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前，陕县的几大社会危害。
赌博:
新中国建立前，陕县赌风极为炽盛，县城和各个集镇都设有赌场。赌博活动在冬闲季节、春节前后以及逢古集庙会时最为猖獗。
县城南关设有赌场10余处，以推牌九、打麻将、掷宝等形式聚赌。以赌博为业的赌主、赌头从中抽彩，剥削赌众，致使许多人倾家荡产。输红了眼的赌徒甚至押上妻子、女儿作赌注。导致许多人走投无路，最终走上偷窃、诈骗甚至拦路抢劫的犯罪道路。
新中国建立初期开始禁赌，取缔赌场。上世纪50到70年代赌博基本绝迹。
吸毒:
建国前，陕县的毒品主要是鸦片，也就是俗称的“大烟”，它与腐败紧密相连。
侵华日军曾大量输入毒品。日本投降后，国民党官吏、军阀、土匪、毒犯和地主恶霸相互勾结，大肆贩毒。
资本家杨庆亭曾勾结国军将领卫立煌，每次将约20麻袋的毒品输入陕州城内；国民党陕县党部书记长陈仰止也勾结商户贩卖毒品。
1944年至1945年是陕县毒品流行最严重的时期。据记载，当时陕县城内南大街的一条巷子里共有42户人家，其中贩运毒品的有8户，吸食毒品的有16户，既贩又卖的有15户，仅有3户人家不吸不卖。
同时，辖区的菜园、大营、会兴、张村、观音堂、张茅等集镇不仅有贩卖毒品的，还有公开种植大烟的。毒品泛滥导致许多家庭妻离子散、家破人亡。
陕县城和会兴镇设有贩卖毒品的店铺、烟馆20余处，吸毒者身心遭到摧残，家财荡尽，家庭离散，社会为之颓败。新中国建立后，取缔贩毒店铺及烟馆，严令禁除、查处吸毒和变相吸毒者。
嫖娼
陕县地处三省交界处，交通发达，妓院由来已久，从业者成为官吏、军阀和浪荡公子消遣的牺牲品。
上世纪二十年代，随着当地市场繁荣，南关出现了“平康里”和“五层楼”两大妓院，从业者80余人。这些妓院需要每月向警察局缴纳“花捐税”，处于其管辖之下，实际上是得到官方默许的公开营业。
到1945年，随着码头衰退，妓院迁至三马路、四马路一带，仍有26所之多，此外还存在大量暗娼。
新中国建立前，在陕县城南关三马路、十三孔窑野鸡坡和会兴镇中街，设有妓院8个，下设分院若干，从业者160余人，公开卖淫。这些人多是从苏州、扬州等地骗买来的穷苦良家妇女，在妓院过着非人的生活。
新中国建立后，取缔了妓院。
以上是根据地方史志资料整理。
如今的老陕县城，早已变成了游人如织的陕州公园，天鹅湖每年吸引着上万只野生大天鹅前来越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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