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三十六年的冬天，腊月里，河北保定府城南的一条街上，有一家叫“同福客栈”的旅店。两层楼，木楼梯踩上去吱吱响，楼下大堂摆着几张八仙桌，白天卖面条和烧酒，晚上把桌子往墙边一推，就是通铺。

住进楼上最里面六号房的，是一对“刚成亲”的夫妻。男的叫李长发，二十六岁，本地口音，说自己是做棉花生意的，从高阳来，要在保定府谈买卖。女的叫“秀兰”，真名沈玉琴，二十五岁，说的也是保定话——那是她小时候的方言，十四岁离家去北平念书后，这口音是硬找回来的。

他们上个月才被临时安排成“两口子”。省里的交通站被破了，两个同志牺牲，上级叫沈玉琴转移。路上要走七天，孤身一个年轻女人太扎眼，于是安排她和一个做地下交通的李长发一起走。走之前，两人只在城西一个杂货铺的后院见过一面。领导说了句，组织上安排你们扮夫妻，一路上小心。李长发当时脸就红了，沈玉琴先伸出手，说，同志，往后几天，请多担待。

那天他们在路上走了整整一天。腊月的北风像刀子，她是读书人出身，体力跟不上，半道上脚磨出了泡。李长发不吭声，在路边捡了根木棍削成拐杖递给她。她说谢谢，他说不用谢，你歇会儿，我背你一段。她说不用，他说，组织上交代的，不能出岔子。就这一句，她把嘴闭上了。

到保定天已经黑了。掌柜的是个五十来岁的胖子，眼睛小，看人仔细，问，有婚书吗？李长发从怀里掏出一张提前备好的纸，上头有村里保长盖的印，写了两个人的名字和生辰。掌柜的看了看说，行吧，楼上六号，一晚上一毛五。

进屋以后，两个人站了一会儿。屋里就一铺炕。李长发说，你睡炕上，我在椅子上。沈玉琴说，这天太冷，你坐一宿要冻坏。他说，我干这一行的，火车站蹲一宿都是常有的事。她没再说话。

那天夜里外头风大，窗户纸哗哗地响。她和衣躺在炕上，能听见他呼吸的声音，一下一下的，挺匀。大概到了后半夜，楼下忽然有动静。先是马蹄声，然后有人拍门，喊，开门！开门！一个粗嗓子说，查房，都不许动。

沈玉琴一下就坐起来了，李长发也站起来，把油灯吹灭，屋里全黑。他压低声音说，别慌。她说，怎么办。他说，你把衣裳弄乱一点，头发也散开。她的手有点抖，把头发绳解开，往两边一分，躺回去，把被子拉到胸口。

外面脚步声一步一步上楼。李长发走到炕边，脱了外衣往椅子上一扔，掀开被子上了炕，躺在她身边，中间隔着一拳。他说，你别怕，你信我。她说，信。

门被拍得挺重，门板直响。李长发用没睡醒的腔调喊，谁啊，大半夜的。外面说，宪兵队查房，开门。他下炕提上鞋，走过去开门，还故意趔趄了一下。

进来三个人，两个宪兵，一个翻译。宪兵穿黄呢子大衣，帽檐压得低；翻译是个瘦子，戴眼镜，手里拎着登记本。手电先照在李长发脸上，他眯着眼抬手挡了一下，说，老总，这大半夜的。手电往里照，照到炕上，沈玉琴缩在被子里，头发散着，露着半张脸。

翻译问，这是谁。李长发一边提裤子一边说，俺媳妇。翻译问，哪儿来的。他说，高阳的，俺们刚成亲。翻译看了他一眼，说，刚成亲，跑保定干什么。李长发笑了，笑得挺憨，说，老总您不知道，俺们家在乡里，俺爹给说了这门亲，初五刚办的酒，初八俺们就出来了。俺是贩棉花的，高阳那边的棉花得往保定府走货，俺寻思带着媳妇来，让她见见世面。

翻译说，婚书呢。李长发指了指桌上的纸。翻译拿起来，借着手电看了一遍，又看了看炕上的沈玉琴，说，她怎么不说话。李长发回头看了一眼，说，她认生，打小在乡下，见着生人不敢说话，今天下午在街上买了段花布，让人哄了半天才吭声。

那个宪兵忽然说了句日本话，翻译回过头应了一声，又转回来说，让你们把衣服穿上，到楼下集合。李长发说，老总，我媳妇身子不舒坦。翻译问，什么不舒坦。李长发低下头，声音小了点，说，她、她那个来了。他说，真的，老总，她是女同志，一路上受风寒，今儿下午就说不舒服，我给她烧了热水，您看她下不了地。

沈玉琴在被子里动了动，声音很轻，怯怯的，说，老总，我。翻译没再说什么，跟那个宪兵讲了几句。那宪兵皱了皱眉，又用手电照了照，转身走了。三个人出了门，在门口站了一会儿，听见他们去了隔壁，接着拍门。

门关上以后，李长发没有立刻坐下。他站在门边听着外面的脚步，听了好一会儿，脚步声下了楼，他才长长地出了一口气，靠在门板上，慢慢地滑坐下去，坐在了地上。沈玉琴从被子里坐起来，说，他们下去了？他说，下去了。过了一会儿，她才说，你刚才那句“俺媳妇”，说得挺像。他抬起头笑了一下，说，我本来就是庄稼人，还用装？

那天晚上谁都没睡。他把椅子挪到门边坐着，她在炕上抱着膝盖。大概过了半宿，她轻声说，李同志。他说，嗯。她说，你冷不冷。他说，还行。她过了一会儿说，你上来吧，隔着被子，我不怕。他愣了，说，那不行。她说，你这人真是。他说，组织上交代的，得守规矩。她笑了一下，说，你啊。

那天夜里，他们俩就那样，一个坐在门边的椅子上，一个坐在炕上，说了很久的话。他说他老家在河间，家里有个老娘，种着三亩地；十九岁那年日本人来了，他爹被打死在村口那棵槐树下，他跑了，后来遇上了队伍。她说她家在保定城里，是个读书人家，她爸在中学教国文；十六岁那年跟着同学上街，第一次看见游行，就记得旗子在风里响。后来她念了北平的师范，本来想当个老师，读了半年就出事了——那年冬天学校被封，有几个同学被抓走，她认识的一个女同学带着她把一箱印刷品从学校后门运出去，后来牺牲了。

她说到这儿就不说了。屋里黑着，外头风小了些，窗户纸还在响。过了很久，他听见她很轻地说了一句，不知道她要是活着，现在在哪儿。他说，她在。她说，什么？他说，她在这事里。

第二天早上天还没大亮，他们就起来了，付了房钱出了客栈。街上雪薄薄一层，踩上去有点滑。她走在前面，他跟在后面两步远的地方。走了一段，他忽然说，你等等，在路边买了两块烤红薯，热腾腾的，用纸包着，递给她一块，说，拿着，路上吃。她捧在手里，说，你这个人，挺细心的。他挠了挠头，说，我娘教的，说男人跟女人出门，不能让人家空着手。

出了城，沿着保定的南关往东走，走到岔路口他停住了。他说，往东走三十里，有个村子，那儿有人接你；我不往那边去了，我另有事。她说，什么？他说，组织上安排的。过了一会儿，她把手里那块红薯的最后一口咽下去，说，李同志，这个晚上，我记着。他说，我也记着。他伸出手，她也伸出手，两只手握了一下。他的手还是糙的，她的手还是凉的。然后他转身走了，走到了大路的那头，没有回头。

很多年以后，一九七九年，沈玉琴在北京的一个干休所里跟人说起过这一夜。她说，她这一辈子扮过很多回夫妻，就是那一回，心里最不怕。人家问她，那个人后来怎么样了。她说，不知道。她说，那年头，很多人，就这么断了。她顿了顿说，我总想着，他还活着，他应该还活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