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心脏搭桥手术的决策逻辑里，长期存在一个朴素的直觉：血管堵得越多，就多搭几根桥，把血供“补全”。这个直觉在解剖学层面似乎无懈可击，但临床数据揭示了一个反直觉的事实——多搭一根血管，并不等于多一分安全，有时反而是在增加不必要的创伤和并发症风险。2026年发表于《柳叶刀》的FAVOR IV-QVAS试验，用一项覆盖793名患者的随机对照研究，把这个矛盾摆上了台面。
解剖学狭窄不等于功能学缺血
传统搭桥决策依赖冠脉造影显示的“狭窄百分比”。一根血管在造影上狭窄70%，医生通常会考虑为它搭桥。但造影看到的是血管腔的形态，而不是血流经过狭窄处之后，远端心肌是否真的处于缺血状态。
解剖学狭窄与功能学缺血之间，存在一道经常被忽略的鸿沟。一根中度狭窄的血管，可能因为侧支循环的存在或狭窄本身的血流动力学特征，并没有造成远端心肌的实质性缺血。为这样一根“看起来堵了、实际上没缺血”的血管搭桥，桥血管本身的血流会受到竞争性血流的冲击，远期通畅率反而可能更低。多搭的这一根桥，带来的不是额外保护，而是额外的手术时间、额外的血管材料消耗、以及额外的围术期风险。
FAVOR IV-QVAS试验聚焦的正是这一矛盾最突出的场景：同时需要接受心脏瓣膜手术和冠心病搭桥的患者。在这类患者中，冠心病患病率约20%，传统模式下98%的患者会在瓣膜手术同期接受搭桥。但其中相当一部分狭窄，可能并不需要搭桥。
QFR/μQFR：从造影图像里“算”出缺血
这项研究的核心工具，是中国原创的定量血流分数技术。它的原理并不复杂：利用常规冠脉造影图像，通过流体力学模型计算狭窄远端的血流压力比值，从而判断这根血管是否真的造成了心肌缺血。新一代人工智能赋能的μQFR进一步提高了计算速度和准确性。
与传统压力导丝测量的血流储备分数相比，QFR/μQFR的优势在于无需额外侵入操作、无需药物负荷，仅凭已经完成的造影图像即可完成评估。对于正在计划瓣膜手术的患者，这意味着不需要为了判断冠脉是否需要搭桥而增加一次有创操作。
通俗地说，传统造影是“看管子瘪了多少”，QFR是“算水流过去之后还剩多少” 。前者是形态，后者是功能。搭桥手术要解决的是功能问题——让缺血的心肌重新得到血供，而不是让造影报告上的狭窄数字变得好看。
数据：搭桥率从98%降到56%，安全性反而更好
FAVOR IV-QVAS试验由上海瑞金医院牵头，联合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等12家中心，历时5年纳入793名患者，采用三盲、随机对照设计，将患者分为QFR/μQFR指导组和传统造影指导组。
最直观的结果是搭桥率的断崖式下降：QFR/μQFR指导组仅56%的患者接受了同期搭桥，而传统造影指导组高达98%；人均桥血管数量减半，手术时间缩短，创伤减小。
更重要的是安全性数据：QFR/μQFR指导组术后30天不良事件发生率为7.8%，传统组为13.4%，风险降低42%，主要获益来自心肌梗死和急性肾损伤的减少。中位随访27个月时，指导组的不良事件发生率仍显著低于对照组。
“少搭桥”和“更安全”同时出现，恰恰说明那些被省掉的桥血管，本来就不应该存在。它们没有带来功能学获益，却在消耗手术资源、延长体外循环时间、增加围术期风险。
谁最可能从中获益
这项技术的适用场景有明确的边界。FAVOR IV-QVAS纳入的是18岁以上、计划接受瓣膜手术、且冠脉造影显示至少一根主要冠脉存在临床显著狭窄的患者。对于这一群体，QFR/μQFR指导的决策路径是：先评估每一根狭窄血管的功能学意义，只对确实造成缺血的血管搭桥。
不适合套用到所有搭桥患者身上。对于单纯冠心病、不合并瓣膜疾病需要手术的患者，QFR指导搭桥的获益证据仍在积累中。此外，QFR计算依赖于造影图像的质量和特定的体位，如果造影图像不满足分析条件，或者血管存在严重钙化、扭曲等影响计算准确性的因素，QFR结果需要谨慎解读。
技术的定位是“辅助决策”，而不是“替代外科判断”。最终是否搭桥、搭几根、搭在哪，仍然需要外科医生结合患者的整体解剖条件、靶血管质量和心肌存活状态综合决定。
少搭一根，少一分什么
一台搭桥手术里，每多取一根桥血管，就多一个取材部位的创伤、多一段体外循环时间、多一份围术期心肌梗死和肾损伤的风险暴露。“多搭一根”的直觉之所以危险，是因为它把手术的代价藏在了“更彻底”这个听起来正确的词背后。
FAVOR IV-QVAS试验的意义，不在于证明“搭桥越少越好”，而在于证明了一件事：在决定搭不搭之前，先搞清楚这根血管到底该不该搭。从“看狭窄百分比”到“算功能学缺血”，搭桥手术的决策正在从解剖学的“一刀切”，走向功能学的精准判断。对于需要在瓣膜手术同期处理冠脉的患者，这意味着更少的不必要桥血管、更短的手术时间，以及一个在30天时就已经显现出来的安全性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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