棉田里的第二班车
一
九五年秋天，豫东平原上的玉米刚收完，地里的活计就断了档。
二姨坐在堂屋门槛上，看着院子里那棵老槐树掉叶子，一片一片的，像她心里那些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落了就没了。
离婚证是前天拿的。镇上民政所那个小窗口，她和李建设一人递了一张照片，工作人员看都没多看，咔嚓两下，两张红本换成了两张绿本。李建设签完字就走了，连头都没回。
二姨倒是在门口站了一会儿。九月的日头还毒，晒得她眼睛发酸。她想，这就完了？八年的婚姻，一张纸就给交代了。
八年。从十七岁嫁过去，到二十五岁被赶出来，最好的年头全搭进去了。没有孩子，这是她心里最疼的一根刺。头两年怀过一个，三个月的时候摔了一跤，没了。后来怎么都怀不上，李建设他妈那张嘴就再没饶过她。到最后，连李建设自己都信了，说她是个不下蛋的母鸡。
"不下蛋的母鸡"——这话从一个男人嘴里说出来，比打她两巴掌还难受。
二姨没要任何东西。不是不想争，是没处争。李建设家三间砖房是他爸活着时候盖的，嫁妆早被她妈拿回去了，家里那台黑白电视机还是李建设他弟结婚时候买的。她能拿什么？拿一柜子补了又补的旧衣裳？
她妈来接她那天，骑了一辆二八大杠，后座上绑着她的铺盖卷。母女俩一路没说话，骑了七里地回到姥姥家。
姥姥家三间土坯房，漏雨的屋顶用塑料布蒙着。二姨她妈——我姥姥，七十多了，耳朵背，看见闺女回来，颤颤巍巍从灶屋里端出一碗红薯稀饭。
"回来就好，回来就好。"姥姥说这话的时候，手抖得稀饭洒了一地。
二姨没哭。她蹲在地上，一片一片把洒了的红薯捡起来，放进嘴里嚼了。甜的，还是甜的。
她在姥姥家住了半个月。这半个月里，她想了很多。想的最多的不是李建设，不是那段婚姻，而是她自己——二十五岁了，没文化，没手艺，没孩子，离了婚，往后这日子怎么过？
村里人嘴碎。她回姥姥家第三天，就有人在村头槐树下议论，说李家那媳妇被休了，连个盆都没带走。她从那儿过的时候，那几个人不说了，但眼睛都往她身上瞟，那种眼神她太熟悉了——像看一件退回来的残次品。
第十五天，她跟她妈说："娘，我想去新疆。"
她妈正在纳鞋底，针扎在布上没拔出来，愣了半天。
"新疆？那么远？"
"听说那边摘棉花挣钱。俺同学她姐前年去的，说干一个秋天能挣两千多。"
两千多。这个数字在九五年，对一个农村女人来说，是天文数字。她妈沉默了很久，最后说："那……你路上小心。"
第二天天没亮，二姨就走了。她背着一个蓝布包袱，里面是两件换洗衣裳、一双胶鞋、一包她妈给她烙的杂面饼。她妈送她到村口，塞给她五十块钱，是卖了一头猪崽换的。
"到了给家里捎个信。"她妈说。
二姨点点头，没回头。
她坐拖拉机到县城，又坐大巴到郑州。在郑州火车站，她第一次见到了那么多的人。南来北往的，推搡着，叫喊着，像一锅煮沸的饺子。她攥着那张去乌鲁木齐的站票，手心全是汗。
火车是绿皮的，慢得让人心焦。她站在过道里，旁边是一个抱着孩子的女人，对面是一个打呼噜的老头。车厢里混合着方便面、汗臭和劣质烟草的味道。她靠着车窗站着，看外面的景色一点点变化，从平原到丘陵，从绿色到黄色，从河南到陕西到甘肃到新疆。
走了三天两夜。
第三天傍晚，火车到了乌鲁木齐。她又转了一趟长途汽车，在戈壁滩上颠了五个小时，终于到了目的地——一个叫沙湾的地方，大片大片的棉田一眼望不到头。
那一年，和她一起来的摘棉工有上百人，大部分是河南、四川、甘肃的农村妇女。她们住在棉田边上临时搭的工棚里，几十个人一间，上下铺，被子是自己带的。工棚里没有暖气，新疆的十月已经很冷了，夜里能冻醒好几次。
摘棉花的活儿，说起来简单，干起来要命。
每天天不亮出工，腰弯下去就不能直起来。棉桃炸开了，白花花的，得一朵一朵摘下来，放进腰上系的布兜里。布兜满了倒进大袋子里，一袋一百斤，过秤记工分。一斤棉花一毛二分钱。手脚快的，一天能摘七八十斤，慢的也就四五十斤。
二姨头三天，手被棉桃壳划得全是口子，腰疼得晚上在床上翻不过身。她咬着牙，一声不吭。同屋的四川女人劝她："妹儿，慢慢来，头几天都这样。"
她慢慢来。第五天，她能摘六十斤了。第十天，她能摘八十斤了。第二十天，她能摘一百斤了。
一百斤，十二块钱。一个月下来，三百多。一个秋天下来，两千多。
她算过这笔账。这是她在老家种一年地都挣不来的钱。
她不跟人闲聊，不串门，不抱怨。出工最早，收工最晚。工棚里的女人说她闷，她笑笑，不解释。她心里有股劲儿撑着——她要挣钱，要挣很多钱，挣到她妈再也不用卖猪崽给她凑路费，挣到村里那些人再提起她的时候，不能只用"李家那个被休的媳妇"来称呼她。
她要让他们叫她"赵秀兰"。
赵秀兰，这是她的名字。
二
认识老周，是在摘棉花的第二十八天。
那天收工早，下午四点多就下工了，因为来了一辆大货车，说是要拉一批棉花去库尔勒。工棚前面那片空地上，几个司机在卸货、装货，忙得脚不沾地。
二姨端着脸盆去水房打水，路过那辆大货车的时候，一个男人从驾驶室里探出头来。
"哎，大姐，问个路。"
二姨停下来，看了一眼。男人四十来岁，黑，瘦，脸上皱纹深得像刀刻的，但眼睛亮，笑起来露出一口白牙。他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军绿色夹克，领口磨出了毛边。
"你说。"
"这去库尔勒，走哪条路近？"
二姨摇摇头："我不知道。我是头一回来。"
男人"哦"了一声，缩回驾驶室。二姨端着脸盆走了两步，又听见他在后面喊："大姐，你也是摘棉花的？"
"嗯。"
"一天能摘多少？"
"百十来斤。"
男人吹了声口哨："行啊，手够快的。"
二姨没搭话，走了。
后来她才知道，那个男人叫周德明，跑长途货运的，从乌鲁木齐拉货到南疆，再从南疆拉棉花、瓜果回乌鲁木齐。他跑这条线跑了十来年，车是一辆二手的东风牌大卡车，车厢上写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几个褪了色的大字。
第二次见面是在三天后。二姨在棉田里摘棉花，老周的车停在田埂边上，他蹲在车轱辘旁边修轮胎，满手都是黑油。二姨从他旁边经过，他抬头看了一眼，咧嘴笑了。
"又见面了。"
二姨点点头，没停步。
第三次见面是在工棚门口。那天晚上下了入秋以来的第一场雪，工棚里冷得像冰窖。二姨裹着被子缩在床上，听见外面有人敲门。开门一看，是老周，手里拎着一个塑料袋，里面装着几个烤红薯。
"食堂大师傅给的，吃不完，给你们分分。"
工棚里的女人都围过来了，抢着拿。二姨最后一个拿，只剩了一个小的。老周看见了，从自己口袋里又掏出一个，塞给她。
"这个大，给你。"
二姨没接："不用，这个就行。"
老周把红薯硬塞进她手里："拿着吧，我车上还有。"
那红薯烫手，她捧着，暖了半宿。
从那以后，老周每次路过棉田，都会停下车，有时候带几个苹果，有时候带一壶热水，有时候什么都不带，就是探个头进来笑一下，说句"干活呢"，然后就走了。
工棚里的女人们开始拿二姨开涮。
"秀兰，那个开大车的看上你了。"
"人家周师傅对你多好，每次都给你带东西。"
"别装了，谁看不出来。"
二姨一律不接话。她不是没感觉，但她不敢想。一个离过婚的女人，二十五岁，没文化，没家底，拿什么让人看上？再说了，她连老周的底细都不知道。跑长途的，天南海北的，今天在这，明天在那，这样的人靠得住吗？
她妈从小就教她：女人这辈子，一步走错，步步错。
她已经走错过一步了。
但老周这个人，确实不一样。
他不像李建设。李建设是那种村里的小能人，会修拖拉机，会砌墙，说话嗓门大，走路仰着脸。老周不一样，老周话少，笑多，干活的时候不声不响，但什么都收拾得利利索索。他的卡车驾驶室里收拾得干干净净，仪表台上摆着一个铁皮盒子，里面放着几颗水果糖。他跟人说话的时候，眼睛看着你，不躲不闪。
有一次，二姨在田埂上歇脚，老周的车停在不远处，他坐在驾驶室里啃馒头，就着咸菜。二姨看他吃得太素，把自己带的一个茶叶蛋递过去。
老周愣了一下，接了，说："谢了。"
就一个茶叶蛋，他剥了皮，掰成两半，一半自己吃了，一半递回来："你也吃。"
二姨没要，但心里那根一直绷着的弦，松了一点点。
三
转折发生在十一月中旬。
那年新疆的冬天来得早，十一月中旬已经零下十几度了。棉田里的活儿快收尾了，大部分摘棉工已经开始收拾东西准备回家。二姨也打算走了，她算了一下账，一个秋天下来，挣了两千一百多块钱。她把钱缝在内衣里，沉甸甸的，像一块压在心口上的石头终于落了地。
走的前一天，老周来找她。
他站在工棚外面，没有进来，就那么站着，搓着手，哈着白气。二姨出来倒水，看见他，问："周师傅，有事？"
老周"嗯"了一声，又"嗯"了一声，像是在组织语言。最后他说："秀兰，你摘完棉花，还回去吗？"
"回。回河南。"
"哦。"老周低下头，用脚尖踢着地上的小石子，"我跑车，常年在外面。缺个跟车的，帮忙记个账、烧个水、路上照应一下。你要是愿意，跟我跑。不用再蹲在地里弯腰了。"
二姨端着脸盆，愣住了。
"一个月……五百。管吃管住，住车上。活儿不重，就是跟着跑，路上无聊。"
五百。比摘棉花多一倍还多。
二姨的心跳快了一拍。但她没立刻答应，她问："你为啥找我？"
老周挠了挠头："你干活踏实。我看你摘棉花，天天最早一个下地，最晚一个回来。跟车这活儿，就得找踏实的人。"
"就因为这个？"
老周沉默了一会儿，说："还有……你人好。那个茶叶蛋，我记着呢。"
这话糙，但实在。二姨听过太多花言巧语了，李建设当年追她的时候，说"我养你一辈子"，结果呢？老周不说养不养的，就说她人好，说茶叶蛋。
她低下头，看着盆里的热水，热气扑在她脸上。
"我考虑考虑。"她说。
老周点点头："行。我明天下午走。你要是愿意，明天下午三点，在工棚前面的路口等我。不愿意，就当我没说。"
他转身走了。走了几步，又回过头："秀兰，我不是什么好人，但我不骗人。"
第二天，二姨在工棚里收拾东西。同屋的四川女人问她："你真要走啊？"
"嗯。"
"那个周师傅呢？他昨天跟我说了，想让你跟他跑车。"
二姨的手停了一下："他说了？"
"说了。他说他一个人跑车太累，想找个伴儿。我看他对你是真心的。"
二姨没说话，把衣服叠好，塞进蓝布包袱里。
下午两点半，她背着包袱走出了工棚。外面风大，吹得人睁不开眼。她走到路口，站在那里，看着远处那条土路。
两点四十五。
两点五十。
两点五十五。
她的心一点一点沉下去。也许老周不会来了，也许他昨天就是随口一说，也许……
三点整，远处传来一阵柴油发动机的轰鸣声。一辆绿色的东风大卡车从土路上开了过来，在路口停下了。驾驶室的门打开，老周跳下来，搓着手跑过来。
"等久了？路上堵了一截。"
二姨看着他，风把他脸上的皱纹吹得更深了，鼻头冻得通红。
"我跟你跑。"她说。
老周愣了一下，然后笑了，笑得露出一嘴白牙："上车。"
四
车上的生活，和摘棉花完全不一样。
驾驶室不大，两个人坐着刚好。副驾驶座上铺了一层棉垫子，是老周提前准备的。仪表台上除了那个铁皮盒子，还多了一个保温杯。
"给你买的。"老周指了指保温杯，"路上喝热水方便。"
二姨摸了摸保温杯，是不锈钢的，新的。她没用过这么好的东西。
车开起来，颠簸得厉害。新疆的公路不像现在的高速，那时候大部分是国道和土路，坑坑洼洼的。老周开车稳，遇到大坑会提前减速，但小颠簸避不开。二姨坐在副驾驶上，身子跟着一晃一晃的。
第一天，他们从沙湾到库尔勒，跑了八个多小时。中途在路边一个小饭馆吃了碗拉面，老周抢着付了钱。二姨要掏，他按住她的手："说了管吃管住，这钱我出。"
他的手粗糙，有茧子，热乎乎的。
晚上住在库尔勒郊区一个停车场里。老周从车斗里搬下来一个折叠床，支在车旁边，自己睡。让二姨睡驾驶室里。
"我不冷。"他说。
"那我也不冷。"二姨说。
最后两个人一人一半，老周在折叠床上睡，二姨在驾驶室里睡，门开着，能看见彼此。
夜里起了风，吹得车厢哗啦啦响。二姨裹着被子，听见老周在外面翻了个身。
"周师傅？"她小声喊。
"嗯？"
"你跑车多少年了？"
"十二年。八三年开始跑的。"
"家里人呢？"
沉默了一会儿。
"没了。爹妈早走了，老婆……八九年跑车路上认识的，处了两年，没成。后来就一个人。"
二姨没再问。她知道，"没成"两个字背后，可能有很多故事。但她不问。她自己也有不想让人碰的地方。
第二天，他们从库尔勒拉了一车香梨回乌鲁木齐。二姨负责跟货主对账、记斤数、签字。她没上过几年学，识字不多，但算账还行，加减乘除没问题。老周教她怎么填运单，怎么看秤，怎么跟货主打交道。
"别让人家欺负你。"老周说，"签单之前，一定数清楚。少一个梨，都是咱们的损失。"
二姨学得认真。她知道，这是她的饭碗。
跑车的生活枯燥。大部分时间在路上，看着窗外的戈壁滩、天山、胡杨林，一天下来，除了上厕所、吃饭、加油，就是坐在车里颠。老周话少，二姨话也少，两个人经常一上午不说话，但那种沉默不尴尬，像两棵树长在一起，各自安静，但根缠着。
偶尔老周会打开收音机，调到新疆人民广播电台，听一段豫剧或者一段新闻。有一次收音机里放了一首歌，是李娜的《青藏高原》，老周跟着哼了两句，跑调跑得厉害。二姨忍不住笑了。
老周停下来，看看她，也笑了："笑啥，我唱得不好？"
"不好。"二姨说，但笑得停不下来。
那是她来新疆之后，第一次笑得那么开心。
日子一天天过。二姨渐渐习惯了车上的生活。她学会了看地图，学会了算里程，学会了在路边摊砍价。她把挣的钱一部分寄回老家，剩下的攒着。老周每个月按时给她五百，一分不少。
她问他："你一个月挣多少？"
老周说："多的时候三四千，少的时候一两千。油钱、过路费、修车钱一扣，落不了多少。"
"那你还给我五百？"
"说好的，不能赖。"
二姨没再说什么，但心里记着这笔账。
有一回，车在半路上抛锚了，水箱裂了。老周钻到车底下修，修了三个多小时，浑身都是机油和泥水。二姨在旁边给他打手电筒，看着他的手被烫起了一个水泡，心疼了。
"你歇会儿吧。"
"修不好走不了。"老周闷声说，继续拧螺丝。
二姨转身去了路边一个水沟，用矿泉水瓶装了水，回来递给他："擦擦。"
老周抬头看了她一眼，接过水，咕咚咕咚喝了半瓶，剩下的倒在手上搓了搓。
"秀兰。"
"嗯？"
"你跟着我跑车，苦。"
"不苦。"
"比我说的苦。"
"摘棉花也苦。"
老周不说话了。过了好一会儿，他说："秀兰，你要是有啥想法，跟我说。我这个人，不会说好听的，但我认死理。你跟着我，我亏待不了你。"
二姨站在风里，手电筒的光晃着，照在老周满是油污的脸上。她想说点什么，但喉咙发紧，什么都说不出来。
最后她说："修吧，我等着。"
五
转过年来是九六年。
春天的时候，他们跑了一趟伊犁。伊犁的春天来得早，杏花开得像雪一样。二姨站在路边看杏花，看了很久。老周没催她，靠在车门上抽烟，等她看够。
"好看吧？"他说。
"好看。"
"我头一年来，也这么看。"
二姨忽然问："周师傅，你为啥跑车？"
老周吐了一口烟："穷呗。家里穷，没出路，就跑车了。那时候年轻，觉得天不怕地不怕，开着车满世界跑，多威风。后来才知道，跑车不是威风，是卖命。"
"那你还跑？"
"习惯了。不跑，干啥？"
二姨点点头。她懂。人到了一定年纪，很多事情不是想不想做，是只能这么做。就像她，二十五岁离了婚，不摘棉花不跑车，她能干什么？
四月份，他们跑了一趟敦煌。在敦煌，二姨第一次看见了莫高窟。她不识字，看不懂那些壁画上的故事，但她站在那些佛像前面，觉得心里安静。老周在旁边说："听说这些佛都好几百年了。"
"嗯。"
"人这一辈子，跟这些佛比，算个啥。"
二姨没接话。她想的是，人这一辈子，跟这些佛比是算不了啥，但跟自己比，一天一天地过，一天比一天好，那就是天大的事了。
五月份，二姨的钱攒到了四千块。她给家里寄了两千，自己留了两千。她妈回信了，说钱收到了，家里的屋顶翻修了，不用再蒙塑料布了。信是托人写的，她妈不识字，口述，别人写。信的最后一句是："兰啊，娘想你。"
二姨把信看了三遍，折好，放在包袱里。
六月份，出了件事。
他们在阿克苏装货，货主是个胖子，说话油腔滑调的。验货的时候，货主对二姨动手动脚，说是"帮忙扶一下"。二姨躲开了，没吭声。老周在旁边看见了，当时没说什么，等装完货，货主来签单的时候，老周把单子往桌子上一拍。
"你刚才摸谁呢？"
货主愣了："啥？周师傅你喝多了？"
"我没喝多。你摸她一下，我记着呢。这单子，你爱签不签，不签我拉别人家去。"
货主讪讪地签了字，没敢再吭声。
上车之后，老周半天没说话。后来他说："秀兰，以后遇到这种事，跟我说。别自己忍着。"
二姨看着窗外，眼眶有点热。
她想起李建设。在李建设家那八年，李建设他妈打她，李建设从来不管。有一次她被婆婆推倒在水缸上，后背磕青了一大片，李建设看见了，说："你别惹她不就行了。"
跟了老周半年，老周为了货主摸她一下，能把单子拍在桌子上。
人跟人，真是不一样。
七月份，他们跑了一趟喀什。喀什的老城、大巴扎、清真寺，二姨都去了。她站在大巴扎里，看那些卖馕的、卖葡萄干的、卖花帽的，觉得这个世界真大。她二十五岁之前，以为世界就是她那个村、李建设家的三间砖房、村头那棵老槐树。现在她知道了，世界大到她走不完。
在喀什，老周带她去了一家维族饭馆，吃了抓饭和烤包子。老周用维语跟老板说了几句话，老板笑着给他们多加了一串烤肉。
"你会维语？"
"跑车跑的，学了点。路上问路、吃饭，能用上。"
二姨看着他跟老板比划着聊天，忽然觉得，这个男人身上有很多她不了解的东西，但每了解一点，就觉得他更可靠一点。
八月份，二姨的月经没来。
她心里咯噔一下。上一次来是七月初，算算日子，已经快两个月了。她没声张，偷偷在喀什的一个小诊所买了验孕棒，试了，两条杠。
她坐在诊所外面的台阶上，太阳晒着，她浑身发冷。
她怀过一次，没了。那次之后，她以为自己怀不上了。李建设他妈骂她不下蛋，她自己也信了。现在，居然又怀了。
问题是——怀的是谁的？
她跟李建设离婚一年多了，不可能是他的。那就是老周的。但老周不知道。他们在一起半年多，该发生的都发生了。老周没提过名分的事，她也没问。两个人就这么过着，像搭伙，又不完全是搭伙。
她不知道该怎么跟老周说。
她怕。怕老周不要这个孩子，怕老周觉得她是个累赘，怕老周像李建设一样，因为她怀了孕就变了个人。
她更怕的是，这个孩子跟第一个一样，保不住。
她把验孕棒扔了，回车上。老周正在擦车，看见她回来，说："去哪儿了？我找你半天。"
"随便转了转。"
"吃饭去吧，我找了一家拌面，听说不错。"
"好。"
吃饭的时候，老周说："秀兰，我想跟你商量个事。"
"你说。"
"我跑车跑了十二年了，想换个营生。我有个朋友在乌鲁木齐开修理厂，让我去他那儿当师傅，管吃住，一个月一千二。我想去。你……愿意跟我一起去吗？"
二姨筷子停在半空。
"修理厂？"
"嗯。不跑车了，稳定点。你也不用跟着在路上颠了。"
二姨放下筷子，看着老周。他的眼睛还是那么亮，但眼角多了几条细纹。他四十多了，跑车跑不动了，这是迟早的事。
"我愿意。"她说。
老周笑了，笑得眼角的纹更深了："那咱过两天就回乌鲁木齐。"
"周师傅。"
"嗯？"
"我……有件事跟你说。"
"啥？"
二姨深吸了一口气："我怀孕了。"
老周的手停住了。筷子悬在半空，半天没动。
"多久了？"
"快两个月了。"
老周放下筷子，看着她。看了很久。
"你的意思是……"
"你的。"
老周"呼"地长出了一口气。然后他笑了，笑得比哪次都开心，露出一嘴白牙，眼角挤出了泪花。
"真的？"
"真的。"
老周伸手过来，握住了她的手。他的手还是那么粗糙，那么热。
"秀兰，咱不跑车了。咱去乌鲁木齐，我修车，你养胎。等孩子生了，咱好好过日子。"
二姨点头，眼泪掉下来了。
她哭得无声无息，像摘棉花的时候被棉桃划破了手，疼，但不喊。
老周用拇指擦了擦她脸上的泪："别哭。咱有家了。"
六
九六年九月，二姨在乌鲁木齐的一家小医院里生了一个女儿。
六斤二两，哭声洪亮。二姨躺在产床上，浑身虚脱，但看着护士把孩子抱过来，她笑了。她摸了摸孩子的小脸，软的，热的，像一团刚出锅的棉花。
老周在产房外面等着，听说生了，冲进去，看见母女平安，蹲在床边，拉着二姨的手，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后来他跟二姨说，他当时想说很多话，但喉咙堵得慌，一个字都挤不出来。
女儿取名周棉。老周说，在棉田里认识的，就叫棉吧。
二姨没反对。
他们在乌鲁木齐租了一间平房，一个月八十块钱。老周在修理厂上班，早出晚归，手上天天沾着机油。二姨在家带孩子，学着做饭、洗衣、腌咸菜。她学会了用蜂窝煤炉子，学会了在院子里种葱和辣椒，学会了跟邻居大妈们聊天。
邻居们问她："你男人是干啥的？"
"修车的。"
"哪的人？"
"本地。跑过车。"
没人问她从前的事。乌鲁木齐这么大，没人认识她，没人知道她离过婚，没人叫她"不下蛋的母鸡"。她在这里，就是周棉的妈，周德明的媳妇。
虽然他们还没领证。
不是不想领，是老周的情况有点复杂。他老家在甘肃，户口还在那边，来回路费加上办手续的钱，不是小数目。他说等攒够了钱，一定回去把户口迁过来，正儿八经领个证。
二姨说："不急。"
其实她心里急。没那张纸，她总觉得不踏实。但她不说。老周对她好，这是实打实的，不用一张纸来证明。
日子过得紧巴。老周一个月一千二，房租八十，吃饭三百，孩子的奶粉钱两百，剩下的都攒着。二姨学会了精打细算，一块钱能掰成两半花。她去菜市场，专挑收摊前的便宜菜；给孩子买衣服，去地摊上挑，能省一半；老周的衣裳破了，她自己补，补了又补。
但她没觉得苦。
她跟老周说："这比摘棉花强。"
老周说："以后会更好。"
九七年的夏天，乌鲁木齐的西瓜五毛钱一斤。老周抱了一个回来，二姨切成两半，一半用勺子挖着给棉棉吃，一半自己吃。棉棉八个月大，坐在床上，西瓜汁糊了一脸，咯咯笑。
二姨看着女儿的笑脸，忽然觉得，这辈子值了。
七
但日子不是只有西瓜和笑脸。
九八年春天，老周在修理厂出了事。一辆大卡车的千斤顶滑了，车厢砸下来，老周躲得快，但左脚被压了一下，脚趾骨折了。
他在医院躺了半个月。修理厂老板不错，工资照发，但医药费只报了一半。二姨在医院陪床，棉棉交给邻居照看。她白天给老周端水喂饭，晚上回家哄孩子，累得站着都能睡着。
老周躺在病床上，看着她忙前忙后，心里不是滋味。
"秀兰，你别忙了。我自己能行。"
"你脚都肿成那样了，自己能行啥。"
"我是说，你别这么累。我看着心疼。"
二姨给他掖了掖被角："少说两句，养伤。"
老周不说了。但他心里记着。
伤好之后，老周回修理厂上班，但脚落下了病根，阴天下雨就疼。老板让他干轻活，工资降到了八百。家里的开销一下子紧了。
二姨开始想办法。她在租住的平房院子里支了个铁锅，炸油条，早上四点起来和面，五点出摊，在修理厂门口卖。老周拗不过她，只好由着她。
油条卖五毛钱一根，一天能卖二三十根。不多，但能贴补家用。
老周心疼她。每天早上她起来和面的时候，老周也起来，坐在旁边陪她。两个人一个和面，一个烧火，天还没亮，院子里就亮着一盏昏黄的灯。
棉棉两岁了，会跑了，会叫"爸爸""妈妈"了。她叫"爸爸"的时候，老周高兴得嘴都合不拢。
"再叫一声。"
"爸爸！"
"哎！"老周应得响亮，脸上的皱纹都舒展开了。
九九年，棉棉三岁，该上幼儿园了。乌鲁木齐的幼儿园一个月一百二，二姨咬咬牙，送去了。她跟老周说："孩子不能输在起跑线上。"
老周说："你说咋办就咋办。"
这一年，他们终于攒够了钱，回了甘肃一趟。老周把户口迁到了乌鲁木齐，他们在民政局领了证。
红本本拿到手的时候，二姨的手有点抖。
"二十五了拿绿本，三十了拿红本。"她自嘲地说。
老周说："以后都是红本。"
二姨笑了。
八
日子就这么一天一天过。
千禧年的时候，乌鲁木齐的出租车多了起来，修理厂的生意好了，老周又干回了老本行，工资涨到了一千五。二姨的油条摊也扩大了，加了豆浆和包子，一天能挣四五十块。
棉棉上了小学，成绩中等，但听话。二姨每天接送，风雨无阻。老周下班早的时候，也会去接。棉棉坐在他的二八大杠后座上，一路唱着歌。
二姨学会了说普通话。在乌鲁木齐住了几年，河南口音淡了，但偶尔急了还是冒出来。老周笑话她，她就追着他打，两个人闹成一团。
邻居们都说，老周有福气，找了个能干的老婆。老周说："不是我有福气，是她有福气，找了我这么个老实人。"
二姨白他一眼："脸呢？"
日子不总是顺的。零三年，老周的脚又犯了，疼得下不了地。二姨一个人撑着油条摊和家里，累得掉了十斤肉。零五年，棉棉生病住院，花了三千多，把攒的钱全掏空了。零七年，房东涨房租，从八十涨到一百五，二姨跟房东吵了一架，最后涨到一百二，勉强接受了。
但这些坎，都过去了。
二姨说，日子就像摘棉花，弯腰的时候觉得累，直起腰来一看，一兜子白花花的，值了。
零八年，棉棉考上了乌鲁木齐的一所重点初中。二姨高兴得给老家打了电话，她妈在电话那头哭，说："兰啊，咱家出大学生了。"
"还没考大学呢娘。"
"早晚的事。你命好，棉棉命也好。"
二姨没说命好不好。她只知道，这十几年，她没闲着，一天都没闲着。从摘棉花到跑车，从跑车到炸油条，从炸油条到带女儿，每一步都是她自己走出来的。
零九年，老周五十四岁，退休了。修理厂给了他一笔退休金，不多，八千块。二姨用这笔钱把家里的平房翻修了一下，加了暖气，买了新被褥。
老周闲不住，在小区门口摆了个修车摊，修自行车、电动车，一天挣个二三十块。他说："闲着骨头疼。"
二姨在小区里开了个小卖部，卖点烟酒糖茶、油盐酱醋。两个人一个守店，一个修车，日子过得安稳。
棉棉上了高中，成绩越来越好。二姨说："咱棉棉，以后要上北京的大学。"
老周说："上哪儿都行，别离家太远就行。"
"你舍不得？"
"舍不得。"
二姨笑了。
九
一三年，棉棉考上了中国政法大学。
录取通知书寄到的那天，二姨手抖得拆不开信封。老周帮她拆的，念给她听。二姨听完，坐在小卖部的椅子上，半天没说话。
然后她哭了。
不是那种嚎啕大哭，是那种眼泪自己往外涌的哭。她想起九五年秋天，她坐在姥姥家的门槛上，看着老槐树掉叶子，觉得自己这辈子完了。她想起扒火车去新疆，三天两夜站得腿肿。她想起棉田里弯腰摘棉花，手被划得全是口子。她想起老周在路口等她，说"你跟我跑吧，不用再蹲在地里弯腰了"。
她想起那些苦，那些累，那些咬着牙挺过来的日子。
值了。全值了。
棉棉去北京那天，二姨和老周去火车站送她。棉棉拖着行李箱，回头冲他们挥手："爸，妈，回去吧！"
二姨喊："到了给家里打电话！"
"知道了！"
火车开走了。二姨站在站台上，看着火车越来越远，直到看不见了，才转身。
老周在旁边，眼睛也红了。
"走吧。"二姨说。
"走。"
两个人手牵着手，走出火车站。乌鲁木齐的太阳照在他们身上，暖洋洋的。
二姨四十八岁了。头发白了一半，脸上有了皱纹，手上的茧子厚得像树皮。但她站得直，走得稳。
老周五十八岁了。背有点驼，脚还是阴天下雨就疼，但精神头还行。
他们回到小卖部，开门，营业。
日子还在继续。
十
后来，棉棉在北京读了研究生，留了北京，找了个对象，结了婚，生了孩子。
二姨和老周去北京看了孙女。小丫头胖乎乎的，像当年的棉棉。二姨抱着孙女，老周在旁边笑。
"叫奶奶。"二姨教。
小丫头"嘎嘎"地笑，口水糊了二姨一身。
老周说："像你小时候。"
二姨白他一眼："我小时候哪有这么胖。"
"一样。"
二姨低头看着孙女的小脸，忽然想起自己的妈。她妈走的那年，棉棉刚上初中。她没赶上见最后一面，是她哥在电话里告诉她的。她哭了一场，然后擦干眼泪，继续炸油条。
她妈临终前托人带了一句话："兰啊，娘知道你过得好，娘放心了。"
她一直记着这句话。
现在，她抱着孙女，坐在北京女儿家的沙发上，阳光从窗户照进来，暖暖的。老周在厨房里帮着洗碗，叮叮当当的。
她想，这辈子，值了。
从九五年那个秋天开始，她走了一条没有人看好的路。净身出户，扒火车去新疆，在棉田里弯着腰摘棉花，认识了一个开货车的男人，跟他跑车，给他生孩子，跟他摆摊，跟他开小卖部。
没有轰轰烈烈，没有大富大贵。
但她站起来了。从那个蹲在地里摘棉花的女人，站成了一个母亲，一个妻子，一个能撑起一个家的女人。
她叫赵秀兰。
她这辈子，没白活。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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