眷村旧梦与少年意气，原来我们都是这样长大|三毛|咖啡时光|幼狮文艺|张大春|旧梦|眷村|童年往事|阮义忠

《风柜来的人》

最早认识台湾是在侯孝贤的电影里，台湾的村落、街巷、湿漉漉的天气与白茫茫的海岸安静地呈现在银幕之上，历史在静止的镜头中无声奔涌，个人在时代的大浪里颠沛流离。后来了解台湾，则是在张大春的文字里。

如果说侯孝贤以一种宏观的视野拍出了台湾的沧桑与其背后的历史轨迹，那么张大春的最新散文集《我的老台北》则以一种更加私人，也更鲜活、细腻的视角，从过往的人生中俯拾回忆的碎片，书写了一部青春与城市的回忆录。

习武、学吉他、洗胶片、写小说，这是属于张大春的青春，充满了少年的血气、混沌与折腾不完的生命力；辽宁街上的旧家、安和路上的唱片行、戏院与电影街……文字亦还原出台北旧日的模样，逝去的美好一一复现，并与眼前崭新的时代相映成辉。

那个在眷村长大的孩子后来搬进了高楼，满心欢喜，尚不知旧梦一去不复返；站在台大门前失落的少年终也未竟年少的志愿，在懵懂中挥霍着最好的年华，回过头来才看清命运，贪恋旧时光。

“我二十岁，人们对我无比地良善，我每天都经历一些第一次，觉得那些充满了惊奇和意外的事情或许应该就是生命目的。”

下文摘自《我的老台北》

张大春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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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数不完的第一次

十九岁那年我写了一个短篇小说，投稿到《联合报》参加小说奖，那一年得到首奖的是丁亚民的《冬祭》，我的那一篇是石沉大海，音信全无，不知道是在哪一个评审环节上给打落的。直到半年之后，稿子才装在一个盖了好些红蓝橡皮章子的牛皮纸袋里退回来。

我换了个牛皮纸袋，寄到汉中街 51 号《幼狮文艺》，那里也在办赛事，奖额只有“联合报小说奖”的 1/16.6666666，可是一次取六篇，不分名次，还有个响亮的名头，叫“台湾小说大竞写”。我那篇原封不动的退稿蒙中了，我把奖金的多一半儿上缴父母，少一半儿则买了把吉他，母亲则替我的吉他缝制了一个完全贴身的布套子，只不过母亲从来改不了口的济南话发不出“吉他”的音，她总是喊这乐器叫“琵琶”。

我带着乐器上学的日子不短，不过，人人似乎都不觉得一把两千四百块钱的吉他有什么了不起，大家称赏的都是吉他套，说它柔软、精巧、用色雅致、绣工细腻，当然，更没有人会赞美我的琴艺。

老实说，虽然我天天提着吉他出出入入，却始终没有锻炼出什么琴艺来。那吉他，用我父亲的话说，就是个“聋子的耳朵”——摆设罢了。这一点极其要紧，我必须承认，以及强调：在我十九岁那年所接触开展的很多事情（甚至包括小说的写作）看来都轻巧、便捷，不怎么费力。然而，日后没有什么大出息也是理所当然，我始终觉得父亲轻声嘲笑我半吊子的吉他琴艺有着象征意义，无论对什么事，我并没有“认上应该认的真”。

《咖啡时光》

让我对吉他瞬间失了兴趣的原因是摄影。而且，此处所谓的摄影，既不是日后风行满地的录影，也还不是一般的照相，而是特指当时由《中国时报》“人间副刊”栏目经由文学奖和专题设计而风起云涌地带动起来的“报道摄影”。

我是在那个时期，才知道“中国电视公司”新闻节目上经常出现的字样“摄影/张照堂”不只是位会用摄影机拍新闻片的记者，他还是一位能够使用单眼照相机、黑白底片转印出震撼人心目之现实的巨匠。张照堂之外，还有阮义忠。

带我认得阮义忠这个人，以及他堪称伟大作品的人就在汉中街51号《幼狮文艺》当编辑，他叫黄力智，我的启蒙师傅。

得了那个生平第一个小说奖之后不久，我家才安装了电话，那个时候每天没事也要打几个电话算是令人兴奋的新鲜事了。

黄力智有一天打了电话来，要我帮忙到台中中兴大学去做一个为期三天的报道采访，主题是全省中外文系组织的比较文学会议要召开第三届大会，会中将要发表十多篇论文，还有一场特邀普林斯顿的知名汉学家高友工的专题演讲。我的任务，就是不限篇幅，全程报道。

黄力智不只分配了任务，他自己也挂上一身的相机，到场为学者们留影。那是我第一次参与学术讨论会，第一次亲手操作带快门光圈的相机，第一次听比较文学学者说“结构主义”和“诠释学”，也是第一次认真听人说起“报道摄影”这个名词。黄力智说起阮义忠——阮义忠是他的师傅。

汉中街51号是《幼狮文艺》《幼狮月刊》《幼狮学志》和《幼狮少年》四份刊物的办公室，除了黄力智之外，阮义忠另有一个徒弟，也在这个办公室里工作，他叫刘嵩，比我还小一岁，复兴美工毕业之后等兵单服役期间，就在《幼狮少年》担任美术编辑，日后成了知名的纪录片导演，和我也是四十多年的朋友了。

经由黄力智和刘嵩的引见，我和阮义忠第一次见面是在沅陵街上的一家当时极为流行的蜂蜜咖啡（还是蜜蜂咖啡？），咖啡馆招牌上写着“思蜜”两个字。女老板风姿俏丽，巧善周旋，而且有一种豪迈飒爽的英气。我在那一天之前从来没有喝过特调咖啡，黄力智说：“来杯蓝山吧？”刘嵩说：“来杯爪哇吧？”女老板说：“来杯曼特宁好了。”那我曼特宁好了。微酸。

一杯咖啡还没有喝完，阮义忠就拒绝了我也来拜师学艺的请求。他的拒绝很明快：“你不会一直走下去的；我也不要把力气花在不会一直走下去的人身上。”

话说得爽朗坚定，我大概有几秒钟的落寞，像接到退稿差不多。然而我皮粗肉厚，满不在乎，还喝了续杯的曼特宁，一点儿不扫兴地继续听他们三个人描述着跟阮义忠学暗房时种种非人的辛苦。

《咖啡时光》

我非常羡慕那种事后回忆起来，带着点儿过来人骄傲的那种辛苦。当下我就想着：这世上如果有一个师傅，无论是教我弹吉他、唱民歌、写小说，或者是做任何事情，我都可以学的呀！不一定只有结构主义、诠释学令人目瞪口呆啊！

据说，阮义忠一向在电视公司上班，平常工作上拍的照片，大概也和黄力智在中兴大学拍的学者留影差不多。但是他自己的摄影实践，以及带学生的锻炼，却是另一回事。往往利用任何一点可能的时间，南来北往，东迈西征，在台湾各地串走。用的是柯达PX125和TX400的黑白负片，极少数的时候，也会用上感光度只有64的彩色正片。于我这样一个外行而言，黑白负片的迷人之处，恰是在拍摄者自己冲片、放大，也就是自己掌握暗房技术的整个过程。

透过阮义忠、黄力智和刘嵩看似云淡风轻的闲聊，我才知道，他们已经跑了不少我连听都没有听过的地方：北埔、八尺门、旭海、车城，还有爷亨。说是有一次在北横等公路局班车，在候车亭壁上发现一张路线图，上面尽是许多陌生的地名，有人说：“我们上爷亨去吧？”

后来，在阮义忠并不知情的情况下，黄力智和刘嵩也带我去了爷亨。我从来没有见过那样一片从山脚到峰顶不下百数十层的美丽梯田。由于山势陡峭的缘故，每一片田不过几尺宽，然而，青碧色的秧苗在一层层狭窄却蜿蜒绵阡的地势映带之下，比起看惯了的大片水田，要显得益发曲折多姿，而且深邃。多年后我自己又开车去过两次，却发现当地的稻作农耕整体毁弃了，田土看上去芜蔓荒凉，我也只能暗盼是我去的季节不对。

唯其当黄力智和刘嵩把他们刚从阮义忠那里学来的本事对我“转手教学”的年头，大约就是一九七六到一九七九年之间吧，我身上出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纪律的归属感。

除了跟着他们几乎毫无目的地到处串走、按快门、取景，以及直觉去感应或臆测着“某个瞬间可能会发生一点能够展现生活、捕捉现实的什么”之外，在居家厕所改装的临时暗房里学会了使用柯达D76、D72显影药粉泡水让胶片显像，还坚守着每分钟摇晃底片盒十五秒钟的程序规定。黄力智不止一次地跟我说：“在阮义忠的暗房里，你要是一分钟摇不到十五秒，他就打开你的底片盒子！”换言之，若没有那一点手艺人对工序和技术实务的坚持，我们口口声声所谓的报道、所谓的乡土感性，也许都是虚假的。

“打开你的底片盒子”是一个噩梦，那意味着你先前的拍摄——汇集了生命中所有的奔波热情而具现于那1/15秒到1/250秒的三十六格图像将完全化为乌有，只余一条全黑的胶片。

黄力智不仅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地把阮义忠不肯传授的本事都拿出来，还送给我一台带135长焦镜头的Nikonmat（尼康马特）单眼照相机。他要买新相机了，他告诉我：“这一架Nikonmat太重，你拿去练手劲吧。”我当时并不能体会，那是他不希望我把送相机这件事看作是多么大的一个人情而刻意轻易言之，等我明白过来这里面的人情义理，黄力智已经从我的生活中远走他方、不知所终了。

《咖啡时光》

交代相机那天，黄力智指着思蜜斜对面的日本料理店——招牌叫“梅村”，问我：“喜欢吃日本料理吗？”我说没吃过。刘嵩惊讶地瞪大了眼睛，仿佛不能置信：“怎么可能呢？”我又说了一次：没吃过。直到我完全听信刘嵩的话，把一块沾满山葵酱油的旗鱼塞进嘴里咀嚼一番之后用力吸气再吐气，因之辣得涕泗纵横那一刻，刘嵩才肯相信：那一顿日本料理，就是我的第一次。

加西亚·马尔克斯在《百年孤独》开篇的时候就如此形容过：“那时世界太新，很多事物尚未命名。”我二十岁，人们对我无比地良善，我每天都经历一些第一次，觉得那些充满了惊奇和意外的事情或许应该就是生命目的。它们发生，犹如收摄进相机胶卷上的成像，再经由某种魔法般神妙的涂料显影、固着，最后放大在二十四英寸甚至四十八英寸的相纸上，这是我日后写作生涯与现实交织的一个隐喻吗？

倒是黄力智跟我说过几句话，我绝对不会忘记：“我们只买得起这种过期的相纸，它究竟能不能成像，定影之后又能维持多久，都还不知道呢。”

新家旧家回家

在台北市的另一头，西南角上，西藏路大排水沟什么时候加了盖？我已经一点印象都没有了。当初整个复华新村，还没有迁离南京东路三段的时候，左邻右舍的孩子们，总是计划着要走一趟西藏路，看看将来我们的新家。

“要不要去新家？”孩子们总是这样说，“要不要去新家看房子？”

新家，当然是相对于旧家的称呼——虽然这么说的时候，我们都还住在“旧家”里面。

“旧家”的渊源，要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期说起。

当时台湾各地都有这种军眷聚落，少则几十户、多则数百户；“复华新村”在南京东路和辽宁街、龙江街的犄角上，从南京东路往长春路的方向，有着四排日式连栋平房。孩子们如果要明确指称某家的孩子，比方说：大毛、二毛、三毛这种家家都可能起的小名，往往要这样说：“第一排的二毛”“第四排的小毛”。

“复华新村”和其他的眷村唯一的差别，就是它的成员不只是单一军种，住家户长都是防务部门的文武职官，大多数都带着几个出生没有一两年的孩子，搬进了这么一个暂时栖身的家，一户一户挨蹭着，家家都有个小小的前院，院墙是竹篱笆，官阶高、收入好、负担轻的人家可以及早地拆除篱笆，砌上砖墙。

历经多年之后，我们很难揣想眷村里父母那一辈的人，在拆除竹篱笆、砌上砖墙的时候究竟如何作想，他们是感觉到刚搬进眷村来的时候，那几句时兴的口号没效用了吗？

《童年往事》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期，我刚出生。人们不再计较甚至也不再记得，到底几时成功的年月。之后几年，我渐渐能听得懂人话，听到父亲、母亲日常闲话说起来的“家”常是“济南西关朝阳街剪子巷”那个家，他们称之为“老家”。

至于我的老家，你可以这样描述：它在龙江街口，也可以按着门牌说，那是辽宁街116巷52号，也可以说南京东路三段第四排。

我家的黑篱笆院墙，一直到我上了幼稚园都还是那样。左右邻居的妈妈们，偶尔来我家标会的时候，总会七嘴八舌地劝我妈：砌个墙吧，牢靠些。我妈总是笑笑：“砌不砌的，就这么着吧。”后来砖墙毕竟还是砌了起来，乃是因为一场葛乐礼台风，把全村仅存的篱笆墙，都吹到不知什么所在去了。

官阶高、收入好而负担轻的人家，早就已经进化到另一个展示优越地位的阶段，那就是把室内的水泥地，打上一层抛光的磨石子，外人如果要到这户人家拜访，在院子里侧的屋檐底下，就要换上拖鞋。每隔一段时间，或许十天半个月，还得打上一层亮堂堂的油蜡。

讲究些的人家，磨石子地面还嵌着长宽大约三尺的金线格子，有个邻居孩子告诉我：他家磨石子地板上的格子线，是纯金的。

到家里来标会的妈妈们，开始七嘴八舌地劝我妈：打一层磨石子吧，又干净，也漂亮。我妈总是笑笑：打不打的，就这么着吧。

后来，磨石子毕竟还是打了起来，还是因为一场玛丽台风，灌进一屋子水，父亲决意从院子里侧屋檐底下为起点，把全家地基垫高。

生活越来越宽裕的表亲很多——第几排某家今天运来了大冰箱。第几排某家今天运来了带拉门，还配了把小钥匙的电视机。第几排某家敞着大门始终不关，走过的人都看见了，也都关心地问了：那是啥呀？是洗衣机。洗好的衣服往旁边滚筒架子的缝隙里一塞，拉柄摇几圈，洗衣水就榨得半干了，多方便啊！

冰箱、电视我们家跟上得也很晚，恐怕都要到我小学快毕业的时候。左邻右舍的妈妈们，还是偶尔会到家里来标会，但已经不再嚼咕怎么提升各自的家境，她们有更积极、更伟大的目标：她们认为“复华新村”太破旧了。

《童年往事》

回想起来，这事应该不是太太们发动的，甚至也不是她们那些在防务部门办公的文武职官丈夫们发动的。总之，嫌弃居住环境不够好，应该可以称得上是天赋人权吧。

这一回，我母亲完全赞成村中舆论，还特地在众人的热议中举证同意：“这个住了十多年的宿舍实在太简陋了，我们家春春头几天睡着觉，天花板掉下来砸了一头。”可不是吗！好好的天花板怎么会掉下来呢？有人问，有人抢着替我，或者也是替我母亲回答：“老鼠呀！还会有什么呢？”

老旧眷舍改建计划的发起，背后似乎有一个更大的经济动因，村子里毕竟不是天天标会，也不是经常借用我家举行标会，许多风闻来去的消息往往在第二排、第三排传了个遍，才逐渐流泄到第四排来。等我们这一群经常一块儿玩耍、嬉闹的孩子知道的时候，“西藏路”三个字已经成为全村子里最热门的话题，那是新家之所在。而为什么我们会在忽然间，就有了那么一个新家了呢？

我们第四排有几个年长我四五岁的大哥哥说得传神：“我们现在在南京，把你发配到西藏，你觉得日子比较好过吗？”

大哥哥们的议论，带着一种堪与父执辈齐肩的老气，他们皱着眉头、咂巴着嘴、有的还叼着烟卷，像是直接参与了高参会议之后，回村子来转述现场实况的神情，而且话说得既有头有尾又没头没尾：“卖给国泰了……”

要到很久很久以后，我们都长大了，才明白大哥哥们的意思：释出市中心区的土地，高价卖给民间企业，再以其中部分资金，转作老旧眷舍重建之用。“旧家”是这么去的，“新家”是这么来的。只不过，好像国泰不是最后的土地买家，我记得多年以后，南京东路、辽宁街、龙江街那犄角上，建筑起来的是中华航空公司的大楼。

晚几年出生的孩子们如我者，有幸对旧家没有那么多的眷恋，对新家却有着莫名的憧憬。我们几乎都期待着“住进公寓房子”。总觉得那大约是我们的人生中，最重大的一次提升了。

要到新家，得搭乘12路公车从辽宁街起站，坐到南机场底站，下车拐一个弯就到了。人人都说新家之所以会在西藏路，就是因为原本公共汽车的路线规划之故，好像地球是为了围绕着我们而转的。

我们约好了“去看房子”的那天，房子还没有完成。施作工人随手挥赶我们，说是非常危险，我们便带着捉迷藏和追踪旅行的兴味，和工人们玩闹，还不忘了告诉他们：“以后我们就要来住在这里。”

我希望将来能住在二楼，我希望将来能住在三楼，我希望将来能住在顶楼……是的，那年月、那年纪，我们都想住在高处。

爬上一栋临西藏路、二十坪a空间的四楼，我幻想着那一户就是我日后的家，朝下俯瞰着还是大排水沟的西藏路，我大声对着台北市南区的晴空叫喊着唱：“我家门前有小河……”

我并不知道：从那以后，我已经失去了真正意义的眷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