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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媒密集谈副刊，释放什么信号

□王玉龙

近日，王蒙在《人民日报》大地副刊发表《办气韵生动的副刊》，随后《人民日报》刊发《居“报尾”而向“潮头”》，《光明日报》在头版及评论版连续推出《副刊，是报纸保持生命力的密钥》《副刊，需处理好“郑重与轻松”的关系》等文。

央媒不约而同地将目光投向通常居于“报尾”的副刊，这应该不是一次寻常的业务探讨，而是一次具有明确指向的文化表态：在算法裹挟情绪、碎片切割注意力的智媒时代，主流媒体正在重新确认副刊作为“文化压舱石”与“柔性舆论场”的不可替代性。

释放了什么信号

央媒此番密集发声，最直观的信号是对“副刊边缘论”的明确纠偏。在传统认知乃至当下的报业实践中，副刊常被视为新闻纸的“文学点缀”，是硬新闻之后的软性填充。然而，《人民日报》人民锐评直言“副刊不副”，《光明日报》更以头版评论定调“副刊是报纸保持生命力的密钥”。这其实释放了一个清晰的信号：副刊的定位正在从版面的物理末端，转向文化引领与舆论引导的逻辑前端。

这是对网络舆论生态的主动介入策略的调整。王蒙在文中特别提及，面对网络舆论，报纸副刊应发挥“亲切与成熟的引领作用”。当下的互联网场域，情绪往往跑在事实前面，观点时常盖过真相。央媒此时强调副刊，实质是在寻找一种不同于硬新闻社论、也不同于官方声明的柔性引导路径。副刊不靠驳斥与宣告取胜，它靠的是“讲故事”与“人间烟火式的温暖交流”，在不动声色中完成审美与价值的传递。这是一种以退为进的文化策略：在众声喧哗中，用沉静而有嚼头的文字，重新锚定思考的深度。

这是一次对“内容为王”在文化维度上的重申。当传统媒体在数字化转型中普遍焦虑于流量与时效时，央媒将目光投向副刊，实际上是在提醒：报纸的不可替代性，或许恰恰在于那些无法被算法快速抓取、却能被人心长久留存的文字。

为什么副刊现在还不可或缺

在短视频与AI生成内容泛滥的今天，副刊的“不可或缺”首先源于它提供了一种稀缺的“慢认知”与“深体验”。网络信息的特点是瞬时、零散、感官刺激强，但难以沉淀为持久的认知结构。而一篇好的副刊文章，无论是王蒙笔下十四岁入党时一路唱着歌走回家的细节，还是航天英雄聊起“飞船待的地方是地球的家门口”的闲笔，都在提供一种有质感、有体温、有回甘的叙事。

《光明日报》评论指出，副刊“能抵达一般新闻报道难以抵达的空间”。这个空间，就是人的情感深处与审美直觉。当信息过载导致公众普遍陷入“意义匮乏”时，副刊承担的是将信息转化为文化养分的功能。

副刊是主流价值“软化落地”的最佳介质。硬新闻传递事实，社论传递立场，而副刊传递的是可感知的价值温度。王蒙提出的“郑重与轻松”的关系，正是此理：重大主题不必总是正襟危坐，新中国成立可以写天安门城楼上的宣告，也可以写一个少年在腰鼓队里披着红绸绿绸的幸福感。这种“举重若轻”的表达，恰恰是当下舆论引导中最稀缺的能力。在人人都有麦克风的时代，说教与灌输极易引发逆反，而副刊用文学性与生活化包裹的价值观，更容易绕过心理防御，抵达读者的认同区域。也可以说，副刊的优势在于“亲切”与“沉稳”。

副刊是民族文化土壤的日常耕耘者。一部副刊史，确实交织着半部中国现当代文化史。从鲁迅在《申报·自由谈》上掷出的匕首投枪，到孙犁主持《天津日报·文艺周刊》培育的文学苗圃，副刊始终是文化创造力的孵化器与展示窗。在当下，这种功能并未消退，而是以更贴近时代的方式延续：陈凯歌、陈道明谈电影心得，青年演员在副刊撰文分享感悟，周深书写《总有美好在路上》。这些内容或许不会登上热搜榜首，但它们日复一日地滋养着读者的审美趣味，在潜移默化中塑造着一个社会的文化品味与精神底色。这种“滴水穿石”的功夫，是任何即时性媒介都无法替代的。

重视副刊，本质上是重视文化与文学

央媒此番密集谈副刊，表面谈的是版面安排与文风取向，深层触及的却是一个更为根本的命题：一个社会如何看待文化，如何对待文学。副刊之所以值得被反复讨论，正因为它同时承载着两重使命——既是文化价值的传播载体，也是文学创作的生长园地。

重视副刊，首先意味着重视文化在主流传播格局中的位置。文化不是新闻的装饰品，更不是流量的边角料，它是一个民族的精神根系与认同基础。当主流媒体愿意为散文、随笔、书评、文艺评论留出稳定而体面的版面，实质是在宣示：文化议题不是“软性附庸”，而是与硬新闻同等重要的公共议题。这种版面背后的价值排序，比任何口号都更能说明一个社会把什么放在心里。

重视副刊，也意味着重视文学作为一种精神生产方式的独特价值。文学不解决具体问题，却训练人感受、想象与共情的能力；它不提供标准答案，却让人在复杂经验中保持判断的清醒与情感的丰沛。王蒙所期待的“气韵生动”，归根结底要靠一篇篇有筋骨、有温度的文学作品来支撑。

一个社会的文学土壤是否丰厚，不只体现在长篇巨著与文学奖项上，更体现在日常报刊是否愿意为短篇随笔、为无名作者、为不迎合热点的严肃写作留一席之地。副刊正是这样一种“日常的文学建制”——它让文学不必总是以“事件”的方式出现，而能以“生活”的方式持续在场。

因此，央媒谈副刊，谈的不只是一张报纸的版面美学，更是一种文化态度：在效率至上的时代，仍然为慢思考留位置；在碎片化的洪流中，仍然为完整表达留空间；在娱乐化的趋势下，仍然为严肃文学留尊严。重视文化与文学，从来不是抽象的表态，而是具体到愿意给一篇好文章以版面、给一位写作者以耐心、给一种不喧哗的价值以传播的机会。副刊之“不可或缺”，正在于它是这种重视最日常、最持久、也最可见的实践形式。

央媒此番密集谈副刊，与其说是在“抢救”一个版面，不如说是在校准一种被技术加速带偏的文化节奏。王蒙期许的“气韵生动”，不仅是对文风的期待，更是对一种生动而沉稳、亲切而有骨头的文化生态的呼唤。当新闻在追逐“发生了什么”时，副刊在追问“这意味着什么”以及“我们该如何感受”。

在信息如潮水般涌来又退去的沙滩上，副刊或许不是最显眼的浪花，但它试图留下的，是那些值得被反复阅读、并最终沉淀为民族心灵史的文字印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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