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和四年(1122年),北宋将领童贯率军北上,目标是辽南京,也就是今天的北京一带。宋军原以为辽军已经败局已定,燕京唾手可得,结果却在城下连连受挫。宋徽宗盼了几代人的“收复燕云”,并不是宋军独立完成的,而是金军攻破燕京后,北宋才接手一座残破的空城。

这件事很能说明北宋的处境:它确实参与了辽国的覆亡,却没有因此变强,反而把原本隔在自己与女真之间的屏障亲手拆掉了。

北宋对辽的敌意,并非凭空而来。后晋石敬瑭向契丹求援,把燕云十六州割让给辽,发生在后晋天福元年,也就是936年。对中原王朝而言,燕云不仅是土地,更是山川险要和北方门户。幽州一带失守后,辽骑兵南下便少了一道重要阻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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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太祖、宋太宗都曾尝试北伐,但没有收回燕云。到了宋真宗景德元年(1004年),宋辽在澶州议和,次年正式形成澶渊之盟。双方停止大规模战争,北宋向辽输送岁币,换来边境相对稳定。表面上太平了,朝廷心里的那根刺却始终没有拔掉。

有意思的是,澶渊之盟并没有让宋廷真正放下辽国。辽朝一旦在西夏问题上向宋施压,北宋君臣便觉得这是旧恨未消、新辱又来。燕云情结与对辽的戒备交织在一起,逐渐变成一种执念:只要有机会,就要把祖宗失地拿回来。

宋神宗、宋哲宗时期,北宋在西北经营有所进展,尤其是在河湟地区取得成果。西北战事的胜利,使不少人误以为宋军已经具备了向北方出击的能力。童贯正是在这种气氛下,提出西边既然能打,北边或许也能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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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徽宗即位后,这种愿望又添了一层政治意味。他希望营造盛世,也希望完成太祖、太宗未竟的功业。收复燕云,既能满足士大夫的期待,也能为自己的统治增添声望。问题在于,愿望很大,判断却没有跟上。

1115年,完颜阿骨打建立金朝。女真原本受辽控制,后来势力迅速壮大,终于公开与辽决裂。对金而言,灭辽是摆脱压制、建立政权的必经之路;对宋而言,这似乎是等待多年的机会。两个目标不同的政权,就这样被共同的敌人暂时牵到了一起。

宣和二年(1120年),宋金达成海上之盟。约定双方夹击辽国,灭辽后燕京归宋,平州归金,北宋还要向金输送岁币。有人提醒宋廷,女真比辽更加凶猛,辽国即便衰弱,也可以充当缓冲。枢密院大臣邓洵武就明确反对,认为北宋国力不足,不应主动引来更强的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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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番话并不高深,却说中了关键。外交上最怕的不是眼前敌人强,而是为了消灭眼前敌人,把更危险的对手请进门。北宋君臣看见了燕云,却没有认真计算辽亡之后,金军会站在哪里。

辽国的崩溃很快到来。金军不断推进,辽天祚帝逃往夹山,辽南京一度发生变乱。北宋本想趁机出兵,结果宋军面对守备已经空虚的燕京,仍然久攻不下。童贯只好向金军求援,金人很快看清了宋军的虚实。

北宋得到燕京,并非凭实力夺取。金军代为攻城后,宋廷还要用大量金银绢帛换回这座城。谈判过程中,宋使王黼为求速成,带金使走近路,从燕京到汴京只用了七天。原本需要刻意遮掩的道路,就这样被对方看得清清楚楚。

更麻烦的是,宋廷接纳辽将张觉后,又因金军索要而将他交出。张觉部众由此寒心,后来有人转投金军,并为金军南下提供帮助。辽地归附北宋的军民同样没有得到充分安置,既缺少粮饷,又受到猜疑。北宋在关键处反复退让,在实际防务上又迟疑不决,等于把原本可以争取的人推向了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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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徽宗所谓“灭辽”,因此带有很强的讽刺意味。真正摧毁辽国的是金军,北宋只是参与了分割,并付出代价接收燕京。辽国灭亡后,宋金之间不再有缓冲,边界直接相接。金军从北方压来,北宋才发现,原来那个令人厌恶的辽国,也曾替自己挡住过更锋利的刀。

宣和七年(1125年),金军大举南下,宋徽宗把皇位传给宋钦宗。靖康元年(1126年),金军再次围攻汴京;靖康二年(1127年),汴京失陷,徽、钦二帝及大量宗室、官员被金军掳走,北宋灭亡。燕云没有真正成为北宋振兴的起点,反倒成了宋金冲突全面爆发的引线。

北宋的问题,不只是“联金灭辽”四个字。它把外交当成了短期交易,把军事胜利寄托在盟友身上,又在盟友取胜后缺少应对方案。该坚持时退让,该收拢人心时猜疑,该备战时迟疑。于是,一场原本为了收复故土的行动,最终变成了打开国门的失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