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为《半月谈》2026年第20期内容
红军长征跨越大半个中国，经过的汉族之外的其他民族居住地区，占到红军长征经过地区的50%以上。这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第一次广泛接触广袤的偏远民族地区，涉及苗、瑶、侗、土家、壮、水、黎、布依、仡佬、纳西、傣、彝、藏、白、羌、回、东乡、裕固等十几个民族居住地区。由于长期遭受国民党反动政府和军阀的欺压蹂躏，有的民族与汉族隔阂很深。如何唤醒各族民众，促进民族团结进步，赢得他们的信任与支持？这是中央红军和各路红军长征途中都必须面对的复杂局势和全新课题。
长征无疑是一次唤醒民众的伟大远征。深入宣传党的宗旨和主张；严格执行党的民族宗教政策；充分尊重各民族的风俗习惯；严明军队纪律、群众纪律……在与各族人民打交道的过程中，我们党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逐渐探索出行之有效的路径，积累了日益成熟的经验，赢得各民族群众和上层各方面人士的支持和援助，最终使这场伟大远征成为党心与民心的双向奔赴。
九秩悠悠，光芒熠熠。红军长征时期探索形成的民族政策和统一战线方针，具有奠基意义和典范价值，对后来影响深远。凝结其中的经验和智慧，至今仍是一笔宝贵的财富，留下诸多启示，蕴藏无穷力量。
位于江西于都的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碑 周密 摄
布告：把平等写在沿途每个民族村寨
秋阳静静照在贵州黎平的翘街古城，青石板路被岁月打磨得油光可鉴。站在斑驳的马头墙下，黎平会议纪念馆原馆长张中俞指着展柜里泛黄的文献复制件告诉半月谈记者：“很多人以为红军到了四川凉山州才开始重视民族工作，其实红军民族政策的演进，在血与火的长征之旅中一步步走向成熟。”
1934年11月，当中央红军刚刚踏入湘南少数民族聚居区，红军总政治部便发布了《关于争取少数民族工作的指示》，明确提出“绝对不许对少数民族有任何骚扰”；10天后，在桂北又发布了《关于瑶苗民族中工作的原则指示》及13条口号，喊出了“实行民族平等”“苗人与汉人有同样的权利”的声音。
通览长征史料后不难发现，中央红军进入贵州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之后，民族政策不断细化，日趋规范。1934年12月24日，总政治部代主任李富春在剑河县签发了一份极具针对性的指示。这份文件细致地提出“绝不应杀牛”等。
“为什么这么细？”张中俞解释道，“不杀牛，是因为在黔东南，牛是苗侗群众最核心的生产资料，甚至是家庭成员。”
在黎平会议纪念馆副馆长龙再斌看来，这是党的民族工作“从一般号召走向具体化、纪律化”的关键一步。
1934年12月18日，长征途中的第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在黎平县城二郎坡的“胡荣顺”商号里召开。此时，距中央红军离开瑞金不过两个多月。湘江战役后，国民党当局已经判明中央红军将沿湘桂边境北上湘西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便在沿途布下重兵，企图围歼中央红军。经过激烈讨论，中央政治局以决定的形式，肯定了毛泽东同志转兵贵州的建议。
黎平会议纪念馆研究与陈列部主任姜刘认为，正是这次战略方针转变，把中央红军带进苗族、侗族最聚居的黔地大山，也把“如何与陌生民族相处”变成天天要面对的功课。
在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冕宁县城，红军长征纪念馆展示着一纸布告的复制品。讲解员瞿梦丽几乎每天都要向游客念出其中的句子：“中国工农红军，解放弱小民族；一切夷汉平民，都是兄弟骨肉。”
这是1935年5月，红军总司令朱德署名的《中国工农红军布告》。彼时，中央红军刚刚巧渡金沙江，兵锋直指大渡河，横在中间的，是国民党宣传中“汉人视为畏途”的百里彝区。布告用六言韵文写成，落款前还有最要紧的句子——“真正平等自由，再不受人欺辱；希望努力宣传，将此广播西蜀。”
凉山州委党校综合教研室主任周燕表示，这份布告最了不起的地方，是“把政策翻译成了老百姓听得懂的话”。
半月谈记者调研发现，红军在各个民族聚居地区做的第一件事，往往是“把话说明白、把立场亮出来”。在迪庆红军长征博物馆馆长潘高原眼里，一纸布告就像一个郑重的承诺，先于枪炮直抵人心。
广大藏族兄弟也从布告里看到改变悲惨命运的一线曙光。红二、红六军团进入滇西北藏族聚居区，中甸县城独克宗古城中心镇公堂的墙上，贴出了以贺龙名义颁布的《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湘鄂川黔滇分会布告》：“本军以扶助番民、解除番民痛苦，兴番灭蒋，为番民谋利益之目的……”
政策落在纸上、墙上，更落在人心里。贵州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猴场会议纪念馆宣传教育科科长莫慧慧向半月谈记者特别提及一个细节：红军的布告和标语里，把过去带反犬旁的“猺”字，改成了单人旁“傜”。“一字之改，就是回答了把瑶族人当兽还是当人的问题。”她说。
平等，除了尊重人格，还在于尊重风俗。1935年4月28日，红军进入云南昆明寻甸——一个回、彝等民族聚居的县。分驻各村的红军中，有一支队伍把打土豪得来的猪肉火腿带进了清真寺，支锅生火准备做饭。战士们并不知道，部分回族同胞有不食猪肉的饮食习惯。朱德在丹桂村听闻此事，命令部队立即纠正，又指示宣传队用柯渡特有的紫砂土调成颜料，在清真寺墙上写下一行字：“红军绝对保护回家工农群众利益”——“回家”，是当时对回族同胞的称呼。
红军走后，国民党强令铲除红军标语，阿訇带着回族群众夜里砍来柴草，顺着墙壁一层层堆上去，把标语严严实实地遮住，一次次躲过搜查。半月谈记者在红军长征柯渡纪念馆看到，这条标语历经风雨，字迹犹存。
正是由于这些布告内容大快人心，各民族群众视若至宝，千方百计将它们保存下来。1935年4月，红军经过贵州镇宁县时贴下《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布告》。红军走后，国民党军队反复清乡搜查，布依族村民杨登凤把布告藏了起来，守护了17年。
纪律：有一种语言不需翻译而自具说服力
在云南省香格里拉市小中甸镇团结村，一栋低矮的藏族老屋立在山坡上，82岁的江初农布老人就住在旁边的新房里。他指着老屋的板壁对半月谈记者说，红军当年曾在这老屋里住过，父亲从山上躲藏回来，看到家里分文未少，红军还因借宿过一夜，走时特地在屋里留下了银元。
听其言观其行。在语言不通的地方，纪律是唯一的翻译。布告上的文字，一些群众认不得，能被眼睛验证的只有行为——扰不扰民，拿不拿东西，给不给钱……红军把纪律看得比什么都重。
把时间拨回1936年春天。4月29日，红二军团前卫部队抵达中甸县城。当时绝大多数群众因受反动宣传影响而躲进山里，县城几乎空了。潘高原说，红军指战员宁可夜里顶着高原的严寒露宿野外，也不贸然进寺院、不占民房；借了群众的东西、吃了群众的粮食，都要付钱。
同样，红军先头部队进冕宁县城后，“不进民房在南北大街两旁休息”，于是城内、城郊的群众越围越多，有人挂出红绸、彩灯，有人放起了鞭炮。凉山州史志办年鉴科科长罗艳说，国民党曾利用群众不了解红军的情况大肆造谣，试图割断红军与人民群众的联系，但红军用严明的纪律，赢得了民众。
在冕宁，口口相传着一个“红军不摘老乡的樱桃”的故事：红军过境时正值樱桃红熟，长长的队伍从树下经过，一颗樱桃也没有人摘。躲进深山的主人回来，看见满树樱桃原封不动。
在镇宁，“三顾弄染”的故事家喻户晓。镇宁县史志办主任陈廷才向半月谈记者复盘了个中细节：1935年4月，红三军团要经弄染寨一带急渡北盘江，而弄染正是布依族农民武装首领陆瑞光的大本营。陆瑞光先后派了两名亲信去见红军首长，自己则在暗中观察。他看到了什么？红军宿营不闯民宅，买东西给钱——与烧杀掳掠的军阀部队有天壤之别。第三次，他决定亲自出面会见红军首长以示好。
在云南丽江，红军抵达石鼓镇时，镇上百姓八九成都上了山。“留下来的是什么人？是穷得只剩下一条命的人。他们并非不想跑，而是跑了会饿死、冻死在山上。”红军长征过丽江纪念馆副馆长张学文告诉半月谈记者，这些最穷的人看见红军买粮付钱、买卖公平，看见大军过境秩序井然，消息便一程一程传上山去。
消息传到丽江古城，晚清最后一位纳西族进士和庚吉不再闭门观望。当国民党县政府要求地方民团在狮子山修碉堡阻击红军时，这位老进士站了出来，对县长慷慨直言：“迎红军进来，送红军出去，才是生路。”
随后，和庚吉带着100多名以纳西族群众为主的各族群众，拉着“欢迎义军”的横幅，到东元桥、锁脉寺迎接红军。据丽江市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姚智渊介绍，在和进士的热情引荐下，贺龙住进和家小院，把书房设为渡江的临时作战指挥部。红军的规矩让这座宅院的主人暗自吃惊：首长们待人以礼，还向主人郑重回赠了礼物。对一户旧时代的大户人家而言，这几乎是一场观念的颠覆性转变。
在四川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毛儿盖克藏村，红军留下一块木板，上面写道：“我们在这坵田内割了青稞1000斤，我们自己吃了。请你们归来以后，拿着这块木牌向任何红军部队或者苏维埃政府，都可兑取与青稞价值相等的银子、茶叶等你们需要的东西。”原来，红军当年到达毛儿盖时，青稞成熟却无人收割——当地藏民听信国民党的反动宣传，都躲进了山里。红军总政治部专门规定，每个部队收了哪块地，必须在田头立一块割麦牌。
这块割麦牌后来在克藏村藏族女村民仁青卓玛家中被发现，成为国家一级文物，无声诉说着那段纪律严明、秋毫无犯的岁月。
善举：将“不扰民”升华为“助民”
以纪律己，以劳助人。帮助老百姓挑水、劈柴、扫院落，是红军从各民族地区过境时最日常的劳动清单。
在弄染寨，村民至今沿用一口红军井灌溉农田。1935年4月，红军宿营弄染时，见寨中水井年久失修，战士们动手帮村民重新修葺。如今，井边的石头被岁月磨得光滑。
弄染寨的红军井 李建发 摄
从“不扰民”到“助民”，红军帮助各族群众的善事实事桩桩件件，涉及方方面面。
——开仓济贫。贵州文史馆特约研究员宋浒说，当年红军在瓮安打土豪100多户，没收粮食80多万斤、盐巴1500多斤、银元8万多块，杀猪1300多头，全部分给穷苦群众。红军打开土豪施家的粮仓分粮后，特意留下一仓，对群众说：“留着春耕时再分给大家播种。”
瓮安桐梓坡农会主席陈金榜多年后仍在回忆打土豪分浮财时的那种痛快：“我们捉了土豪家的猪，来不及杀，就用锄头打死，抬回来把肉分给群众。”
——开监释囚。当时在彝族地区，要求各彝族家支头人轮流到县城坐牢为质的苛政尚存，是彝汉隔阂最深的伤口之一。1935年5月20日晚，刘伯承、聂荣臻率先遣一团从泸沽出发，次日凌晨进抵冕宁县城。部队进城后的第一波行动，便是打开监狱，随后宣布废除“坐质换班”制度。
红军进入越西县城，听说监狱里关押着几百名彝汉群众，立即打开监门。罗艳提供的一份史料显示，有的囚徒在监狱里被无辜折磨得精神失常，以为“赏了酒饭就要拉出去杀掉”，一面磕头一面求饶，经反复解释他们才醒悟过来，随即流泪高呼：“红军卡沙沙（感谢红军）！红军瓦瓦苦（红军万岁）！”红军在越西还专门追悼了1934年彝族起义的死难烈士，慰问他们的家属。
——言传身教。1935年5月，毛泽东在冕宁县城东街的陈家大院住了三天两夜。陈家9岁的孩子陈一并不知道，眼前这位“身材高大、头发较长、穿着朴素”的红军，就是毛泽东。他是跟着毛泽东学会写字的，多年后成了冕宁县有名的书法家。他的儿子陈科林说，父亲那一手字和一生的做人，都离不开当年红军住在家里的那段缘分。
在云南寻甸柯渡镇，朱世光的母亲用一口铁锅掩护，将素不相识的红军小号手高金奎救了下来，并在朱家养伤20多天。小号手能下地了，就教朱世光读书认字，讲革命的道理。红军长征柯渡纪念馆讲解员高帆介绍：“多年后，朱世光成了寻甸的青年代表。一口铁锅罩住的秘密，长成一个孩子一生的方向。”
播火：一路留下待燎原的革命火种
冕宁县城的文庙，如今是当地中小学生的研学点，穿着校服的孩子列队走过大成殿前的院子。孩子们或许不知道，91年前的一天，近千名彝汉群众曾聚集在这座大成殿前，见证了一个新政权的诞生。
1935年5月2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陈云在总政治部驻地,听取冕宁地下党负责人陈野苹的汇报，随即召开会议，决定成立冕宁县革命委员会，由陈野苹任主席、红军干部李井泉任副主席。次日下午，成立大会就在文庙大成殿前举行，中革军委主席朱德到会讲话，阐明工农武装起来闹革命求解放的道理。
大会同时宣布成立冕宁县抗捐军，红军干部黄应龙任司令。冕宁县史志办原主任王大钊说，此前一晚，毛泽东在总司令部召集陈野苹、廖志高、王首道、李井泉、黄应龙等人开会，分析大渡河两岸形势和开展游击战争问题。
在同属凉山州的另一县越西县，红军大部队过境时，随军的中央代表刘少奇征询中央军委干部团地方工作团主任王观澜的意见：能否留下开创根据地？接着，张闻天又来电相询。于是，王观澜带一部分红军留下，建立了越西县革命委员会和一支100多人的游击大队，内有一个彝人班。
红军长征在民族地区过境，往往只有几天，但几乎每走之前，都会以各种方式把革命的火种留下，在有条件的地方帮助成立了民族革命政权和民族革命武装。
1935年4月17日拂晓，弄染寨的红军首长即将开拔。此前一晚，彭德怀、杨尚昆已与陆瑞光订立“反蒋作战协定”。临别时，红军留下了以营长方武先为负责人的12名红军伤病员和工作员，还留下26支步枪。
留下的人不辱使命。此后一年多，方武先与陆瑞光一起组建红三军团敌后游击队，建立镇关紫边区人民抗捐委员会，坚持武装斗争。留在弄染的红军，多数再没能归队，但火种没有熄灭——1947年成立的“六马人民反蒋游击队”，为配合解放军解放安顺作出了卓越贡献。
中央红军长征在贵州活动时间最长、活动范围最广，播撒的火种遍及多个州县。
宋浒提供的一份史料显示：红军在贵州瓮安先后建立了8个革命政权、12个农会、2支游击队。据陈金榜口述，红军在大田坝召开群众大会，选他当农会主席、杨发顺当游击队长。“陈营长给我们一面红旗。红军还和我们一起发誓，为穷人翻身干革命，永不变心。”
在黔东印江、沿河、德江、松桃的乌江两岸，一度活跃着一支特殊的武装——“神兵”。这是一支由土家族、苗族贫苦群众自发组成的民间武装，以反抗苛政、保卫乡邻为己任，首领冉少波是印江土家族人。面对这支民间武装，红军没有像旧军队那样打压、吞并，而是在印江沙子坡召开神坛首领会议，发布《致神坛书》，公开宣告团结、改造神兵武装的主张。
冉少波大受震撼，专程拜见贺龙，自愿率数千名土家族、苗族战士接受改编。随后，在枫香溪，这支武装完成系统性整编，正式组建黔东纵队，冉少波任司令。以土家族、苗族群众为主体的民间反抗武装，从此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武装。
沿河土家族自治县党史研究室副主任张体珍表示，冉少波与黔东“神兵”的蜕变历程，是红军正确处理民族关系、践行民族团结政策、播撒革命火种的生动缩影。长征途中，红军以政策团结各民族、以思想武装各民族、以革命解放各民族，真正做到了“走一路红一线，住一站红一片”。
半月谈记者： 周清印 李建发 赵珮然 李黔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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