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河内市中心的文庙国子监，八十二通进士题名碑静静伫立于回廊两侧，碑面上镌刻的皆是方正端严的汉字。
这幅画面，恰恰是越南近八十年“去中国化”文字改革留下的真实印记。
一、汉字南渡千余载，文脉同根本一源
两千多年前，中原王朝与红河三角洲之间的联系就已经建立。
公元前214年，秦始皇命任嚣、赵佗率军平定岭南，设桂林、南海、象郡三郡，象郡的辖区便延伸至今越南北部，这是汉字首次以行政制度的形式进入这片土地。
公元前111年，汉武帝派伏波将军路博德平定南越国，在红河流域设置交趾、九真、日南三郡，中原王朝的律令、历法、典章随之扎根。
从西汉中期到五代初年，今越南北部作为中原王朝直辖郡县存在了逾千年，这段漫长岁月被越南史学界称作“北属时期”。
公元968年，丁部领在今宁平省华闾建立大瞿越国，越南由此走上独立建政之路，不过汉字作为唯一的官方书写载体并未被动摇。
公元1010年，李朝太祖李公蕴迁都升龙，也就是今天的河内，李朝沿袭唐宋旧制开办科举，考试全部使用汉字，这一制度被陈朝、黎朝、阮朝一脉相承地延续下来。
大约在十三世纪前后，越南本土文人仿照汉字造字原理创制了用于标记越南语口语的“字喃”，但是字喃始终未获正统地位，它更多以民间通俗读物的形式与汉字并行。
在西方殖民者尚未踏足东南亚之前，越南的朝廷诏令、史官文献、佛寺碑刻、宗祠族谱几乎无一例外以汉字书写，越南社会科学院汉喃研究院公开的馆藏目录显示，该机构保藏的汉喃古籍逾五万册，相关碑铭拓片超过五万件。
转折点出现在十九世纪中叶的炮火之中。
公元1858年9月1日，法国与西班牙联合舰队炮击岘港，印度支那殖民战争正式打响。
公元1884年6月6日，法国与阮朝签订《第二次顺化条约》，又称《巴特诺条约》，越南全境沦为法国的保护国。
那场战火并非没有东方声援，大清朝廷派冯子材等老将率军入越协助抗法，并于1885年3月下旬在镇南关大破法军，史称镇南关大捷。
但是积弊深重的清廷在1885年6月9日签署的《中法新约》中仍然承认了法国对越南的宗主权，自此延续近千年的中越宗藩体系宣告终结。
二、殖民改旗易字母，立国扫盲断旧根
接管越南之后的法国殖民当局并没有照搬英国在南亚殖民地的放任模式，而是把文字和教育作为改造地方社会的核心抓手。
十七世纪初由法籍耶稣会传教士亚历山大·德罗德等人整理定型的拉丁化越南拼音方案，被殖民当局拾起并大规模推广，这套方案后来被定名为“国语字”，也就是今天越南使用的官方文字雏形。
公元1917年12月21日，法属印度支那总督阿尔贝·萨劳签署《普通教育规程》，宣布全面废除沿用近千年的汉字科举制度，并将法语和国语字作为学校教育的核心语言。
公元1919年，阮朝顺化朝廷举行了越南历史上的最后一次科举考试，自此以汉字为载体的士人选拔制度彻底退出历史舞台。
真正把国语字推向全民的，是独立后的新政权。
公元1945年9月2日，胡志明在河内巴亭广场宣读《独立宣言》，宣告越南民主共和国成立。
仅仅六天之后的9月8日，胡志明以国家主席名义签署第20号主席令，启动名为“平民学务”的全国扫盲运动，国语字被确立为唯一法定通用文字。
依据越南国家档案馆与越南教育部先后发布的历史统计资料，到1954年奠边府战役结束之际，北越地区的识字率已经从法国殖民末期的两成左右跃升至接近七成，国语字由此在社会底层全面扎根。
国语字之所以在短时间内站稳脚跟，道理其实并不复杂。
它采用拉丁字母拼读，笔画简单，二十九个字母加上六个声调符号就能基本记录越南语口语，对于一个急需在短期内让数百万工农识字的新生政权来说，这是比汉字更“趁手”的工具。
进入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之后，越南劳动党在中苏分歧之中逐步转向苏联，并于1978年6月28日正式加入经济互助委员会。
公元1979年2月至3月间，中越边境爆发自卫还击作战，两国关系陷入长期对立。
这一外部变量，让越南国内本已推进多年的“去汉字化”工程进一步加码。
中学历史与语文教科书被大幅重写，古代碑铭、族谱、楹联、匾额不再进入基础教育必修材料，汉字从公共视野中几乎彻底隐退。
三、碑铭难识先人墨，经贸回暖汉风归
文字一旦被整体切换，带来的后果远远超出书写层面。
走进顺化皇城、会安古街、河内文庙、西贡天后宫，游客目光所及的匾额楹联、碑刻石柱、宗祠神主牌位，几乎全部以汉字写就。
对今天绝大多数越南普通民众而言，这些由自家祖辈一笔一画留下的文字，几乎变成了一种“看得见却读不懂”的符号。
有在河内做汉喃古籍整理工作的学者坦言，不少受委托前来寻访家谱的中年人甚至无法独立辨认祖父一辈的名讳，需要专门请研究人员代为释读。
越南社会科学院汉喃研究院在2024年公开的研究进展通报中提到，该院保存的汉喃古籍约有相当比例至今未完成现代越南语转写，具备古汉字与喃字释读能力的在职研究人员总数长期维持在百人以内，专业人才的代际断层已经相当明显。
更棘手的问题，还藏在越南语自身的词汇结构之中。
越南社会科学院语言学研究所历年发布的研究成果显示，现代越南语词汇中大约有六成源自汉语借词，也就是通常所称的“汉越词”，法律、医学、哲学、金融、科技等专业领域的术语尤其如此。
当汉字被从书写系统中整体剥离，这些汉越词在国语字中只剩下拼音外壳，词义的来源线索被切断，一个声调相同的拼写往往对应若干个本来并不相同的汉字词根。
同音异义词在学术文本中大量堆叠，一些律师、医生、历史研究者坦率承认，在起草合同、撰写诊断、释读史料时，经常需要在括号里补注原汉字才能避免歧义。
这种困境促使越南学界自新世纪以来反复讨论一个问题：中小学阶段是否应当恢复一定比例的汉字或汉喃教学。
公元2016年8月16日，越南社会科学院语言学研究所前所长阮文康在一场学术研讨会上公开主张，应在初中阶段把汉喃纳入必修选项之一，以帮助学生理解本民族文化的真实源头。
此议一出，引发越南国内舆论场激烈争论，赞成者认为这是找回文化根脉的必要补课，反对者则担忧会增加学生负担。
公元2019年1月11日至12日，第九届汉字与汉字教育国际研讨会在越南胡志明市师范大学举行，来自中国、越南、日本、韩国的多位学者围绕汉字在越南基础教育中的回归路径展开专门讨论。
与争论同步推进的，是中越经贸合作与民间汉语学习的持续升温。
依据中国海关总署发布的权威统计数据，2024年中越双边货物贸易额首次突破两千六百亿美元，中国连续多年稳居越南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
进入2025年，这一数字在高基数上继续保持两位数增长，广西凭祥友谊关、云南河口、广东深圳盐田港的集装箱吞吐在高峰月份屡创新高。
贸易量摆在那里，语言的“话事人”自然也在悄悄挪位。
据越南教育与培训部公开资料统计，截至2026年初，越南已有近二十所高校设立汉语本科专业，中文稳居仅次于英语的第二大外语学习语种，河内、胡志明市、海防、岘港等城市的中文培训机构数量在过去三年里成倍增长。
2025年6月至9月，中越两国在河内、南宁陆续举办多场人文交流活动，越南学界与中国高校在汉喃文献整理、中文教学标准、汉语水平考试本地化等议题上签署了若干合作备忘录，一些长期停滞的古籍共享项目重新启动。
2026年9月，越南若干媒体陆续报道，部分地方中学已经把汉字文化作为选修课程纳入教学计划，顺化、会安等历史文化名城的中小学还把古迹汉字释读纳入校外实践内容。
把这段跨越八十余年的文字史合在一起看，不难发现一条清晰的脉络。
二十世纪中叶的越南，用一场扫盲运动把拉丁化的国语字送进千家万户，这件事本身在扫除文盲、凝聚民族共识层面立下过真实的功劳。
但是把汉字彻底清出教育体系的那一步棋，让越南在收获统一拼音文字的同时，也付出了与自身千余年典籍相隔绝的代价。
一个民族的历史记忆，终究要依附在某种可以被下一代人读懂的文字之上。
河内文庙碑廊里那些沉默千年的石刻，与越南大学生面对碑文时的那份陌生感，构成了一种意味深长的对照。
越南这段文字转折带来的另一层启示在于，民族主义的大厦确实可以靠一套新文字来快速立起来，但是文化的根须一旦被人为斩断，再想重新接续，花费的时间和精力将远远超过当年切断它的那一刻。
对一个把过去与未来、传统与现代紧紧绑在一起的国家来说，文字从来不是一件可以轻易“重来一次”的小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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