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年前，我在念中文系。

记忆里，午后的日光氤氲，睡意如同羽毛在鼻尖轻轻挑动，分不清是想打喷嚏，还是打哈欠。

心里有一阵微微的痒，但这痒很快便在男孩女孩有一搭没一搭的话语间暂时抛去脑后。聊天的内容呢，大多是小组作业、社团活动以及零星的私语。

我们各自捧着红色或蓝色封面的外国文学史，一年一年，教材并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变化。无非是红色的封面大一些且相对来说较薄；蓝色的封面则要小一些，厚度却增加了不少。

我是喜欢厚厚的书的，反倒是笔记本更喜欢用薄一些的。不知道是否跟这怪异的缘由有关，我更偏爱南开大学出版社的那本蓝色教材。

但对于考试来讲，哪里有偏爱一说，教授划下的重点统统照单全收就是。

烦闷的午后，从教授翕动的嘴唇中传出催眠曲一样的声音。他讲话总是不疾不徐的，颇有“为师”的风范。

我猜不出他的年龄，隐约觉得一定比看起来的样子要年长些。

他身材颀长，腰背挺拔，不是干瘪的瘦削，要说起来，整个人十分有劲儿，再看，竟生出蓬勃的少年感。

谁不想听一位帅气的教授大讲特讲文学呢？年龄不是问题，再怎么也比他口中滔滔不绝的史诗要年轻多了。

说到这，我又打了个哈欠，教授却来了精神。无需多言，必定是他又开始讲最爱的《荷马史诗》了。

两个学年的课，我不止一次合理怀疑，他是因为太过热爱希腊文学而接下外国文学的授课任务，好让自己潜入课堂之中，再明目张胆地“夹带私货”。

在这之前，我对希腊文学的了解只停留在几个生涩拗口的人物名称和几场著名战争上——毕竟在读点闲书都要从课业中挤出时间，甚至利用晚自习和深更半夜偷偷看书的中学时代，我是绝对不会去读需要厘清太多人物关系且被称为“史诗”的巨著的。

电影和文学是相辅相成的，先用动态画面情节吸引学生，将其“引诱”进这个世界后再津津有味地讲文学，教授对大学的授课之道果然了解得门儿清。

跟教授同看的第一部电影是《特洛伊》，只存在于我名词库中的“木马计”就这样展开了完整的画卷。10年后，当诺兰将《奥德赛》搬上大荧幕，我的目光停在172分钟电影时长那栏犹豫了好一会儿，手指在屏幕上划过来划过去，眼睛里又瞥到了《杀死比尔》的时长——276分钟。

果断返回《奥德赛》，一通乱点，下单选座。

10年前，教授用一部《特洛伊》叩开了我犯困午后迷迷糊糊翻阅的《荷马史诗》之门。特洛伊战争结束后，奥德修斯在海上漂泊的10年，竟也如此巧合、如此完美地对应上了我人生的这一个“10年”。

这10年里，毕业后的我一次也没有再翻开过《荷马史诗》。脱离了教授的讲述，这本书就像一块厚重的、从远古时期深埋地下的石砖一样，就任它留在那里，布满灰尘、长满苔藓、又被河流冲刷干净、被时光磨平又扬起。

我乐此不疲地读着弥尔顿，读着里尔克，读着那段——

如果我呐喊，谁将在天使的序列中听到我？

即便被他们其中一位突然拥入胸膛，我也会在他那更强大的、存在的力量中瞬间消失。

这一块太过沉重的石砖，我还是不能够独自将它搬起。

朋友不喜欢诺兰，《奥德赛》是我一个人看的。

大不了中途开溜好了。

结果，偌大的IMAX影厅只坐了3个人，而我不仅没有半途开溜，甚至在电影结束之后，还意犹未尽地坐在位置上语无伦次地给妈妈发着混乱的观后感。

在特洛伊城门打开后，阿伽门农一出场，我便立刻想起了教授。我发誓，这样的联想仅仅是关于外形和气质，教授不必与阿伽门农有任何命运的共通之处。

影像、文学，以及和它们相关的一切，都是具有滞后性的。我以为《奥德赛》会和以往被我粗略浏览的史诗电影一样——人造的激昂、过于工业化的盛大，食之有味却一股怪味。

它超出了我的预期。

不知道该归功于导演的编排构造，还是故事的本身就经得起刻画。诺兰将“神”从故事中隐去，因为真正的怪物从来都不在缥缈的海上。

它们在羊群遍布的丰饶陆地、在寥落安全的小屋、在灯火通明的城邦、在晦涩隐秘的人心上。

奥德修斯经历的磨难，有一部分就是他本身。

我想，我终于能清晰地回想起每一个听教授讲着《荷马史诗》的午后，我并没有打瞌睡，那时的我明明就在教室的最前排，像他一样挺直了腰板，双目炯炯有神地追随着他的声音。我的心潮从那时就已经被激起了，只是后来四面八方的海浪太高，一层又一层。

从未停歇，我的心，在文学的海上从未停歇。

海上无声，而人类终其一生寻找的，所谓只属于自己的那颗自由的心脏，其实一直就在这里。

它在这里，它早就生长在我们的胸膛之中。

责任编辑：郑欣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