整个工地都听得见。

我握着电话,笑得眼泪都出来了。

第十章

我怀上孩子之后,马德胜跟变了个人似的。

不抽烟了。一根都没抽过。我把这事记着,后来他真的一根都没碰。

不喝酒了。以前工地上应酬,推不掉,现在直接说"我媳妇儿怀孕了,不能喝",谁劝都不喝。

不上高架子了。装修要爬高,他以前什么活都干,现在只干地面的,爬高的事让年轻工友去。

每天早上起来给我煮鸡蛋,逼我吃。我说吃腻了,他变着花样——煮的、煎的、蒸的、蛋花汤、蛋炒饭。我那段时间看见鸡蛋就想吐,但他逼着吃,说"为了孩子"。

孕吐厉害的时候,半夜吐得翻江倒海。他蹲在马桶旁边,一手端着水杯,一手拍我的背,拍一下说一句"吐出来就好了,吐出来就好了"。我吐完了,他端水让我漱口,拿毛巾给我擦脸,扶我回床上躺好。

有一次我吐完之后哭了。不是难受,是觉得委屈。三十三岁了,头一回怀孩子,身体不受控制,吃啥吐啥,瘦了八斤。他看着我哭,也跟着红了眼圈。

"春燕,要不咱不要了。"他说,"我舍不得你遭这个罪。"

我摇头。

"真的,咱不要了,你身体要紧。"

"要。"我咬着牙说,"我一定要。"

他没再劝。

孕中期的时候好多了,能吃下东西了。我胖了二十斤,脸圆了,腿肿了。他每天晚上给我揉腿,从脚踝往上推,推得我舒服得直哼哼。

"轻点,痒。"

"忍着,消肿呢。"

他手法是跟一个老中医学的,专门问了怎么缓解孕期水肿。一个大男人,四十多岁了,为了给我揉腿,去跟人家学按摩手法。

我生孩子那天,是半夜。羊水破了,他背着我下楼,开车往医院冲。路上他手都在抖,方向盘打歪了两次。到了医院,他背着我去急诊,跑得满头汗。

进了产房,他不让进。他在外面等了四个小时。后来护士出来跟他说"母女平安",他一屁股坐在地上,哭了。

不是哭出声那种,是坐在地上,抱着头,肩膀一耸一耸的。

我生了个女儿,五斤六两。他进来看到我,第一句话是"春燕,你辛苦了"。不是看孩子,是看我。

他走到床边,握住我的手。我手上是输液针,他小心地避开了,就那么握着,握了很久。

女儿小名叫丫丫。大名是他起的,马思燕。

"思燕,想你。"他说,"我天天想你。"

我白了他一眼:"土不土啊。"

他说:"土就土吧,反正想你。"

丫丫满月那天,虎子从南方回来了。他长高了,瘦了,但眉眼还是像马德胜。他抱着丫丫,小心翼翼的,像捧着个宝贝。

"爸,她好小。"

"你小时候比她还小。"

虎子笑了。他现在叫马德胜"爸",不叫"爸爸"了,带着南方口音。他说那边生活挺好的,学校确实不错,新爸爸对他也行,但他还是想回来。

"我想考这边的高中。"他说。

马德胜愣了一下,然后使劲点头:"行,回来考。爸给你攒学费。"

虎子看着我,说:"春燕姨,丫丫真好看。"

我说:"叫姐姐。"

他笑了,喊了一声:"丫丫姐姐。"

那天下午,阳光从窗户照进来,照在丫丫的小脸上。她眯着眼睛,打了个哈欠。马德胜坐在床边,一手抱着丫丫,一手握着我的手。虎子坐在旁边,低头玩手机,嘴角带着笑。

我看着他们三个,忽然觉得,这辈子摔过的那些跟头,都值了。

第十一章

丫丫一岁那年,我妈走了。

是秋天,收玉米的季节。她在地里干活,突然就倒了。村里人发现的时候,人已经不行了。脑出血,医生说送得再快也救不回来。

我接到电话的时候正在给丫丫喂奶,手机响了,是我爸打来的。他从来不给我打电话,打了就没什么好事。我接起来,听见他在那头哭,哭得说不成话。

"春燕……你妈……没了。"

我手里还抱着丫丫,她正叼着奶头,小手攥着我的衣领。我整个人是懵的,耳朵里嗡嗡响,听不清我爸后面说了什么。丫丫感觉到了我的不对劲,抬头看我,黑葡萄一样的眼睛一眨一眨的。

"妈?"

她不会叫"妈妈",只会叫"妈"。这一个字,像根针,扎得我心口疼。

马德胜从外面进来,看见我脸色不对,接过丫丫,问:"怎么了?"

我张了张嘴,没说出话来。他把丫丫递给我,拿起手机,按了回拨。听了一会儿,挂了,转过来看着我。

"走,回去。"

他没多问,回屋给我收拾了件外套,又去拿了丫丫的包,奶粉、尿不湿、换洗衣服,一样一样装进去。我坐在沙发上,怀里抱着丫丫,脑子里一片空白。

一路上我都没哭。他开车,我抱着丫丫坐在后面。丫丫在怀里睡着了,小脸贴在我胸口。我看着窗外飞过去的树,一棵树一棵树的,像走马灯。

到了村里,家门口围了一堆人。我爸坐在门槛上,低着头,烟一根接一根地抽。我走过去,叫了一声"爸",他抬头看我,眼睛肿得像核桃。

"春燕,你妈她……"他没说完,又低下了头。

我进了屋。我妈躺在堂屋的床上,穿着她平时舍不得穿的那件蓝褂子,头发梳得整整齐齐的。村里的大娘们给她擦了脸,换了衣服,看着就跟睡着了一样。

我站在床边,看了很久。

她走得太突然了。前几天还给我打电话,说"春燕,丫丫会叫妈了吧",我说会了,她说"等我有空去市里看你们"。我说你别来了,天热,路远。她说"我坐大巴去,不碍事"。

她没等到那天。

我跪下来,磕了三个头。额头碰在水泥地上,凉的。丫丫被马德胜抱在怀里,看着我磕头,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也不哭,就那么睁着大眼睛看着。

出殡那天,马德胜忙前忙后。他不是我们村的人,但村里人都认识他——我妈活着的时候,他每年都来拜年,提着两瓶酒一箱奶,陪我爸喝两盅。村里人说他"实诚"。

他帮着搭灵棚,帮着搬桌子,帮着招呼来吊唁的人。我爸不会办事,他就替我爸张罗。谁来了,怎么接待,怎么安排饭,他心里有数。

我妈下葬的时候,我终于哭了。哭得站不住,是马德胜架着我下去的。坟在村后的山坡上,挨着我爷爷奶奶。棺材放下去的时候,黄土一铲一铲盖上去,我跪在坟前,哭得撕心裂肺。

丫丫被虎子抱着,站在旁边,不哭也不闹。后来她长大了,问过我:"妈妈,姥姥去哪了?"我说姥姥在天上。她仰着头看天,问:"天上有没有糖?姥姥爱吃糖。"

我妈确实爱吃糖。她一辈子没享过什么福,唯一的嗜好就是吃块水果糖。我小时候给她买过,她舍不得吃,藏在柜子里,等我来了一块一块拿出来给我吃。

"妈,你吃。"

"我不爱吃,你吃。"

她每次都这么说。

第十二章

我妈走后,我爸一个人住在村里。他身体不好,高血压,腿脚也不利索。我劝他来市里跟我们一起住,他不肯。

"我在村里住惯了,去城里不自在。楼上楼下爬不动,出门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

他说的也是实话。他一辈子在村里,种地,养牲口,跟村里人打交道。去了城里,连个厕所怎么冲都不习惯。

但我不放心。

马德胜说:"要不咱在村里盖个房子?"

"盖房子?"我愣了。

"你爸那老房子太破了,下雨漏,冬天冷。咱出钱,在老地基上翻盖一下,让他住得舒服点。"

我看着他,心里说不上什么滋味。我爸不是他亲爸,我妈也不是他亲妈。可他比亲儿子还上心。

"行。"我说,"盖。"

那年冬天,他跑回村里,找人画了图纸,买了砖、水泥、钢筋。开春动工,他每个周末都回去盯着,有时候周中下了工也赶回去。我爸在旁边看着,给他递烟递水,爷俩蹲在工地上,说着话。

新房子盖了三个月,三间大瓦房,带个院子,里外粉刷了,装了铝合金窗户,打了水井,砌了灶台。总共花了六万多。马德胜没跟我商量,自己拿的。他这几年攒了点钱,加上年底的工钱,全砸进去了。

我爸搬进去那天,在院子里转了三圈,摸摸墙,敲敲砖,最后站在堂屋中间,半天说了一句:"好。"

就一个字。但我看见他眼圈红了。

他后来跟邻居说:"我这个女婿,比亲儿子还强。"

这话传到我耳朵里,我没说什么,心里却像被温水泡着,暖洋洋的。

丫丫两岁那年,虎子真的回来了。他妈在南方又生了,没精力管他,加上他自己在那边也不适应,就让他回来了。回来之后在市里上初中,住校,周末回来。

虎子回来之后长高了不少,个子快赶上马德胜了。他还是叫"春燕姨",但语气不一样了,带着少年的生分。十三岁的男孩子,开始变声,说话瓮声瓮气的,不爱搭理人。

马德胜对他好,但方式变了。以前是哄着,现在是管着。管他写作业,管他别打游戏,管他别跟社会上的人混。虎子不听,爷俩吵过好几回。

有一次吵得凶,虎子摔了门跑了。马德胜追出去,追了两条街,在河边找到了。虎子坐在河堤上,马德胜站在后面,喘着粗气。

"你跑什么?"他声音压着。

"你管不着。"

"我是你爸。"

"你是我爸,可你什么都不知道。"虎子回头瞪着他,"你在南方的时候,我妈跟那个男的吵架,摔了东西,我一个人躲在房间里不敢出来。你什么都不知道。"

马德胜愣住了。

虎子接着说:"你以为我愿意去南方?我妈骗我说去玩,去了就不让回来了。我打电话给你,你说'那边好,好好上学'。你根本不知道我过得什么日子。"

马德胜站在那儿,像被抽了一巴掌。

他走过去,坐在虎子旁边。爷俩并排坐着,谁也不说话。过了很久,马德胜开口了。

"虎子,爸对不住你。"

虎子没说话,眼泪掉下来了。

"爸那时候顾不上你。不是不想管,是没本事。你妈要走,我拦不住。你去了那边,我鞭长莫及。你打电话来,我说那些话,是怕你难受,也是怕我自己难受。"

他声音哑了。

"爸没本事,让你受了委屈。"

虎子哭出声来。不是小声哭,是那种憋了很久的、撕心裂肺的哭。马德胜搂住他的头,爷俩抱在一起,在河堤上坐了很久。

我后来知道这件事,是马德胜回来跟我说的。他说完,低着头,半天没吭声。

"春燕,我这辈子最对不起的人,就是虎子。"

我说:"现在补还来得及。"

他点点头。

从那以后,他对虎子不一样了。不是管着,是陪着。虎子写作业,他坐在旁边看报纸,不说话。虎子打球,他去看。虎子考试考差了,他不骂,问"哪道题不会,爸给你找人补"。

虎子慢慢变了。话多了,笑了,周末回来主动帮忙干活。有天晚上他叫我"妈",叫完自己脸红了。

我没红脸,说:"叫了就别改了。"

他"嗯"了一声,跑回屋了。

第十三章

丫丫三岁上幼儿园,我三十五。

理发店生意稳定了,雇了一个小姑娘帮忙洗头,我主要做剪发和烫染。马德胜的装修队慢慢做起来了,从一个人单干变成了带三五个人的小包工头。活多了,钱也多了,但人也更累了。

他四十三岁那年,腰出了毛病。

是干装修落下的职业病。常年弯腰,搬重物,腰椎间盘突出了。一开始是疼,忍忍就过去了。后来疼得直不起腰,去医院拍片子,医生说突出严重,得做手术。

手术费要三万多。

我们那时候手里有点积蓄,但不够。这几年盖房子、养孩子、供虎子上学,钱像水一样流出去。三万多不是拿不出来,但拿出来了就紧巴巴的。

马德胜说:"不做手术,保守治,贴膏药,做理疗。"

我说:"做手术。"

"太贵了。"

"贵也得做。你才四十三,腰坏了以后怎么干活?怎么带孩子?"

他拗不过我,做了手术。术后躺了三个月,我一个人撑着理发店,还要照顾他,还要接丫丫放学。那三个月是我这辈子最累的时候,每天只睡四五个小时,瘦了十五斤。

但他恢复得不错。三个月后下地走路,半年后基本正常,就是不能干重活了。他后来把装修队的重活都交给别人,自己管管协调、买料、算账,轻省了不少。

也是从那时候起,他开始琢磨着转行。

"春燕,装修这行我干不了几年了。腰不行,体力也不行。得想想以后干啥。"

"你想干啥?"

他想了想,说:"我想开个五金店。"

"五金店?"

"对。我在这一行干了十几年,认识的人多,进货渠道也有。开个五金店,卖点螺丝钉、电线、水管、灯泡什么的,投资不大,利润还行。主要是不用弯腰了。"

他做事有股子韧劲。想好了就干。租了间门面,在建材市场边上,四十平。进了第一批货,摆上货架,挂上招牌——"德胜五金店"。

开业那天,虎子帮他搬货,我带着丫丫去捧场。他穿着一件干净的工作服,站在门口,笑得跟孩子似的。

"春燕,以后这就是我的阵地了。"

我说:"好好干。"

五金店生意慢慢起来了。他这人实在,卖东西不坑人,该赚一分赚一分,不该赚的绝不赚。附近工地上的工人、装修队的师傅都来他这儿买东西,图个便宜、靠谱。一年下来,除去房租水电,能挣个五六万。加上我理发店的收入,日子比以前宽裕了不少。

丫丫上小学了,虎子上高中了。虎子成绩一般,但人踏实,马德胜没逼他考什么好大学,说"尽力就行,考不上就学门手艺,跟你爸一样,凭本事吃饭"。

虎子说:"爸,我想考警校。"

马德胜愣了一下,然后笑了:"行,考警校好。"

第十四章

我三十八岁那年,遇到了一件事,让我重新审视了自己这半辈子。

是同学聚会。我那个高中同学王丽组织的,好多年没见了,突然在群里吆喝,说聚一聚。我本来不想去,马德胜说:"去吧,老同学见见。"

我去了。

一屋子人,男男女女二十几个。有的发了福,有的秃了顶,有的还跟当年一样。大家坐在一起吃饭,喝酒,聊当年。聊着聊着就聊到了现在——谁嫁了谁,谁离了婚,谁发了财,谁还在打工。

有人问起我。

"春燕,你现在咋样?"

我说挺好的,开了个理发店,孩子都上小学了。

"你老公干啥的?"

"做点小生意。"

"哪个学校的?"

我愣了一下,说:"没上过大学,以前干装修的。"

桌上安静了一秒。然后有人说:"哦,装修啊,也挺好,现在装修挣钱。"

语气里带着点什么,我听得出来。不是恶意,是一种居高临下的"理解"。

后来聊到收入,有人随口问了句:"春燕,你们一年能挣多少?"

我没说具体数,说"够花"。

有人笑了,说:"春燕还是老样子,不爱说。"

那顿饭我吃得不舒服。不是因为谁说了什么难听的话,是因为那种氛围——那种"我过得比你好"的暗流,那种不动声色的比较。当年班里学习最好的那个女同学,现在嫁了个当官的,住市里的大房子,开着宝马,全程说话轻声细语的,但每一句都带着优越感。

"春燕,你那个理发店在哪个位置?有空我去照顾生意。"

"好啊,随时来。"

我知道她不会来。

散场之后,我一个人走在街上,心里堵得慌。不是嫉妒,是委屈。我委屈什么?我自己也说不清。也许是为自己委屈——三十八岁了,没上过大学,没出过国,没住过大房子,没开过好车。这辈子最大的成就就是开了间四十平米的理发店,嫁了个装修工,生了个女儿。

我打车回家,马德胜在楼下等着。他现在不开五金店的时候就在家看店,顺便接丫丫放学。看见我下车,他走过来,问:"喝多了没?"

"没喝多少。"

"那走,回家吃饭,丫丫等着呢。"

他接过我的包,我们并肩往家走。路灯把两个人的影子拉得长长的。他走得不快,迁就我的步子。

"今天同学聚会怎么样?"他问。

"还行。"

"见着谁了?"

"都见了。有的当官了,有的发财了。"

他没接话,走了一段才说:"春燕,你跟他们不一样。"

"怎么不一样?"

"他们走的是大路,你走的是小路。大路宽敞,但人挤人。小路不好走,但风景是你自己的。"

我看着他,忽然笑了。

"马德胜,你什么时候学会说这种话了?"

他挠挠头,不好意思地笑:"我看电视学的。"

我挽住他的胳膊,靠在他肩膀上。路灯暖黄的光照在我们身上,影子叠在一起,分不清谁是谁的。

回到家,丫丫跑过来抱住我的腿,喊"妈妈"。虎子在屋里写作业,听见我回来,喊了一声"妈,吃饭了没"。

饭桌上摆着四个菜,都是马德胜做的——红烧肉、炒青菜、番茄蛋汤、凉拌黄瓜。家常菜,不精致,但热乎。

我坐在桌前,看着这一桌子菜,看着丫丫扒饭的样子,看着虎子低头扒拉手机被马德胜瞪了一眼,看着马德胜给我盛汤,手背上那道当年干活留下的疤。

我突然觉得,那些同学聚会上的比较、那些暗流涌动的优越感,都算个屁。

我有我的日子,我的家,我的人。

这就够了。

这就够了。

第十五章

丫丫十岁那年,虎子考上了警校。

录取通知书寄到家那天,马德胜拿着那个信封,手都在抖。他翻来覆去看了三遍,确认是真的,然后给虎子他妈打了个电话。

"虎子考上了,警校。"

电话那头说了什么,我不知道。但马德胜挂了电话之后,笑得合不拢嘴。

他请了半天假,买了两挂鞭炮,在五金店门口放了。路过的人问咋了,他说"我儿子考上警校了"。声音大得整条街都听得见。

虎子站在旁边,脸红红的,说:"爸,低调点。"

"低调什么?我儿子出息了。"

虎子走的那天,马德胜去送他。火车站,虎子背着包,穿着新买的T恤。马德胜拍了拍他的肩膀,说:"到了好好学,别给爸丢人。"

虎子点点头,说:"爸,你腰不好,别太累了。五金店能开就开,开不了就关了,我以后挣钱养你。"

马德胜愣了一下,然后笑了,笑得眼角的皱纹都挤在一起。

"好,爸等着。"

虎子走了。马德胜站在火车站广场上,一直看着火车开走,直到看不见了才转身。他走回来的时候,我看见他眼圈红了,但没哭。

"德胜。"

"嗯。"

"虎子长大了。"

"嗯,长大了。"

丫丫上初中之后,学习挺好,不像我,不像马德胜,像谁呢?像我妈。我妈当年是村里少有的高中生,可惜没考成大学,嫁了人就围着锅台转。丫丫聪明,数学好,语文也好,老师说有希望考重点高中。

我每天晚上陪她写作业。她坐书桌前,我坐旁边,手里织着毛衣或者看着手机。她有不会的题问我,我多半不会,就让她问马德胜。马德胜也不会,但他会拿手机查,查完给她讲。讲得磕磕巴巴的,但丫丫听得进去。

"爸,你讲得比老师还清楚。"丫丫说。

马德胜嘿嘿笑。

我看着他们父女俩,心里暖。

五金店开了六年,马德胜四十九岁那年,决定关了。不是不挣钱了,是太累了。每天早起开门,晚上下货,搬箱子,算账,一天站十几个小时。他腰又犯了,疼得厉害,吃了止疼药才能睡着。

"关了吧。"我说。

"再干两年。"

"不干了。钱是挣不完的,身体要紧。"

他犹豫了很久,最后点了头。

关店那天,他把剩下的货清了,货架拆了,招牌摘了。空荡荡的屋子里,他站了一会儿,拍了拍墙。

"六年了。"他说。

"六年了。"

他回头看我,笑了笑:"春燕,我退休了。"

我说:"你才四十九,退什么休。"

"不干了,享清福。"

他后来没再干别的。每天早上起来买菜,回来做饭,送丫丫上学,然后去公园遛弯,跟一帮老头下象棋。下午接丫丫,回家做饭。日子慢下来了,人也精神了。

我理发店还在开,雇了两个小姑娘,我主要管管,偶尔上手。收入少了点,但够花。我们没大富大贵,但日子过得从容。

丫丫上高中那年,虎子警校毕业,分到了市里当警察。他第一次领工资,给马德胜买了件羽绒服,给我买了条丝巾。马德胜穿上那件羽绒服,在镜子前照了半天,说:"我儿子买的,一千多呢。"

逢人就说。

第十六章

我今年四十二了。

丫丫十六,上高二,个子窜到了一米六五,眉眼像我,性格像她爸,倔。虎子二十四,当了两年警察了,谈了个对象,是同事,姑娘挺好,家里条件也不错。马德胜五十一,头发白了一半,腰还是不好,但精神头足,每天乐呵呵的。

我有时候会想起以前的那些事。想起张铁柱,想起李文博,想起周大勇。不是惦记,是回想。像翻一本旧相册,翻到那些泛黄的照片,看一眼,合上。

张铁柱后来怎么样了?听说他老婆跟他离了,他一个人回了山里,在镇上开了个修车铺。听说他戒了酒,人老实了不少。

李文博还在镇上小学当老师,听说一直没结婚,一个人过。不知道是不是还在用那种阴沉沉的脸色控制别人,还是终于学会了放手。

周大勇?没再听过消息。也许还在跑长途,也许出了什么事,也许在某个地方重新开始。我不知道,也不想知道。

他们都是我生命里的过客。有的短,有的长,有的疼,有的苦。但没有他们,就没有今天的刘春燕。

我有时候会想,如果当初我没离开张铁柱,现在会怎样?也许还在那个破出租屋里,每天为了几块钱吵架,他喝完酒摔东西,我抱着被子在沙发上坐一宿。

如果当初我忍了李文博,现在会怎样?也许已经嫁了,生了一两个孩子,每天活在那个人的控制里,小心翼翼,连笑都要看脸色。

如果当初我没发现周大勇的事,或者发现了但忍了,现在会怎样?也许还在那个两居室里,他外面花天酒地,我假装不知道,逢年过节他买个包哄一哄,我就当这事没发生过。

但我没走那些路。

我走了很多弯路,摔了很多跤,碰得头破血流,才走到今天。

今天我坐在自己的理发店里,门口挂着"春燕理发店"的招牌,已经挂了十年了。店里暖和,洗头床的水温刚好,镜子擦得锃亮。外面下着雨,马德胜打着伞来送午饭,手里提着保温盒。

"今天做的排骨汤,你尝尝。"

他打开保温盒,香味飘出来。我接过筷子,喝了一口汤,热的,鲜的。

"好喝吗?"

"好喝。"

他坐在旁边等我吃完,手里拿着手机,翻着虎子发的朋友圈。虎子昨天发了张照片,穿着警服,站得笔直。马德胜翻来覆去看了好几遍,嘴角压不下去。

"你爸今天怎么样?"我问。

"还行,昨天我给他打电话,他说腿疼,我让他去镇上看看,他不去。"

"回头我给他买点膏药寄回去。"

"好。"

雨还在下。店里暖黄的灯光照着我们两个人。我吃着排骨汤,他看着手机,外面雨声沙沙的。

我忽然想起十九岁那年,张铁柱递给我那个烤红薯,说"给你,天冷"。那时候我觉得那就是全世界最好的东西。后来我才知道,比烤红薯更好的,是有人在你四十二岁的时候,冒着雨给你送一碗排骨汤,坐在旁边看你吃完,然后说一句"明天想吃什么,我给你做"。

我刘春燕这辈子,处过四个男人,同居过三次。在别人眼里,我大概是个不检点的女人。但我不在乎。

我用自己的青春,换来了最值钱的见识。我用自己的弯路,走到了最对的人身边。

如果有人问我,后不后悔。

我说不后悔。

路是弯的,脚是自己的。只要你还在走,就还能走到该去的地方。

我今年四十二,嫁给了一个装修工,开了间理发店,养了一双儿女,守着一个家。

这就够了。

这就够了。

第十七章

丫丫上高三那年,我四十三。家里气氛跟往年不一样了,绷着一根弦。她每天早上六点出门,晚上十点回来,书包里塞满卷子,眼睛底下挂着青黑。马德胜心疼,每天早上变着花样给她做早饭——煎饺、鸡蛋饼、小米粥配咸菜、偶尔煮碗馊面疙瘩汤丫丫说好吃,他就记下了,隔三差五做一回。

我那时候理发店已经交给两个小姑娘打理了,我基本不怎么上手,在店里管管账、接接老客户。闲下来的时间多了,心里反而空落落的。四十多岁的女人,孩子大了,男人也稳了,日子忽然就没了奔头。

有一天我翻衣柜,翻出一条裙子。是二十多岁的时候买的,碎花的,腰身收得紧。我拿起来比了比,塞不进去了。肚子上那圈肉,是生丫丫留下来的,这么多年就没下去过。我站在镜子前看了看自己——头发染了黑色,但还是藏不住根部的白。眼角有皱纹了,笑起来鱼尾纹像扇子一样散开。

我忽然有点慌。

不是怕老。是怕自己就这么老了,还没活够呢。

马德胜推门进来,看见我拿着裙子发呆,问:"怎么了?"

"穿不上了。"

他看了看那条裙子,又看了看我,说:"那就不穿了,又不是没衣服穿。"

"马德胜,我是不是老了?"

他愣了一下,走过来,接过那条裙子挂在衣柜里,然后转过来看着我。

"老了。"

我瞪他一眼。

他笑了:"老了怎么了?我也老了。你看看我,头发白了一半,腰弯不下去,爬个楼梯喘半天。咱俩一起老的,谁也别嫌谁。"

他说得轻描淡写的,但我知道他也在意。他以前能扛一百斤水泥上三楼,现在提袋米都费劲。他以前一天干十个小时不喊累,现在站久了就腰疼。他不说,但我看得见。

那天晚上我躺在被窝里,他背对着我,呼吸平稳。我伸手摸了摸他的后背,摸到一道一道的疤——干活的时候被铁皮划的,被钢筋烫的,被水泥烧的。他身上的疤比我多。

"德胜。"

"嗯。"

"咱俩这辈子,值不值?"

他翻过身来,黑暗中看不清他的脸,但能感觉到他在看我。

"值。"他说,"怎么不值。有儿有女,有店有房,老婆还在身边。我马德胜这辈子,赚大了。"

我鼻子一酸,往他怀里钻了钻。他搂住我,手搭在我后背上,轻轻地拍。

"睡吧。"他说。

"嗯。"

第十八章

丫丫高考那年,出了一件事。

不是丫丫的事,是虎子的事。

他当警察两年多,一直在基层派出所。那年夏天,出了一起纠纷,双方动手,虎子去现场处置。对方喝了酒,情绪激动,推搡中虎子被绊倒了,头磕在路牙子上,缝了七针。

我接到电话的时候正在店里算账,手一抖,笔掉在地上。

马德胜那天在公园下棋,手机没听见。我打了他三遍他才接,声音还带着下棋的兴奋:"春燕,我刚才吃了老刘一个车——"

"虎子出事了。"

他那边安静了。

"在医院,缝了七针,不严重。"

"哪个医院?"

"市第一人民医院,急诊外科。"

他挂了电话就往医院赶。我锁了店门也往那边跑。到了医院,虎子坐在病床上,头上缠着纱布,像个木乃伊。他看见我们来了,还笑,说:"没事,皮外伤。"

马德胜站在床边,看着虎子头上的纱布,手攥成拳头,指节发白。

"谁干的?"他声音压着。

"一个喝多了的,已经处理了。"

"处理了?怎么处理的?"

"爸,这是工作,你别管。"

马德胜没说话。他走到床边,伸手摸了摸虎子头上的纱布,手在抖。

"疼不疼?"

"不疼,打了麻药的。"

"你妈知道了吗?"

"没告诉她。别让她担心。"

马德胜点点头,在床边坐下来。那天晚上他没走,在医院的椅子上坐了一宿。我劝他回去,他说不放心。我陪着他,爷俩一人一把椅子,在急诊走廊里坐到天亮。

第二天虎子出院,马德胜全程跟在后面,像护着个宝贝。虎子说"爸,我能走",他还是扶着。

从那以后,马德胜变得有点奇怪。他开始关注新闻里警察的事,看到哪里出警出事的报道就紧张。虎子打电话来,他问的第一句话从"吃了吗"变成了"今天平安吗"。

他不说,但我知道他怕。他这辈子失去过一次儿子——虎子去南方那几年,他嘴上不说,心里跟刀割一样。现在虎子当了警察,天天跟危险打交道,他那个心又悬起来了。

有一天晚上他喝了两口酒,跟我说:"春燕,我有时候想,让虎子换个活干吧。这警察太危险了。"

我说:"你跟虎子说了吗?"

"没说。"

"为啥不说?"

"他喜欢。他从小就崇拜警察,现在干上了,不能让他觉得他爸拖他后腿。"

他低着头,手指搓着酒杯。

"我就是……怕。"

我走过去,坐在他旁边,握住他的手。他的手粗糙,茧子厚,骨节粗大,但暖的。

"德胜,虎子有虎子的命。你拦不住。"

他点点头,没说话。

后来虎子那个案子处理完了,对方赔了医药费,道了歉。虎子休息了一周就回单位了。马德胜没再提让他换工作的事。但他开始每天给虎子发一条消息,就四个字——"平安到家?"

虎子每次都回:"到了,放心。"

雷打不动。

第十九章

丫丫高考考了五百八十多分,超了一本线四十多分。填志愿的时候她问我们意见。

"你们想让我学什么?"

我说你自己喜欢什么就学什么。

她说想学医。

马德胜愣了一下:"学医?那得读好多年啊。"

"我知道,八年制,本硕博连读。"

"太苦了。"

"我不怕苦。"

马德胜看看我,我看看他。最后他说:"行,你喜欢就报。"

丫丫报了省医科大学,录取了。去学校报到那天,马德胜开着他那辆面包车,装了丫丫的行李——两个箱子,一个书包,一床被子。我坐在副驾驶上,丫丫坐后面。

到了学校,人多得跟赶集似的。马德胜帮丫丫搬行李上楼,六楼,没电梯。他扛着一个箱子,爬了两层就喘,我让他歇歇,他说不用。爬到六楼,他满头大汗,腰弯着直不起来。

丫丫说:"爸,你没事吧?"

"没事,歇会儿就好。"

他坐在楼梯上,揉着腰,脸色发白。我看着他,心里一酸。他真的老了。以前扛一百斤水泥上三楼跟玩似的,现在扛个二十斤的箱子爬六楼就喘成这样。

丫丫站在一旁,眼眶红了。

"爸,以后别扛了,等我放假回来帮你干。"

马德胜摆摆手:"你念你的书,这些事不用你管。"

安顿好丫丫,我们离开学校。马德胜开车,我坐在旁边。出了校门,他忽然说了一句:"春燕,丫丫长大了。"

"嗯,长大了。"

"时间真快。"

他声音里带着点什么,不是难过,是那种送孩子远行的父亲特有的怅然。我看着他,发现他眼角有泪光。

"想哭就哭。"我说。

他吸了吸鼻子:"没哭。"

"眼圈都红了。"

"风吹的。"

我转头看窗外,没再说话。风把车窗外的树叶吹得哗哗响,阳光很好,照在马德胜花白的头发上。

第二十章

丫丫走后,家里一下子空了。

两个孩子都不在家了。虎子在单位住,周末偶尔回来。丫丫在学校,一个月回来一次。我和马德胜两个人守着一套六十平米的房子,安静得能听见钟表的滴答声。

他退休之后更闲了,每天除了买菜做饭就是下棋遛弯。我理发店虽然不怎么上手了,但还得去店里看看。两个小姑娘干活还算靠谱,但有些老客户点名要我剪,我推不掉。

有一天我回店里,发现门口贴了张告示——"本路段因旧城改造,将于下月拆除"。

我愣住了。

"春燕理发店"开了十年,从一间空门面变成现在这个样子,镜子换了两块,椅子换了三把,洗头床换了一个,墙刷了四次。这里面的每一寸都是我亲手弄的。现在要拆了。

我给房东打电话,房东说:"春燕,不是我要涨你房租,是整条街都要拆,建商业综合体。你找别的地方吧。"

我站在店门口,看着那块招牌,心里空落落的。

马德胜知道之后,没说太多,就问了一句:"你还想开吗?"

"想。"

"那就找地方,再开一家。"

他陪我找了一个月,在另一条街上找到了一间门面。比之前的大,六十平,租金也贵,一个月三千五。他算了算账,说:"开吧,你那些老客户会跟着过来的。"

新店装修了一个月。他没再自己干,找了装修队,花了两万多。我心疼钱,他说:"最后一次了,好好弄。"

新店开张那天,我挂上招牌——还是"春燕理发店",只是字号比之前大了一圈。老客户们果然跟过来了,开业头三天,忙得脚不沾地。

我站在新店里,看着镜子里的自己。四十四岁,头发黑得不太自然了,脸上斑也多了。但眼睛还是亮的。

马德胜在门口帮我挂了个风铃,风吹过来叮当响。他说:"跟以前一样。"

我说:"跟以前一样。"

第二十一章

虎子二十六岁那年结婚了。

女方就是他同事,叫林小雨,个子不高,圆脸,笑起来有两个酒窝,人爽快,一口一个"叔"叫马德胜,一口一个"姨"叫我。她家里条件不错,爸妈都是市里公务员,就这一个女儿,疼得跟眼珠子似的。

结婚前她爸妈请我们吃饭,在市里一家挺上档次的饭店。她爸是那种典型的机关干部,说话慢条斯理的,但透着客气。她妈倒是直爽,拉着我的手说:"春燕啊,我们小雨能找到虎子这样的,我们放心。"

我听着这话,心里有点不是滋味。不是人家说得不好,是人家说得"太好了"——好到让我觉得,他们是在"下嫁"。

马德胜坐在旁边,不动声色,该吃吃该喝喝,话不多,但该敬酒的时候一杯不落。

回来的路上,我说:"人家是不是觉得咱配不上?"

他开着车,想了想说:"可能吧。"

"你不在乎?"

"在乎什么?虎子人好,工作稳定,对小雨也好。这是过日子,不是比家底。"

婚礼办得挺热闹。虎子穿警服当新郎,英俊挺拔。小雨穿白纱,笑得眼睛都眯起来了。马德胜坐在主桌上,腰板挺得直直的,脸上笑开了花。我坐在旁边,看着他,忽然想起他当年在工地上灰头土脸的样子,想起他第一次见我妈的时候紧张得手都不知道往哪放。

谁能想到,这个干装修的男人,儿子穿上了警服,娶了公务员的女儿。

婚礼上虎子敬酒敬到我们这桌,端着酒杯,眼圈红了。

"爸,妈,谢谢你们。"

马德胜站起来,端着茶杯——他戒了酒好几年了——说:"虎子,好好过日子。"

就五个字。

虎子一饮而尽。马德胜也把那杯茶喝了。

我看着他们父子俩,眼泪在眼眶里打转,没掉下来。

第二十二章

丫丫大三那年,带了个男朋友回来。

小伙子瘦高个,戴眼镜,学医的,跟丫丫同班。叫什么来着?叫陈志远。说话斯文,见了我们叫"叔叔阿姨",规规矩矩的,不油滑。

马德胜打量了他半天,问了几个问题——家是哪里的,父母做什么的,以后打算留省城还是回来。陈志远一一答了,不卑不亢。

丫丫在旁边瞪着马德胜:"爸,你查户口呢?"

马德胜说:"我看看人。"

后来丫丫跟我说,陈志远家是邻市的,父母都是医生,条件不错。我说那你喜欢人家啥?丫丫说:"人踏实,不花心,学习好,将来一起开诊所。"

我说:"你自己拿主意,别听我的。"

她走的时候,陈志远帮马德胜搬了把椅子——马德胜那天腰不舒服,坐在门口的椅子上晒太阳,起不来了。陈志远看见了,走过去扶了一把,把椅子搬回屋里。

就这一个动作,马德胜记住了。

后来他跟我说:"这小伙子行。"

"怎么就行?"

"他看见我起不来,没当没看见。"

我笑了。马德胜看人,看的不是学历不是家底,是这些小得不能再小的细节。

第二十三章

我四十七岁那年,马德胜查出了糖尿病。

是体检的时候查出来的,空腹血糖十一。医生让他住院调理,他不去,说没时间。我说什么没时间,你都退休了。他说五金店的货还没清完,其实货早清完了,他就是不想住院。

最后还是去了。住了十天,每天打胰岛素,测血糖,控制饮食。他以前爱吃甜的,红烧肉也爱吃,现在全戒了。米饭也少吃,每顿一小碗。我给他做粗粮饭,他皱着眉头吃,说"像喂兔子"。

他这人倔,但听话。医生说不让吃的不吃,让运动就运动,每天早晚在小区里走半小时,雷打不动。血糖慢慢控制住了,但得长期吃药,定期查。

我陪他去医院复查,挂号、排队、抽血、等结果。他坐在走廊的椅子上,看着来来往往的病人,忽然说:"春燕,我以后要是瘫了,你别管我。"

我说:"说什么呢。"

"真的。你要是还年轻,就别守着我这个老头子。找个好点的,过完这辈子。"

我看着他。他脸上皱纹深了,头发白了大半,眼睛没以前亮了。他不是在开玩笑,他是认真的。

我走过去,在他旁边坐下。

"马德胜,你听好了。我刘春燕这辈子,十九岁跟了张铁柱,二十一跟了李文博,二十三跟了周大勇,二十六才遇见你。我摔了多少跟头才走到你身边,你让我走?"

他没说话。

"我不走。你瘫了我就推轮椅,你瞎了我就当你的眼睛,你聋了我就趴你耳朵上喊。这辈子跟定你了。"

他低着头,半天,吸了一下鼻子。

"春燕。"

"嗯。"

"我这辈子,最对的一件事,就是那天去我妹理发店接她,看见了你。"

我靠在他肩膀上。走廊里人来人往,叫号的声音嗡嗡响。阳光从窗户照进来,落在我们两个人的手上。他的手粗糙,我的手也不细了,两只手放在一起,像两棵老树的根,盘在一起,分不清谁是谁的。

第二十四章

丫丫研究生毕业那年,二十四岁。她跟陈志远留在省城,在一家三甲医院规培。虎子和小雨生了个小子,马德胜当爷爷了,高兴得嘴都合不拢。

他给孙子起名叫马思远。我说怎么又"思"上了,他说:"思远,思念远方。虎子在市里,小雨在市里,我在市里,丫丫在省城。这名字好,把他们都装在里头了。"

他抱着孙子,笑得脸上的皱纹都舒展开了。小家伙胖乎乎的,攥着马德胜的手指头不放。马德胜说:"你看,他喜欢我。"

我说:"他谁都喜欢,你别自作多情。"

他嘿嘿笑。

我四十九岁那年,理发店又搬了一次。不是因为拆迁,是因为我实在干不动了。腰也不好,站久了腿肿,手也抖,剪头发有时候剪不齐了。两个小姑娘一个嫁人了,一个去了别的地方。我关了店,把设备卖了,招牌摘下来,带回家挂在阳台上。

马德胜说:"挂这儿干啥?"

"留个念想。"

他没再说什么。

我关了店之后,每天在家待着。一开始不习惯,后来慢慢好了。早上起来买菜,回来做饭,下午去公园走走,跟几个老太太跳跳广场舞。马德胜下棋,我跳舞,各干各的。

有时候虎子带着小雨和孩子回来,家里热闹一阵。丫丫放假也回来,带着陈志远,两个人说说笑笑的,在厨房里一起做饭。陈志远现在也会叫我"妈"了,叫得自然,不别扭。

我坐在沙发上,看着厨房里忙活的一大家子人,看着马德胜在阳台上逗孙子,阳光照进来,暖洋洋的。

我想起十九岁的自己,抱着一袋衣服走出张铁柱的出租屋,眼泪还没干,不知道前路在哪里。

我想起二十六岁的自己,站在便利店屋檐下,马德胜把外套脱给我,自己冻得发抖。

我想起三十四岁的自己,坐在新家的地板上,看着刚贴好的墙纸,心里说不出的踏实。

我想起四十二岁的自己,喝着马德胜送来的排骨汤,觉得这就够了。

现在四十九了。我刘春燕,处过四个男人,摔过无数跟头,走过无数弯路。但最后,我坐在自己的家里,灯是亮的,饭是热的,老伴在阳台上逗孙子,女儿在厨房里炒菜,儿子周末带着媳妇孩子回来。

这就够了。

这就够了。

第二十五章

去年冬天,马德胜五十三岁,下雪天摔了一跤,股骨头骨折。

手术换了个人工关节,花了五万多。他躺了两个月,我伺候了他两个月。翻身、擦身、喂饭、端尿盆,一样一样来。他不好意思,说"我自己来",我说你动不了,别逞强。

他躺床上,看着我忙前忙后,有一天忽然说:"春燕,你老了。"

我说:"你才老。"

"我六十都有了,你才五十不到。"

"我四十九。"

"快五十了。"

"快也不是。"

他笑了,笑得伤口疼,皱了下眉,还是笑。

"春燕,我这辈子,亏欠你的。"

"说什么呢。"

"真的。你跟着我,没享过什么福。没住过大房子,没开过好车,没出去旅过游。别人家老婆去新马泰,你去过最远的地方就是省城。"

我坐在床边,给他削苹果。

"马德胜,你听我说。我十九岁那会儿,有人给我买八百块的大衣,有人给我买金项链,有人开着车来接我。可那些人,没一个能在我发烧的时候守我一宿,没一个能在下雨天把外套脱给我,没一个能在我妈走的时候背着我下楼。"

我把苹果切成小块,一块一块喂给他。

"你没让我住大房子,但你给我了一个家。你没让我开好车,但你让我这辈子没再淋过雨。这就够了。"

他嚼着苹果,眼泪掉下来,掉在枕头上。

"你哭什么。"

"没哭。"

"眼泪都掉枕头上了。"

"苹果酸的。"

我白了他一眼,又喂了一块。

窗外雪还在下。屋里暖气开着,暖烘烘的。电视里放着一台晚会,声音开得很小。他靠在床头,我坐在床边,两个人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

"春燕。"

"嗯。"

"等开春了,咱去省城看看丫丫吧。"

"行。"

"顺便旅个游。去哪儿都行。"

"好。"

"我听说云南不错。"

"那就去云南。"

他笑了,闭上眼睛。我给他盖好被子,坐在旁边,看着他睡着的脸。皱纹深了,头发白了,但呼吸平稳,嘴唇微微张着,像个孩子。

我今年四十九岁。再过几个月就五十了。我刘春燕这辈子,没读过大学,没出过国,没挣过大钱,没当过大官。我开过理发店,处过四个男人,摔过跤,流过泪,碰得头破血流。

但我最后坐在自己家里,守着自己的人。

这就够了。

这就够了。

有人问我后不后悔。

我说不后悔。

路是弯的,脚是自己的。只要你还在走,就还能走到该去的地方。

我走到了。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