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0日，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院在北京举办杜威与陶行知特别纪念座谈会，正式宣布：追授中国伟大的人民教育家陶行知（陶文濬）教育学博士学位。这一天，恰逢杜威诞辰167周年；而两天之前，亦正是陶行知先生诞辰135周年。
“这不是一个荣誉学位，而是基于陶行知先生一生的教育实践为全球教育界做出的实际贡献，追认授予的正式学位。”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院校长托马斯·贝利（Thomas Bailey）在宣布追授决定时表示，“这是一份历经一个多世纪才得以实现、实至名归的致敬。”
托马斯·贝利宣布追授决定
一场大火烧掉的手稿与未完成的学位
陶行知与哥大的缘分，始于110年前。
1915年，24岁的陶行知转入当时世界教育学重镇——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师从教育行政学教授斯特雷耶攻读博士学位。在导师指导下，他选定《中国教育哲学与新教育》作为博士论文题目。
1917年，陶行知决定先行回国、边工作边撰写论文。孟禄教授为此专门安排了博士论文初试。当年8月2日，陶行知顺利通过初试，获得著名教育家克伯屈的认可与肯定。彼时，距离那纸学位，他只差一篇论文的距离。
回国后，陶行知一边投身中国教育改革，一边续写论文。然而，一场无情的大火将博士论文手稿化为灰烬，他最终未能将论文寄回哥大。学位虽未及授予，学术却从未止步。从1917年通过博士论文初试算起，这场等待，持续了109年。
这段未竟的博士学业，反而催生了陶行知最具原创性的思想突破。
他秉持“去与取，只问适不适，不问新与旧”的原则，没有停留在对杜威思想的接受和介绍上，而是将杜威的“教育即生活”反转为“生活即教育”，将“学校即社会”升华为“社会即学校”，将“做中学”发展为“教学做合一”，构建起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生活教育理论体系。
这条“师承与超越”的学术路径，恰恰说明陶行知未能完成的只是一纸论文，而他以毕生实践完成的，是一部扎根中国大地、影响世界的教育答卷。一个多世纪后，母校以追授学位的方式，为这份答卷补上了落款。
“为教育做实事，远比一纸证书更有价值”
座谈会上，多位教育学者从不同角度阐释陶行知思想的当代价值。
“中国教育要实现现代化，就要像陶行知那样抱着开放的心态，向先进国家先进的教育理念学习，同时结合中国的实际，创造中国自主教育理念和教育体系。”北京师范大学资深教授顾明远表示。
中国陶行知研究会副会长顾月华强调，传承陶行知，需要认真研读他的著述，尊重历史事实，理解思想形成的具体情境，“也需要关注今天学校和教师的探索，将经典研究与教育实践联系起来，在新的问题中继续学习、检验和发展”。
北京大学原党委书记闵维方提到陶行知的一句话——“为教育做实事，远比一纸学位证书更有价值”。在他看来，哥大此次追授学位，是对陶行知优先投身实践、暂缓完成学位论文这一抉择的肯定，“同样是对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院自身学术脉络的印证”。
“纪念陶行知，就是要回望他们走过的道路，立足当下的现实。”南京晓庄学院校长王本余谈到，要学习陶行知“敢探未发明的新理，敢入未开化的边疆”的一流教育家精神，不断开展更多合作、开辟更好的道路，“让国家变得更加富强，让世界变得更加繁荣”。
华中师范大学周洪宇、中国民办教育协会会长刘林，以及清华大学石中英、北京大学蒋凯、北京师范大学宋萑、浙江大学阚阅等专家学者也先后发言。
从杜威访华讲学，到陶行知归国办晓庄、兴生活教育，20世纪上半叶的中美教育交流曾深刻影响中国教育的现代化进程。这份追授，既是对陶行知教育实践与思想价值的高度认可，也是对百年来中美教育互鉴的一次深情回望。
采写：南都记者吕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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