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林小萍,在省城一家服装厂做质检员,三十二岁,没结婚,一个人租房住了六年。

去年九月,我原来租的房子拆迁,不得不重新找地方。城中村的房子便宜但乱,正规小区的单间又贵得肉疼。正发愁时,同事张姐给我推荐了一个房源:"桂花巷那边有个房东在出租,一室一厅,家电齐全,才一千二一个月,你去看看。"

一千二在省城租一室一厅?我心里打了个问号,但还是去了。

房东是个四十出头的男人,姓周,戴副金丝眼镜,说话慢条斯理的,看着挺斯文。房子在老小区六楼,没电梯,但推开门一看——干干净净,白墙木地板,厨房灶台擦得锃亮,卧室里一张大床,一个衣柜,窗帘是碎花的,阳台上还摆了两盆绿萝。

"周哥,这房子条件这么好,一千二是不是报低了?"我直截了当问。

周房东笑了笑:"实话跟你说,这房子之前租给一对小情侣,三天两头吵架,邻居投诉了好几回。我就想找个安安静静的租客,价钱不是最重要的。"

我当天就签了合同,交了押一付三。

搬进去头两个月,一切都好。周房东很客气,热水器坏了当天就找人修,厨房下水道堵了他亲自来通。有一回我加班到深夜才回来,发现门口放了一兜橘子,旁边压张纸条:刚从老家带的,尝尝鲜。

我心里还挺感动,跟张姐说:"这房东真是难得的好人。"

十一月初,周房东突然给我打电话:"小萍啊,最近行情不好,我寻思着给你降五百块租金,七百一个月,你安心住着。"

七百块?我愣住了。这年头房租只见涨不见跌,哪有房东主动降价的?

"周哥,这……不太合适吧?"

"有啥不合适的,你一个姑娘在外头打拼不容易,我那房子反正空着也是空着。"他语气诚恳得很。

我虽然觉得蹊跷,但架不住省钱的诱惑,就答应了。七百块一个月,在省城简直跟白住一样。

可从那之后,周房东来的次数明显多了。今天说检查水管,明天说看看墙皮有没有裂,后天又说空调该洗了。每次来都要在卧室待上一阵子,眼神还总往衣柜那个方向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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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心里渐渐生出一丝不安,但说不上来哪里不对——人家毕竟是房东,检查房子也说得过去。

直到今年三月,厂里调岗,我被派到开发区的新厂房,通勤要两个多小时。我跟周房东提了退房,他在电话那头沉默了好几秒,才说:"那……你定个时间搬吧。"

声音里有种说不清的失落。

搬家那天是三月十九号,春分刚过,窗外的玉兰花开得正盛,甜腻腻的香气飘进屋里。

我收拾东西一向仔细,大件装箱,小件归袋。最后清理衣柜时,我把挂着的衣服全取下来,弯腰去够最里面掉落的一只袜子。手指碰到衣柜背板,忽然觉得不对——背板中间有条细缝,按下去,竟然是活动的。

我的心猛地揪了一下。

我用指甲抠开那块板子,夹层里露出一个黑色的小方块,比打火机还小,上面一个针眼大的圆孔,闪着若有若无的红光。

摄像头。

我的手开始发抖,后背一阵阵发凉。三月的风从窗户灌进来,玉兰花的香味忽然变得刺鼻。我蹲在衣柜前,脑子里嗡嗡作响——这个摄像头正对着床,正对着我换衣服、睡觉、打电话、哭鼻子的每一个夜晚。

那些降租的好意,那些频繁上门的借口,那些瞟向衣柜的眼神,全都串了起来。

我没有哭,也没有尖叫。我用发抖的手拍了照片、录了视频,然后把那个摄像头原封不动地留在那里。

我给张姐打了电话,声音平静得连自己都害怕:"姐,你陪我去趟派出所。"

警察来得很快。技术人员拆开衣柜夹层,确认那是一枚无线微型摄像头,通过WiFi实时传输画面。存储卡里的内容,我没敢看,也不愿去想。

周房东被传唤到派出所时,还戴着那副金丝眼镜,脸上的表情从错愕到苍白,最后垮了下来。他没怎么辩解,只反复说了一句:"我就是……没忍住。"

没忍住。

三个字,轻飘飘的,像他当初递来那兜橘子时的语气,像他主动降租时的体贴,像他每次检查房子时斯斯文文的笑。

后来我才知道,在我之前,至少还有两个女租客住过那间房。

案子的后续我不多说了,该走的法律程序都在走。

搬到开发区新租的房子后,我做的第一件事,是把每一面墙、每一块板子、每一个插座都检查了一遍。我买了信号探测仪,拉上窗帘在黑暗里一寸一寸地扫。

有天夜里,我躺在新床上,窗外是陌生的车流声,我忽然想起搬进桂花巷那天,周房东指着窗台上的绿萝笑着说:"养了两年了,你帮我照顾着。"

那盆绿萝我一直浇着水,叶子长得油绿油绿的。搬走的时候,我把它扔进了垃圾桶。

我妈在电话里说:"闺女,你一个人在外头,锁好门,别随便给人开。"

我说:"妈,我知道。"

可我没告诉她,真正可怕的不是门外的陌生人,而是那些笑着递来橘子、主动给你省钱、让你觉得"这世上还是好人多"的人。

便宜的东西,有时候最贵。

我现在租的房子,两千一个月,不还价,不攀交情。房东是个六十多岁的阿姨,签完合同后她只说了一句:"有事打电话,没事我不来。"

这句话,我听着比什么甜言蜜语都踏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