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 介
李新伟，男，汉族，1967年11月生，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历史研究院副院长、中国古典文明研究院院长。1986年至1990年就读于北京大学考古学专业，1996年获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考古学硕士学位，2004年获澳大利亚拉筹伯大学博士学位。1990年起从事考古工作，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史前考古研究室主任，主持河南灵宝西坡遗址发掘，获2006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及国家文物局田野考古奖。2015年起担任中洪联合考古队中方领队，系统发掘玛雅文明科潘遗址，这是中国考古学家首次在世界其他主要文明的核心地区主持的考古项目。出版《良渚：撞击与熔合的文明结晶》《红山古国的兴衰》等专著，提出中国史前时代存在“社会上层远距离交流网”并阐释“最初的中国”概念。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史前考古、中华文明起源及中外古代文明对比。
▲《良渚：撞击与熔合的文明结晶》（李新伟\著，上海古籍出版社2024年5月版）
▼《红山古国的兴衰》（李新伟\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2025年9月版）
文明的起源，深埋于黄土之下；文明的对话，跨越万里山海。从河南灵宝西坡遗址的庙底沟时期大型房址，到洪都拉斯玛雅文明的科潘遗址，再到爱琴海畔希腊化时期的安杰洛卡斯特洛古城——30余年来，中国古典文明研究院（以下简称“古典院”）院长李新伟的学术足迹，既探寻中华文明起源的深处，也跨进世界主要文明的腹地。作为一名长期深耕考古一线的研究者、中国考古“走出去”的践行者，李新伟以扎实的田野工作和原创性理论思考，在世界文明研究中发出中国声音。
近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公布学部委员增选结果，李新伟位列其中。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李新伟表示，荣膺中国社会科学院最高学术称号，不仅是巨大的荣誉，更是沉甸甸的责任与鞭策，激励自己开拓研究视野、深化文明交流互鉴，在世界考古版图中努力标注中国考古学的鲜明印记。
李新伟（左三）在洪都拉斯科潘遗址进行考古工作。
拓宽中国古典学研究视野
《中国社会科学报》：在您看来，考古学在文化强国建设、增强历史自觉和文化自信中承担着怎样的使命？
李新伟：我的主要研究方向是中华文明的起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以及中国蓬勃发展呈现出的人类文明新形态，都源于中国五千多年的文明传统。中国考古学百余年的发展，凿破了古史记载的鸿蒙混沌，描绘出中华文明形成和发展的壮丽画卷。考古工作是一项重要文化事业，对展现中华文明起源、发展脉络、灿烂成就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正是百余年来的考古发现，不断延伸着中国的历史轴线，实证了我国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让文献记载之外的历史细节得以重现、历史场景得以活化，为认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提供了坚实依据。
《中国社会科学报》：习近平总书记致首届世界古典学大会的贺信，为促进文明传承发展、推动文明交流互鉴指明方向。古典院是如何落实贺信精神的？
李新伟：古典院建院近两年以来，一直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贺信精神为指引，努力搭建平台，促进文明交流互鉴，广泛开展学术交流，落实研究项目，树立可信可敬的学术形象。我们与希腊雅典大学、亚里士多德大学等重要大学确立合作，与雅典科学院和希腊国家考古博物馆等学术机构紧密联系，与各国驻希腊古典文明研究院广泛交流，初步建立了自己的学术“朋友圈”。以高质量的学术活动，促进中国古典学研究的国际化，成功举办了国际史诗学大会和中希文明交流互鉴对话会等国际会议。学术刊物的组稿和编辑进展顺利，成为发出中国风格古典学研究新声平台。从文明交流互鉴的实践中阐释当代问题也是古典院的重要工作。通过“古典文明中的人权智慧”国际研讨会、《新编第二次世界大战史》（英文版）新书发布会暨“浴火涅槃：文明与战争”国际学术研讨会，对人权和战争与国际秩序等当代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今年6月在雅典举办的第二届世界古典学大会上，古典院发布了全球学者驻研访学计划，目前已经有世界各地的50多位学者报名，旨在将大会的学术交流扩展为长期、稳定的国际合作机制，培养具有跨文明视野的新一代古典学者。
《中国社会科学报》：古典院2024年11月在雅典成立，如何理解这一布局在国家文化外交、文明交流互鉴中的战略意义？您作为首任院长，推动中国学者在希腊开展了哪些重要考古项目？目前取得了哪些代表性成果？
李新伟：中希共同举办世界古典学大会，在雅典设立中国古典文明研究院，为中希两国和世界各国搭建了文明交流互鉴的新平台，意义重大、影响深远。两大文明在各自灿烂的古典时代，留下了丰富的哲学、文学、史学和科学经典文献，为文明对话提供了深厚的思想资源。
依托古典院，我们一方面推动对希腊罗马古典学的研究，发掘原创性的资料，开展原创性研究，在西方传统古典学领域，建立中国学者的话语权；另一方面，我们也倡导对世界其他文明的研究，推广“世界古典学”的概念，在世界文明起源和发展研究中发出中国学者的声音。只有在世界文明比较中拓宽中国经典思想研究的视野，通古今中西，秉持“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为全球文明倡议提供理论支撑的学术追求，才能称得上真正的中国古典学研究。
考古发掘和研究，是各国古典院树立声望的立院之本。中国古典院考古项目的开展，备受希腊各界和国际学术界关注，也是我们近两年来最重要的工作。我们与希腊文化部主管部门和希腊各地考古局广泛沟通、深入研讨，在7个地区开展调查，考察了史前时代，青铜时代、古典时代、希腊化时代等各时期50多处遗址。目前，已经与希腊文化部文物与文化遗产总局合作，在古代埃托利亚地区开启希腊化时期安杰洛卡斯特洛遗址的考古发掘项目。在欧洲文明起源地克里特岛也选定了一处有宫殿遗存的米诺斯文明重要遗址，争取明年开展发掘。
把中国文明历史研究引向深入
《中国社会科学报》：从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到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殷墟遗址，再到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提出中华文明五个突出特性，可以看出，中国考古学受到高度关注。您在研究中如何以扎实成果为这些重大论述提供历史依据和学理支撑？
李新伟：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国考古学的重视和关爱，对几代考古人工作的肯定，激发了我对“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考古学理论构建的思考。
作为“中华文明探源研究项目”之“中华文明起源进程的整体性研究”课题负责人，我参与了探源工程多阶段研究，以多学科联合攻关，实证了中华文明五千多年的历史，回答了“中华文明何时形成、如何形成、何以延续”的重大问题。在此基础上，我提出的“社会上层远距离交流网”和“最初的中国”等概念，从区域互动与文化共同体的角度，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起源进程提供了具体的学理阐释。
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及和平性。殷墟以甲骨文和高度发达的青铜文明，实证了商代晚期历史的信史地位，是中华文明连续性最直接的物证之一；新石器时代，中国先民烧制出目前所知世界最早的陶容器，开始世界最早的对稻米和粟、黍的人工栽培，以突出的创新性，为人类生存和发展作出特殊贡献；独具特色的“天极宇宙观”衍生出“天下”政治观，孕育出具有中国智慧的“大一统”理念，成为中华文明统一性的基础；距今4000年前后金属冶炼技术、小麦、牛羊自欧亚大陆传入，见证了中华文明的包容性；考古学揭示的二里头文化的“王朝气象”和礼器传播、以及《禹贡》承载的政治理想，与其他文明颂扬英雄征战的创立史诗相比，彰显了中华文明的和平性。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是如何从考古学视角揭示中华文明绵延不绝的内在机理、为“第二个结合”提供历史依据的？
李新伟：“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思想解放，让我们能够在更广阔的文化空间中，充分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宝贵资源，探索面向未来的理论和制度创新。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提出的“古国”、“共识的中国”—“理想的中国”—“现实的中国”和“裂变、撞击和熔合”文明起源三种形式等概念和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华文明起源研究具体资料相结合的重要尝试。
我在继承苏先生理论框架的基础上，提出了创新性思考，重新定义了“文明起源三种形式”。提出“裂变”可以解读距今8000年至6000年之间各地区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基于本地自然环境和文化传统完成的社会复杂化的初步发展；“撞击”可以解读自距今约6000年开始，各地区在社会复杂化加剧、社会上层集团出现后，以“社会上层远距离交流网”为核心的区域互动促成的飞跃式的、达到“古国”阶段的社会发展；“熔合”则可以理解为“古国”社会“满天星斗”式普遍发展、各类型政治构想被广泛实践、“最初的中国”形成的壮阔进程中，孕育出更具雄心的领导者，在更宏大的政治理想促动下，有目的地借鉴各地区“古国”的兴衰经验和“领导策略”，构建早期国家的政治实践。
提出“共识的中国”可以定义为得到中国史前各文化区认同的文化共同体——“最初的中国”，在距今5300年前后就已经形成；“理想的中国”可以定义为促进“最初的中国”内各文化区一体化、将此文化共同体落实为政治实体的宏大政治理想。
龙山时代应为“理想的中国”的形成期，陶寺大墓汇集四方物品的现象或可作为陶寺王者追求这一宏大政治理想的证据，二里头文化获取四方资源、广泛传播礼仪的努力，则迈出了将“理想的中国”落实为“现实的中国”的关键一步。
《中国社会科学报》：从洪都拉斯科潘遗址到希腊安杰洛卡斯特洛遗址，中国考古“走出去”的步伐不断加快。这些海外项目对服务国家外交大局、增进中外民心相通有何实际价值？
李新伟：多年来，中国在古埃及、两河流域和古希腊罗马文明研究中虽然培养了不少优秀学者，但囿于缺少第一手资料，始终难以开展原创性研究。深入认识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确立和推广“新世界文明观”，创立人类文明新形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些宏大的人文构想都应建立在对世界各主要文明的高水平研究基础之上。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考古“走出去”正逢其时。
参与世界各主要文明的考古发掘和相关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是西方国家展示自己“文化大国”形象的重要手段。随着经济高速增长，中国国际地位日益提升，但真正的大国地位不能仅以经济力量支撑。如何树立文化大国形象，展示中国软实力是我们亟待解决的问题。以考古和文化遗产保护“走出去”，推动世界文明研究，展示了中国对其他优秀文明的尊重和珍视，为共建“一带一路”注入了丰厚人文底蕴，也传递了中华文明“协和万邦”“美美与共”的价值情怀。
构建中国考古学自主知识体系
《中国社会科学报》：西方学术界是否提出过以文字、冶金、城市“三要素”判定文明起源？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提出了文明认定的中国方案。这套中国标准的学理依据是什么？这一理论突破对中国考古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有何示范意义？
李新伟：考古学界一般接受恩格斯“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的经典论述，以“国家”为文明形成的标志。据我所知，西方学者并未明确提出上述“三要素”。英国马克思主义考古学家柴尔德是将文明起源研究引入考古学的重要学者，1950年提出“城市革命”理论，即文明起源的十条标准，他的研究颇具世界视野，注意到中美地区玛雅文明未使用金属。英国学者丹尼尔1968年出版综述世界文明起源研究的重要著作中，也认定印加帝国虽然没有文字，但已经进入文明阶段。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基于良渚遗址群等考古发现，提出以“生产发展、人口增加、出现城市；社会分工、阶层分化、出现阶级；出现王权和国家”作为进入文明社会的标准，并系统提出了中国特色的国家形成的物质表现。
从世界文明多样性的角度观察，文明是包含特定基因的物质和精神文化综合体。美国学者亨廷顿就认为文明是对人最高的文化归类，是人们文化认同的最广范围。因此，我强调提出，距今5000多年，“最初的中国”这一文化共同体的形成，也应是中华文明起源的重要标志。
《中国社会科学报》：从中国考古学的经验看，构建中国考古学自主知识体系应当遵循怎样的路径？
李新伟：构建中国考古学自主知识体系，首先要对国际学术界关于文明起源的理论有比较全面的了解。比如，“社会上层远距离交流网”，就是西方学者在对前国家复杂社会“领导策略”的研究中提出的概念，将这一概念应用到对中国史前社会的研究中，加深了对距今6000年各地区史前社会在跨越式发展基础上，区域间密切交流的实质及其重要意义的理解，更充分论证了“最初的中国”这一文化共同体的形成。其次，要打破成见，形成对中国史前时代社会发展更符合实际的认识。比如，距今6000—5100年，中华文明初生之际，各地区普遍发展，发展道路各具特征，并无核心文化引领，呈现“满天星斗”、各放异彩的灿烂场面。“多元一体”才是“中国式文明形成道路”的根本特征。最后，要从基本的概念做起，比如完善“古国”等基础概念，逐步搭建起完整的中国考古学理论框架。
《中国社会科学报》：努力建设中国学派的考古学是学术界共识，对此您有哪些看法？
李新伟：新中国成立后，以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为基础，努力开展中国考古学理论建设，成为学术界的共识。马克思主义是中国考古学研究的基本指导思想，将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方法运用到对中国考古资料的解读上，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社会分工、阶级出现及主观能动性的作用等角度，探讨中国史前社会发展和中华文明的形成，是中国学派考古学的重要内容，为阐述中华文明的形成历程提供了普遍进化论的视角。“多元一体”理论是中国考古学从文化共同体角度探索中华文明起源的重要理论创新，自有清晰的内涵，也有牢固的实证。
契合考古资料反映的中华文明独特发展进程的概念体系建设，是中国学派考古学的另一项重要内容。以考古资料结合文献“释古”已经成为以考古学为基础的中国古史重建之主流，也将为深化对中华文明独特发展道路的研究提供不可缺少的认知角度。随着中国考古“走出去”，我们对世界文明的原创性研究蓬勃开展，以世界文明的视野讲好中华文明的故事，以中华文明的视角讲述世界文明的故事，必会成为中国学派考古学的重要内容。
洪都拉斯科潘遗址发现的龙头雕刻。
深化世界文明交流互鉴
《中国社会科学报》：从河南灵宝西坡遗址的田野考古，到玛雅科潘、希腊的文明比较研究等，这些研究经历于您而言，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李新伟：西坡遗址的发掘让我认识到，通过扎实的田野工作获得新资料，是考古学研究的基础。大型房址为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的社会发展提供了明确证据。墓地发掘中，我们发现西坡墓葬在规模上表现出等级差别，但大型墓葬中没有奢华的随葬品。这与同时期东部地区各考古学文化高等级墓随葬大量玉器、陶器的习俗截然不同，表明各地区选择了不同的社会发展道路，庙底沟社会的发展道路更加质朴，更具“集体取向”。这是考古新发现带来新认知的很好的实例。
科潘遗址发掘，促使我系统学习美洲中部地区文明。奥尔梅克文明和玛雅文明的图像资料形式瑰丽、内涵深邃，引发我对图像释读的浓厚兴趣，以至于沉溺其中不能自拔，启发我开始探讨中国史前图像反映的宗教信仰，揭示出史前图像三大主题：“天极宇宙观”、昆虫的蜕变和羽化及以卵生和鱼鸟转化为代表的生命孕育。相关解读难免有过度推测之弊，但整体而言，可自圆其说，极大地深化了我对中国史前时代宇宙观和宗教信仰的认识。这样的学术经历让我认识到，对其他文明的学习，会加深对自身文明的理解。
我对古希腊文明的学习刚刚开始，但已经引发我对中华文明突出特性的新思考，认识到中华文明突出的统一性和连续性，与中华文明所处的独特地理空间以及多元一体的形成历程密切相关。
《中国社会科学报》：当选学部委员后，您将如何进一步发挥学科带头人的作用？下一步的研究重点和学术规划是什么？
李新伟：当选学部委员是新求索的开始，我更感重任在肩。下一步我将开展世界文明视野下的中华文明起源研究。目前，中华文明起源研究已经取得丰硕成果，但是，相关研究仍然面临三个问题：一是如何在世界文明的视野下，更加深刻理解中华文明特性及其形成道路的独特性；二是如何阐明中华文明的形成对周边地区及世界文明和全球史的影响；三是如何以中华文明研究获得的成果改变西方主导的全球文明叙事。解决这些问题，均需要在世界文明的视野下，开展中华文明起源研究，构建符合中华文明起源实际的理论框架；以中华文明特质为参照，设置与世界文明比较的课题，以全球史的视角，探讨中华文明的形成和早期发展对东亚、欧亚大陆和太平洋地区南岛语族扩散的影响，尝试构建以中华文明为出发点的全球文明叙事体系。
《中国社会科学报》：对于考古学、文明研究的人才培养，您有哪些建议？
李新伟：在涉外考古的经历中，我最深切的感受是，我们最缺的是有大志向的青年人才。近年来，随着中国考古“走出去”步伐加快，我们的研究平台越来越广阔，但真正能够心怀“国之大者”，既深谙中国考古又通晓世界文明的人才仍然稀缺。在科潘项目实施过程中，我们尤其重视青年人才培养，与哈佛燕京学社合作举办了两期中美洲考古培训班，培养了一批了解中美洲考古、具备国际田野经验的年轻学者。
对于有志于考古学、文明研究的年轻人，我有几点建议。第一，要心怀“国之大者”，把个人学术追求融入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课题，这是治学的根本方向。第二，要锻炼出扎实的田野功夫。考古学是“手铲释天书”的学问，只有亲历田野、掌握第一手材料，才能提出真正有价值的问题。第三，要拓展世界文明视野。研究其他文明是加深理解自身文明的重要途径，对玛雅文明的学习深化了我对中华文明独特性的认识。今天的青年学者更要敢于走出去，具备与世界学术界对话的能力。第四，要耐得住寂寞。文明起源研究是长期积累的学问，需要甘坐冷板凳，久久为功。我们有幸身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时代，考古学正迎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期望更多立志高远的年轻学子，心怀“国之大者”，博览古今中外，坚定文化自信，在中国考古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中开辟新天地。
中国社会科学报记者 段丹洁
本版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来源 ：中国社会科学报
责任编辑：陈静
新媒体编辑：程可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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