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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泰康是国内康养战略最为成功的保险公司,应该是没有争议的。

盖因泰康之家、幸福有约在养老领域的成功,泰康,无论是否是保险从业者,都有所耳闻。

竞争对手也好,追赶者也好,这10年来,尤其是最近5年,越来越多的公司选择康养作为其顶层战略,无不关注泰康。

一方面是其自身的发展业已证明了这一战略的成功,另一方面,或许离不开创始人陈东升孜孜不倦的理论创新,为行业贡献了不少思路与热词。

尤其是后者。理论源自实践,有理论指导的实践,同样重要。这位业内少见的学者型企业家,一直以来,都热衷于“理论联系实际”。

从最早的「新时代三大件」观察,到「长期看人口,中期看产业,短期看金融」的宏观口诀,再到后来对「长寿时代」的判断,以及据此形成的「新寿险」理论,后来又系统性梳理了「战略决定一切」和「长寿经济」。

毋庸讳言,这些观察、判断、口诀、理论,已成为行业层面的共识。诸如「长寿时代」以及新寿险核心的「三端理论」,几乎是每一家谋求转型、发展的公司都绕不开的。

前者,阐述了宏观的时代背景。

后者,论述了公司的发展逻辑。

但知其然更需知其所以然。这样的时代背景,到底是改变了保险行业中的什么底层变量,才使得「新寿险」这样的“三端”逻辑得以成立?

这背后的理论,是每一位学者所好奇的。

试想行业中老生常谈的问题,比如需求的急遽变迁怎样应对、销售渠道如何重塑、产品同质化的局面如何改变,本质到底是什么?

以及,为何千言万语,似乎关于泰康这30年的战略,依旧像是隔着一层薄纱,难得要领?陈东升和泰康到底是看明白了什么,才如此之执着于康养战略?

这或许正是因为,底层的逻辑,一些理论上的东西,仍然匮乏。

如今,这位执着于从实践切片中提炼顶层逻辑的学者型企业家,有了更多的时间来思考,也提出了直击本质的全新论断:

“人寿保险底层逻辑正在发生变化,从死亡风险为主走向长寿风险为核心。”

“长寿风险的实质,是寿命延长带来的生存支出压力。”

在第三届四明保险论坛暨中国保险学会2026年学术年会上,泰康保险集团董事长陈东升,如此说道。

一语破的。

「长寿风险」的提出,补全了「新寿险」理论体系的最后一块拼图,泰康长达三十年的实践与思考,至此完成了从实战探路到理论原点的闭环。

这不仅是泰康30年的理论沉淀,更是寿险业由本土探索反哺转型实践的一个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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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urance Today-

「长寿风险」乃「新寿险」的最后一块拼图

自此泰康方案实现了自身的理论闭环

这并非陈东升在四明保险论坛第一次抛出自己的理论。

早在2023年11月,他便在首届四明保险论坛上提出「新寿险」,并将其整理成《拥抱新寿险,迎接行业高质量发展》一文。

陈东升说得多,业界、学界听得多,但似乎始终难以「定论」。

「新寿险」到底「新」在哪了?为什么加入了“服务”维度后,保险商业模式就大为不同了?为什么要改变自己的经营方式?

对于理论研究而言,这种始终隔了一层薄纱的困顿,往往意味着现有的衍生解释都失效了,必须回到最底层的第一性原理去重新推演。

保险的根本,是风险管理。对于长寿时代的保险而言,最底层的变量,到底是什么?

或者,换个问题:

保险本就是应对特定风险的制度安排,长寿时代究竟带来了怎样的风险?

这是事关根本的一个问题,这也是理解泰康「新寿险」理论的关键。

理解长寿带来的变化,自然要回到人口本身。这也是陈东升如此之强调“长期看人口”的原因。

长寿时代的人口变迁,可提炼为「两因一果」。

一是预期寿命持续延长,人活得越来越久了。国家卫健委公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人均预期寿命已达到79.25岁。

二是「少子化」,出生人口越来越少了。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我国家庭户均规模已从1982年的4.41人,降至2025年的2.52人。

结果就是人口年龄结构持续老化,老年人口占比不断提高。

也就是说,随着现代医学的进步,越来越多的疾病可以得到长期控制,但晚年的支付压力,更大了。

何况,「少子化」与「家庭小型化」的到来,则进一步放大了晚年的支付与照护压力。简而言之就是:

和生命长度的极限相比,长寿时代的真正风险,或许是「无休无止」的生存支出。

这也就理解了,为何陈东升说,“长寿风险的实质,是寿命延长带来的生存支出压力”。面对这样的生存风险,从客户端看,在长寿时代的需求有二:

对养老资金的规划需求,对养老服务的安排需求。

这样一来,再看「新寿险」,就更为清晰了:

负债端通过保险产品,为客户安排长期保障与未来支付。

投资端管理长期资金,使资金运用与未来支付需要相匹配,并参与医养服务能力建设。

服务端组织养老、医疗与照护,把客户的支付能力转化为医养服务。

从长寿时代的判断,到长寿风险的识别,再到新寿险的解决方案,整套理论的逻辑也就贯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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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urance Today-

理解了「长寿风险」

也就理解了当前寿险转型的底层动因

对整个人身险行业而言,风险形态的演变关乎全局。

长寿风险落在个人身上,是退休后持续多年的生存支出。落在保险公司肩上,则直接关系到长期责任的履行与持续经营能力。

从风险机制看,个体寿命的长短存在随机差异,可以在庞大的人群中依靠「大数法则」加以分散,但长寿风险却棘手得多。

尤其是面对当下“60后”婴儿潮带来的集中退休窗口,人口红利是一次性机遇,规模获客刻不容缓。

谁能率先把握这一窗口,抢先锁定客户长达20至30年的银发保障需求,谁就拥有了未来数十年的增长基本盘。

但这一战略也潜藏着巨大的长寿风险。

近五年来行业力推的终身年金本就以持续生存为给付前提,一旦整个人群寿命普遍超出测算,一味做大客户规模不仅无法分散压力,反而成倍放大了保险公司自身承担的系统性长寿风险。

这也从风险这一根本层面上解释了为何“以规模为导向”的发展思路,如今愈发难以为继。

回到「长寿风险」本身,如今行业面临的核心问题,其实在于:

面对客户未来数十年的持续给付,保险公司究竟需要具备怎样的长期经营能力?

「新寿险」提供的,正是一条通过长期资金与医养服务的共同经营,应对长寿风险的路径。

客户提前为养老筹资,保险公司也就能够汇集长期资金,将其中一部分投入医养实体,提前建设设施,形成未来的服务供给。

也就意味着保险公司能够通过专业运营、人员配置、集中采购与医养协作,提高服务效率,管理长期成本。

待客户进入养老阶段,便可以用领取的保险金购买养老、医疗与照护服务。

这样一来,泰康「新寿险」也就由此把长期支付责任,与长期服务需求连接了起来。在此基础上,产品创新也就水到渠成了,演进出长寿、健康、财富三大方案闭环:

以「长寿有约+养联体」解决养老筹资与持续照护。

以「健康有约+医联体」依托社区配建康复医院与全国五大医学中心,打通健康险支付与医疗服务。

以「财富有约+家族办公室」通过保险金复利增值,确保客户未来的支付能力。

自然,商业模式与产品形态的演进必然传导至销售端,催生出渠道自我重塑的内在动力。

当客户购买的保单成为一份涵盖长期资金规划、生活方式锁定与医疗健康方案的复杂方案时,过去依赖人海战术、从保单到保单的推销方式自然难以为继。

如是,HWP健康财富规划师这一全新职业应运而生,推动传统代理人向集「保险顾问、医养顾问、理财顾问」于一体的专业化绩优队伍转型,再配合医养实体的「超级体验式营销」,从根本上重构了寿险经营“产品、客户、队伍”。

至此,传统寿险在模式、产品与渠道上面临的阻滞,有了自下而上破局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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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urance Today-

一个时代自有一个时代的考卷

长寿时代当有中国方案

现代保险,本是个舶来品。

自国内保险业复业以来,从大数法则、生命表、精算定价,到代理人制度与资产负债管理,行业里的许多基础理论与模型都源自西方。

在一个行业从0到1的拓荒阶段,“拿来主义”与模仿跟随,无疑是最具效率的路径。这一规律在改革开放四十余年的各行各业中,莫不如此。

但当行业走过粗放扩张之后,单纯依靠模仿跟随已经不够了。海外成熟市场,已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美国寿险业协会对美联储消费者财务调查的整理显示,美国拥有寿险的家庭占比,由1998年的69.2%降至2022年的56.0%。

日本生命保险文化中心的全国实态调查也显示,在两人及以上家庭的调查中,拥有死亡保障的家庭平均普通死亡保险金额,从2012年的2763万日元降至2024年的1936万日元。

如是,意味着我国保险业乃至整个社会的风险保障,必须要找到契合自身现实的路径。

中国当前面临的是超3亿老龄人口、极速少子化与“未富先老”交织的特殊国情,这是一片连发达国家都未曾踏足过的“无人区”,到底该怎么办?

这不仅是商业保险面临的挑战,也是养老金第一支柱、医保乃至整个社会所要面对的挑战。

外部成熟范式已无可供对照的现成样本,内部长期受制于“重术轻道”的路径依赖,深陷微观销售技巧与条款细枝末节的存量搏杀。

在长寿时代的今天,中国保险业唯有补上底层理论这一课,才能找到穿越周期的真正答案。

典型者,在很长的一段时间中,养老储备、医疗支出与失能照护,往往被当作各自独立的问题去对待。

如是,对于泰康也好,行业也好,「长寿风险」的核心价值,就在于把家庭开支、养老储备与医养照护等分散的生存压力,提炼为寿命普遍延长带来的宏观理论。

一个时代,自有一个时代的任务,也会造就自己的企业与企业家。

34年前,友邦将营销员制度引入中国内地,为中国寿险业带来了重要的经营范式。如今,长寿时代提出了新的命题,陈东升与泰康则通过长期的康养实践与理论探索,给出了来自中国本土的回答。

事实上,从人口老龄化这一挑战来看,由实践而出的理论,对于社会层面而言,同样是重要的。

甚至可以说,如今像企业年金、个人养老金、长期护理保险等一系列与民生有着紧密关联的业务,之所以长期处于“政策端热闹、市场端冷清”的状态,根源都在于底层理论研究的滞后。

只有通过理论的研究,才能更清楚地认识亿万家庭在长寿时代到底面临着什么样的挑战,又该作何准备。

若是没有真正穿透中国的人口结构、家庭账本与服务供给逻辑,理论与实践之间就始终隔着一层窗户纸。

纵然,这一窗户纸看似轻薄,但捅破需万钧之力。很多看似理所当然的理论,无不经历了漫长的实践与思考。

理解「长寿风险」,或许正为整个社会认识长寿时代,推开了一扇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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