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白色的手镯躺在红绒布上，镯身刻着四个字——"执子之手"。

我盯着那四个字，眼泪一滴一滴往下落，砸在红绒布上，晕出一片深色。厨房里油烟机嗡嗡作响，锅里的鱼汤还在咕嘟咕嘟冒泡。窗外的麻雀叽叽喳喳，像什么事都没发生过一样。

"喜欢吗？"建国站在门口，双手插兜，声音里带着一点小心翼翼。

我把手镯套上去，凉意顺着手腕往上爬，爬进胸口。"喜欢。"

那天是我们结婚二十年的纪念日。

我叫秀兰，今年四十七岁，在县城开了一间小裁缝铺。建国在镇上的水泥厂上班，每月工资三千出头，我的铺子每月能挣个两三千。日子不富裕，但也不至于揭不开锅。

我们这二十年，过的是寻常两口子的日子——锅碗瓢盆，鸡毛蒜皮，磕磕绊绊，偶尔红脸，偶尔温情。我以为这就够了。

我最好的闺蜜叫春梅，从小一块儿长大。她比我命好，嫁给了城里的工程师，住楼房，开私家车。每次见了我，她总是叹气，说："秀兰啊，你跟了建国，委屈你了。"

我每次都笑着摆手："有什么委屈的，过日子嘛，差不多就行。"

但春梅说的话，有时候也会在我心里转一圈。

手镯戴上的第二天，我接到了一个电话。

是建国前厂的女同事，叫小丽，声音细细的，带着哭腔。"嫂子，我……我只是想让你知道……"

她断断续续说了很多。我站在裁缝铺里，手里捏着一截白线，窗外阳光很好，照在布料上暖融融的，可我整个人像被扔进了冰窖里。

电话挂断，我低头看了一眼手腕上的手镯——"执子之手"。

那四个字像长了牙。

那天晚上，建国回来得晚。我在灶台边炒了两个菜，饭焖好了，搁在锅里温着。我坐在堂屋的椅子上，屋里没开灯，就那么坐着，听着院子里的风吹过枣树，叶子沙沙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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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国进门，看见我坐在黑暗里，愣了一下。"怎么不开灯？"

我没动，只是问："小丽这个人，你认识吧？"

他脚步一顿。就这一顿，我什么都明白了。

后来的话，说了很多，也说了很少。建国跪在地上，脸埋在手里，肩膀一抖一抖的。我听见他在哭，那哭声很陌生，像是一个我从来没见过的人发出来的。

窗外的枣树还在响，风没有停。

第三天早上，我摘下手镯，放在梳妆台上。

然后我给春梅发了条微信："你有空吗？出来坐坐。"

我们在镇上那家老茶馆见面。春梅一进门就看见我的脸色，还没坐下，眼圈先红了。"怎么了秀兰？"

我端起茶杯，喝了一口，慢慢说："我离婚了。"

春梅愣住。

我笑了笑，把茶杯放下。"你该高兴了吧？你不是说了好多年，说我跟着建国委屈了。"

春梅半天没说话，然后红着眼睛开口："我哪是那个意思……"

"我知道你不是那个意思。"我说，"我只是……说说而已。"

茶馆里有人在打牌，哗哗的洗牌声一阵一阵传过来，老板娘在柜台后面嗑瓜子，外头有个小孩子咿咿呀呀学走路，摔了一跤，又爬起来。

春梅问我："以后怎么办？"

我想了想，说："把铺子好好开着。人活着，总要有个事情做。"

我没哭。不是因为不痛，而是二十年的日子，哪能说清楚到底是谁辜负了谁、谁亏欠了谁。有些话说出来，还不如沉在心底，等时间慢慢磨。

手镯我没有扔。还放在梳妆台上，那四个字朝上，安安静静的。

我想着，等哪天不疼了，再决定把它怎么处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