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参考消息

美国“战略困境”网站10月12日发表题为《中美如何从竞争走向稳定》的文章，作者是美国昆西治国方略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迈克尔·斯韦恩。全文摘编如下：

近十年来，战略竞争构成美国对华方针的核心框架，塑造着美国的军事规划与行动、同盟外交、经贸与科技关系以及投资政策，并且越来越影响到科学、教育与文化交流。

战略竞争虽然能够增强威慑力并促使美国提升自身竞争力，但也催生出各种危险的政策，这些政策往往基于对中国意图和能力的僵化认知及对“最坏情况”的假设。这个框架没能回答一个核心问题：这种竞争究竟旨在构建一种怎样的既稳定又互利的美中关系？

美国政策仍充满矛盾之处

2026年《国防战略报告》把美国的目标描述为在印太地区建立一种能维持“体面和平”的权力平衡，并且强调本土及西半球的安全。这种措辞表明，特朗普政府正逐步摒弃以美国优势为后盾的激烈战略竞争。

然而，同一份文件又要求在从朝鲜半岛延伸至东南亚的第一岛链沿线对中国构建强有力的拒止性防御，并在亚太地区谋求总体“有利的力量对比”，这意味着仍须以优势军力对中国实施地缘上的遏制，而非建立一种基于双方相互拒止能力的稳定均势。这项战略并未提供对等的政治限制，也未就双边关系的最终状态达成共识。同时，美国在军队现代化、盟友合作以及技术限制方面的举措，依然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中国威胁论”的影响。

美国的政策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一种零和的竞争性博弈，需要依靠明显优越、甚至完全主导的军事力量来遏制北京。其重点依然在于“赢得”竞争，而非创造一个稳定、互利的结果。因此，双边关系至今仍缺乏一个可操作的政治框架，来支撑美国倡导的“体面和平”。

华盛顿应当奉行一种将双边竞争限制在一定范围内的战略，在保护两国核心利益的同时降低冲突风险并扩大实现共赢的机会。两国领导人在北京会晤期间认可的理念最能描述这一过程：建设性战略稳定。

战略竞争不符合美国利益

战略竞争政策之所以不符合美国的利益，原因有很多。

首先，这一路径没有提出任何明确、稳定且互利共赢的最终政治状态。相反，美国在很大程度上靠强化军事部署、加紧构建反华同盟、实施出口与投资管制、加征关税和其他限制措施来衡量成败。沿着这条路径，竞争会自我强化：中国的贸易与技术进展招致新的限制，中国的军事现代化成为扩大部署、增加国防开支的理由，而中国的外交或政治进展则引发零和式的反制。

第二，也正因如此，这一路径促使美国把两国关系的几乎每一个方面（从贸易、技术到科学交流）都加以“安全化”。结果，美国越来越多的活动都因真实存在或出于臆想的“国家安全”理由受到严格限制乃至禁止。

第三，这一态势会加深彼此猜疑并助长基于最坏情形的谋划。其发展轨迹要么指向霸权之争，要么指向不稳定的均势——在这种均势下，双方不断谋求筹码，从而增加军事对抗与冲突的风险。在这样的环境中，程序性的“护栏”将被证明并不够用，除非两国政府还能达成实质性的对等安排，以消解冲突的深层根源。

第四，虽然任何长久的战略都需要对彼此的实力作出切合实际的评估，但战略竞争往往会夸大对方带来的挑战，以及各自应对这些挑战的能力，从而产生不切实际的期望。

最后，无限制的战略竞争会扭曲美国的优先事项，损害其繁荣和长期实力。政府的预算提案会优先考虑国防支出，同时减少民用项目的总体资金，这将削弱对作为竞争力与国民福祉基石的国内基础的投资。

将竞争纳入政治战略框架

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不应以一场足以迫使双方保持克制的严重危机为前提。本届美国政府已经为开启这一进程提供所需的政治话语，包括《国防战略报告》中关于追求战略稳定以及与中国实现“体面和平”的呼吁、中美元首北京会晤对于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认可等。

建设性战略稳定，应当通过具体、互利、可核查的互动逐步发展而成。

建设性战略稳定，是要把竞争与威慑嵌入一个以稳定为核心的政治框架，并检验有限的担保能否换来对等的克制，进而达成持久的协议。如果对方作出回应，双方都能为迈出更大的步伐奠定基础。

建设性战略稳定，需要两国持续的政治领导。无论是华盛顿还是北京，都无法单方面建立稳定的关系。双方都必须通过一再的实际行动证明：自己既能捍卫自身的核心利益，也承认对方拥有需要予以顾及的合理利益。

因此，问题不在于美国是否会与中国竞争。竞争不可避免。真正的抉择在于，这种竞争究竟会演变为一场愈演愈烈、自我强化的主导地位之争，还是被纳入一个更为宏大的政治战略框架，以谋求长远的稳定与互利和平。

这一分野所决定的，远不止中美在下一轮博弈中谁占上风。它更将决定，当今世界最强大的两个国家，究竟能否学会彼此共存。（编译/赵菲菲）

审核 | 邓媛

编辑 | 许海婷 董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