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下午，窗外的梧桐叶子黄了一地，风一吹，噼里啪啦地扫过院子，像是有人在催命。
我正在厨房剁猪脚，案板震得咚咚响。半年了，我跟建国说话不超过十句，就这么两个人住在一个屋檐下，进门换鞋，吃饭各端各的碗，谁也不先开口。邻居王婶说，你们两口子这是怎么了，跟陌生人似的。我笑笑，没接话。
冷战的起因说出来都叫人臊得慌——不过是婆婆来住了三个月，天天指点我炒菜油放少了、被子叠得不好看，建国一声不吭，任由他妈说我。我气不过，跟他吵了一架，他摔门出去，我在被子里哭了一夜。第二天起来，两个人就这么僵住了。
我以为，日子总会软下来的。
锁眼里传来钥匙的声音。
我没回头，以为是建国下班回来，擦了把手准备去盛饭。
脚步声不对——有两个人。
我这才转过身。
建国站在门口，旁边跟着一个女人。她穿一件米色风衣，头发烫了小卷，手里拎着个帆布包，脚踩白色球鞋。
是晓燕。
我的闺蜜，认识了二十二年的晓燕。
我愣在那里，刀还握在手里，猪脚的腥气混着葱姜的味道，一股脑儿往鼻子里钻。我听见自己的心跳声，又沉又慢，像是鼓锤砸在棉花上。
"坐吧。"建国开口，声音平得像念课文，"有话跟你说。"
晓燕没看我，低着头，手指绞着包带，那个习惯我太熟悉了，她从小紧张就这样。
我把刀放下，在围裙上擦了擦手，在饭桌旁坐下来。腿有点软，但我不想让他们看出来。
"离婚吧。"建国说，"我跟晓燕……有孩子了。"
屋子里的空气像是突然被人抽走了。
窗外一辆电动车驶过，喇叭叫了一声，远远地消失掉。灶上的汤还在滚，扑扑地顶着锅盖。
我坐了很久，久到晓燕终于抬起头来，眼睛红的，嘴唇动了动，叫了声："秀芬……"
我摆摆手，没让她说下去。
有些话，说出来反而轻了。我不想给她这个便宜。
后来我才拼出整件事的轮廓。
建国跟晓燕，是从年初我们冷战那段日子开始的。他说心里憋闷，晓燕来找他说话，一来二去就出了事。晓燕跟我说，她也没想到会走到这一步，说着说着眼泪就掉下来了。
我问她："你来跟我说这些，是想要我原谅你，还是想要我骂你一顿？"
她哭得说不出话。
说实话，我心里有恨，那种恨烫得很，像炭火埋在灰底下，一拨就窜出来。但我更多的是一种说不清楚的疲倦。二十二年的闺蜜，半辈子的情分，到头来换成这么一个结局。
街坊们知道了，七嘴八舌地来劝我，说你一个女人离了婚怎么过，说建国那男人不值当，说晓燕这个烂人你以后要躲远点。我一一听着，也一一谢过，该喝茶喝茶，该吃饭吃饭。
人家以为我想开了，其实不是。
只是那种彻骨的疼，在某一个深夜里，悄悄变成了另一种东西——对自己的怜悯，也是对自己的松绑。
我四十三岁，在镇上的布料铺做了十五年账，认识镇上每一家的布头价钱，也认识每一个老太太喜欢什么花色。我这辈子，没有大风大浪地过来，以为日子就这样了。
没想到，是他们替我把那扇窗推开了。
离婚手续办完那天，秋风里带着新鲜的土腥气，路边有人在烧落叶，青烟弯弯地往天上飘。
我骑着车回家，经过镇口那棵老槐树，忽然停下来，抬头看了很久。
树还是那棵树，枝桠光秃秃的，却撑着一天很蓝的天。
我想，日子往后怎么过，还不知道。但眼下这一口气，是我自己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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