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我的闺蜜唐沫,和丈夫冷战了整整八个月。

她哭着给我打电话:“他对我那么冷淡,为什么还不肯离婚?”

我没劝她,只问了一句:“你说说,他记得你的哪些小事?”

电话那头沉默了很久。

然后,她开始说。数到第七件的时候,她的声音,彻底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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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叫乔安,三十二岁,在一家出版社做编辑。唐沫是我认识了十四年的闺蜜,从大学上下铺,到各自成家,我们几乎没有隔夜的话。

那天是个周四,晚上十点多,我正对着一份稿子改到眼睛发酸,手机亮了,是唐沫。

接起来,她没说话,只有压得很低的抽泣声。

“沫沫?”

“安安,”她的声音发颤,“我是不是特别没用?”

我把稿子推到一边,起身去倒了杯水:“你慢慢说。”

她说了整整四十分钟,断断续续,颠三倒四。

事情大概是这样的:她的丈夫沈知远,三十五岁,在一家设计院做结构工程师,两个人结婚六年,没有孩子。这八个月来,沈知远越来越冷,回家就钻进书房,吃饭不说话,她说什么,他“嗯”“哦”“随你”。周末她约他出去走走,他说加班。她生日那天,他只发了一个红包,附一句“生日快乐”,人还在外地出差。

“你说他是不是外面有人了?”唐沫哭着问,“可我翻遍了他手机,什么都没有。我提离婚,他又不同意。他说‘再等等’。等什么?等到我疯吗?”

我握着手机,听着她一声接一声的哽咽,心里也跟着发堵。

我跟沈知远见过不下二十次。他个子不高,戴一副细框眼镜,说话温吞,笑起来眼睛弯成两道缝,是那种让人一看就觉得踏实的人。结婚那年,唐沫在婚礼上哭花了妆,他站在台上,手忙脚乱地掏口袋找纸巾,掏了半天掏出一包用过的餐巾纸,全场笑翻。

这样的人,会变成一块冰?

我犹豫了一下,说:“沫沫,我问你一句,你认真想,认真答。”

“你说。”

“他记得你的哪些小事?”

电话那头,安静了。

我听见她吸了吸鼻子,像是没反应过来:“什么意思?”

“就是字面意思。”我说,“你告诉我,沈知远记得你的哪些小事。”

唐沫沉默了很久,才用一种有些赌气的口吻说:“他能记得什么?他连我生日都只会发红包。”

“那红包是多少?”

她一愣:“五百二十。”

我没吭声。

“……怎么了?”

“没什么,你接着说。”

她被我问得有点烦,又有点好奇,开始一件一件地想。

“我……我不吃葱,他煮面从来不放。”

“嗯。”

“我例假前会胃疼,他会提前一天煮红枣姜茶,放保温杯里,也不说,就放在我床头。”

“嗯。”

“我怕黑,家里走廊的灯,一直是留着的……”

她说着说着,语气慢了下来。

“冬天我脚冷,睡觉前,他会把电热毯提前打开,等我上床才关……”

“我吃橘子只吃橘瓣,不吃白色的筋,他每次剥,都会把筋撕得干干净净……”

“我讨厌洗碗机的声音,他就一直手洗,洗了六年……”

她的声音越来越轻,说到后来,几乎成了喃喃自语。

“还有,我随口说过想去看海,他每年年假,都会提前一个月去查机票,我说不去不去,他也查……”

她忽然停住了。

“怎么了?”我问。

“……没什么。”她的声音哑得厉害,“安安,我先挂了。”

电话断了。

我握着手机,坐在书桌前,心里隐隐有个预感:这件事,不是沈知远变冷那么简单。

我没打算深究,闺蜜的家事,我最多是个听众。

可第二天下午,唐沫又打来了电话,这回是急的。

“安安,你能不能陪我去个地方?”

她约我在设计院对面的咖啡馆。我到的时候,她已经坐在窗边,眼睛肿着,脸上没化妆,面前的咖啡一口没动。

“我想去他单位,问问他同事。”她说,“我想弄清楚,他到底怎么了。”

我劝她:“你直接问他不行吗?”

“问过,”她苦笑,“他只会说‘没事’。”

我叹了口气,陪她坐着。

坐了不到十分钟,设计院的门口走出来一个人,穿灰色羽绒服,背着双肩包,步子很快,手里提着一个药店的白色塑料袋。

是沈知远。

唐沫一下子绷紧了背,咖啡馆里暖气很足,她的手心却是凉的。

“他去哪儿?”她小声说。

“跟上去看看。”

我们隔着一条马路,远远跟着。他走得很急,穿过两个路口,拐进一条旧巷子。巷子尽头,是一栋灰色的老楼,楼下停着几辆电动车。

他在楼下站了一会儿,把药店的塑料袋重新理了理,才上楼。

唐沫的脸一寸一寸白了下去:“这是……谁家?”

我们在楼下等了一个多小时。

他下来的时候,肩膀塌着,整个人像是被抽掉了一层精气神。他靠着楼道口的墙,从口袋里摸出一包烟,抖着手点了好几次,才点着。

我从没见沈知远抽过烟。

唐沫的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她低声说:“他戒烟五年了。”

我拉着她,躲到一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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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知远把一根烟抽到了底,掐灭,又从塑料袋里翻出什么,低头看了很久。

然后他抬起手,用力擦了一下眼睛。

那个动作,我这辈子都忘不了。

一个三十五岁的男人,背靠着灰色的墙,在冬天的黄昏里,一下一下地擦着眼泪,擦完了,又挺直背,把塑料袋拎好,迈着步子离开了。

唐沫整个人都在发抖。

“他有别的女人,”她咬着牙说,“他就是有……”

我按住她的肩膀:“沫沫,先别下结论。”

“那他为什么哭?”

我答不上来。

“我要上去看看。”她说。

“沫沫——”

她已经走过去了。

那栋楼没有电梯,楼道里堆着杂物,墙皮剥落,空气里一股潮湿的霉味。我们爬到四楼,沈知远出来的那扇门,门上贴着一张褪了色的福字。

唐沫伸手,敲了三下。

屋里传来一个苍老的声音:“谁呀?”

门开了。

一个头发花白的老太太站在门口,围着旧围裙,背微微驼着,眼睛却很亮。

她看着唐沫,愣了一下,忽然笑了:“你是……小沫吧?”

唐沫僵住了:“您认识我?”

“认识,认识,”老太太一把拉住她的手,“知远天天念叨你,快进来快进来,外头冷。”

我和唐沫对视了一眼,心里同时升起一个巨大的问号。

屋子很小,一室一厅,收拾得干干净净。客厅的墙上,挂着一张全家福,我一眼就认出里面年轻的沈知远,站在一对中年夫妻中间,笑得很腼腆。

“您是……”唐沫的声音发飘。

“我是他妈妈的姐姐,他大姨。”老太太笑着给我们倒水,“你们结婚的时候,我还去喝过喜酒,你不记得啦?”

唐沫接过杯子,手不稳,水洒了一点。

她当然记得。

沈知远的父母很早就不在了,他是被大姨一手带大的。结婚那年,大姨坐了十几个小时的火车来参加婚礼,在人群里默默抹了一晚上眼泪,唐沫记得,她当时还给大姨敬过茶。

可这几年,大姨回了老家养老,两家来往得少了。

她怎么会在这里?

我正想着,唐沫已经问出了口:“大姨,您什么时候来的这边?”

大姨叹了口气,脸上的笑慢慢收了:“有半年多了。”

唐沫手里的杯子,又晃了一下。

“半年多?”她轻声重复,“知远……没跟我说过。”

大姨看着她,眼神里有一种复杂的东西,像是怜惜,又像是责怪。

“他不让我说,”她慢慢说,“他说,怕你担心。”

屋里一下子静了。

窗外有人在炒菜,油烟的味道飘进来,混着一种说不出的、缓慢的悲伤。

唐沫张了张嘴,想问什么,喉咙却像被堵住了。

我握住她的手,替她问了:“大姨,知远他……到底怎么了?”

老太太没有回答,转身进了里屋,过了一会儿,拿出一个牛皮纸文件袋,递到唐沫面前。

“你自己看吧。”

唐沫接过文件袋的手,抖得几乎拿不稳。

袋口用线绕着,她解了两次才解开。里面是厚厚一沓资料:医院的检查单、诊断证明、缴费单据、几张手写的记录。

她一张一张往外抽。

我站在她旁边,也看清了最上面那张诊断书的抬头。

患者姓名:沈知远。

诊断结论那一栏,写着一行字。

唐沫看了一眼,整个人像被人猛地推了一把,往后踉跄了半步,撞在沙发扶手上。

“沫沫!”我扶住她。

她没哭,也没说话,只是一动不动地盯着那张纸,嘴唇一点血色都没有。

大姨在旁边低着头,用围裙角擦着眼睛。

屋子里很静,我能听见墙上的挂钟走动的声音,一下一下,像是在敲谁的心。

过了很久,唐沫才哑着嗓子,吐出一句话:

“……什么时候的事?”

“去年春天查出来的,”大姨哽咽着说,“他一直瞒着你。”

唐沫抬起头,眼睛里一片空白:“他为什么要瞒着我?”

“他怕你知道了,”大姨说,“就不肯离开他。”

我心里咯噔一下。

“他说,你那么好,不该被他拖累,”大姨的眼泪终于掉了下来,“他说,让你恨他,总比让你陪着他受罪好。”

唐沫的眼泪,这时候才像决了堤一样涌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