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熊园-国盛证券首席经济学家
国盛证券宏观分析师，戴琨
新旧动能转换已成为高层会议和政策部署的高频关键词，我们也持续提示当前我国正处在新旧动能转换的“拐点之年”。本篇报告选取美国信息革命、日本产业转型、韩国技术追赶三个典型案例，梳理美日韩的得与失，以期为我国新旧动能转换提供参考。
核心观点：美日韩产业升级的路径各不相同，但三国经验共同表明：新旧动能转换并非简单的新兴产业替代传统产业，关键在于新技术能否向更广泛的经济部门扩散，进而带动整体生产率提升。
1、美国：1990年代的信息技术革命不仅带动科技产业发展，也通过资本深化、企业组织调整和市场竞争提高了传统行业的生产率，但技术红利具有阶段性，就业和工资出现两极化。
2、日本：1970年代后日本成功推动产业向汽车、电子等高附加值领域升级，但此后技术扩散不足、资产泡沫破裂和资源配置效率下降，叠加人口老龄化，制约了后续增长。
3、韩国：1980年代后韩国通过技术引进、消化吸收和持续研发，培育了半导体等优势产业，并推动传统制造业升级，但创新资源集中、大小企业及行业间效率分化的问题仍较突出。
4、对中国的启示，美日韩经验表明，在新旧动能转换过程中，既要培育新动能，也要推动传统产业提效，实现新旧动能平稳接续。当前阶段，我国地产逐步筑底与科技产业快速发展并存，往后需关注新技术向传统行业和中小企业扩散、存量风险化解以及就业承接。评价转换成效，不仅要关注新兴产业本身，更要看全要素生产率、资本回报和居民收入能否持续改善。
5、政策建议：一是坚持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二是坚持因地制宜、先立后破；三是兼顾产业升级与就业结构调整。
报告摘要：
一、美国：信息技术扩散与生产率复兴
>信息技术革命推动美国经济增长提速，资本投入与劳动生产率同步改善。 1990-1995年到1995-2000年，美国实际GDP年均复合增速由2.57%升至4.31%，非农商业部门劳动生产率年均复合增速由1.59%升至2.85%，信息设备与软件资本服务年均增速由9.4%升至17.5%。
>信息技术通过资本深化和生产效率提升两条路径，推动劳动生产率加速增长。 Oliner和Sichel（2000）的测算显示，相较1991-1995年，美国1996-1999年的劳动生产率年均增速提高1.04个百分点，其中信息技术资本深化和生产效率提升分别贡献0.45和0.26个百分点，合计解释了劳动生产率增速升幅的68%。
>科技股调整并未立即中断生产率改善，技术投资与效率收益的释放存在时间差。 2000年科技股泡沫破裂后，美国非农商业部门劳动生产率仍保持稳健增长，并在2001年后再度提速。技术投资需要经过设备安装、员工培训和业务流程调整，其收益往往晚于投资发生。
>零售业是信息技术改造传统行业的典型，技术扩散与市场竞争相互促进。 美国零售业劳动生产率年均增速由1987-1995年的2.0%提高至1995-2002年的3.8%。1987-1997年，高生产率门店进入、低生产率门店退出形成的净进入效应，解释了样本中约98%的劳动生产率增长。
>技术红利在不同部门之间先后释放，随后逐渐减弱。 IT生产部门的全要素生产率跃升主要集中在1995-2000年，IT密集应用行业则在2000-2004年表现更强。2004年后，两类行业的生产率增速均明显回落，维持此前的高增速需要后续技术进步和新的应用持续接续。
>从更长时期看，技术进步也伴随着就业和工资增长的两极化，中间技能岗位受到的挤压较为明显。1980-2005年，美国高技能职业和低技能服务职业的就业份额上升，中间技能职业相对收缩；工资增长也呈现类似分化。
二、日本：产业升级与技术扩散的局限
>日本1970-1980年代的产业升级，表现为增长重心由材料工业向加工装配产业转移。 两次石油危机抬升能源与原材料成本，推动企业向技术含量和加工深度更高的领域发展。1970-1983年，加工装配型产业占制造业增加值比重由34.8%升至38.1%，材料型产业则由34.7%降至28.8%。
>产业升级既包括新兴产业扩张，也包括新技术对既有生产方式的改造。 1977-1982年，日本机床数控化率由25%升至57%；1983年钢铁业连铸比率达到86%。微电子技术逐步进入加工、装配和生产控制环节，推动汽车、电气机械和钢铁等行业改进生产流程。
>1990年代以后，日本制造业与非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同步放缓。 制造业TFP年均增速由1970-1991年的3.6%降至1991-2007年的1.7%，市场化非制造业则由1.2%降至0%。少数优势产业的竞争力，难以抵消更广泛经济部门的增长乏力。
>信息技术应用与无形资产投入不足，限制了产业升级对整体生产率的带动。 1995-2000年，日本ICT生产型制造业劳动生产率年均增长14.3%，但ICT使用型服务业仅增长0.8%，低于美国同期的5.4%。日本无形资产投资占GDP比重为7.6%，也低于美国的11.7%，软件、员工培训和组织管理等配套投入相对薄弱。
>资产泡沫及其破裂削弱了日本动能接续的能力，金融体系修复迟缓进一步抑制行业效率提升。 1990年代初泡沫破裂后，企业和银行资产负债表受损，不良资产处置与重组迟缓。低效率企业持续占用资源，压缩了健康企业的盈利和扩张空间，企业进入和行业重组也更加困难。
>人口变化与资本回报下降，使依靠扩大投资恢复增长更加困难。 随着劳动年龄人口转为下降，劳动力投入对经济的支撑减弱；持续积累资本又未能带来相应的效率改善。储蓄与国内投资需求之间的失衡，使需求不足与生产率低迷相互交织。
三、韩国：从技术追赶向自主创新转型
>成本优势减弱与国际竞争加剧，推动韩国由技术引进逐步走向自主研发。韩国早期依靠出口导向和国外技术引进推动工业化，1980年代后，随着工资上涨、韩元升值以及国际竞争加剧，原有增长模式面临压力，推动韩国更加重视高技术创新和高附加值制造业。
>产业结构持续升级，新兴产业快速成长的同时，既有产业继续发展。 1990-2000年，纺织服装占韩国制造业的比重由10.7%降至4.3%，电气电子产业由14.3%升至18.5%。同期汽车等传统产业的占比虽有所下降，但产业规模仍有所扩大。
>从引进国外技术到积累自主研发能力，是韩国产业升级的重要支撑。 三星通过技术引进、海外培训和自主开发，逐步形成半导体研发能力。1995-2002年，韩国机械设备投资占GDP比重下降3.7个百分点，同期包括研发、软件和高等教育在内的知识投资占比提高1个百分点。
>技术能力积累不仅促进新兴产业发展，也推动传统制造业向自主研发和高附加值生产转变。 现代汽车通过Alpha发动机项目逐步形成自主技术研发能力。1985-2001年，韩国制造业TFP年均增长约4.33%，其中信息技术设备年均增长14.01%，机械等产业也取得较快的效率改善。
>企业重组和资源重新配置，也是韩国新旧动能转换的重要组成部分。1997年金融危机后，韩国对企业和金融部门开展重组。从制造业微观证据看，1990-1995年和1995-1998年，工厂进入退出对制造业TFP增长的贡献分别为46%、65%，表明企业新陈代谢也是生产率提升的重要来源。
>创新资源相对集中，技术进步和生产率改善在不同行业、不同规模企业之间仍存在较大差距。 2019年韩国前十大企业集中了约47%的企业研发支出，中小企业劳动生产率仅为大型企业的约26%，服务业人均增加值约为制造业的60%。中小企业吸纳超过86%的就业，但技术采用能力相对不足，制约了创新成果向更广泛经济部门扩散。
四、美日韩新旧动能转换的经验与启示
>综合美日韩经验，新旧动能转换并非简单的新兴产业替代传统产业，关键在于新技术能否带动整体经济提效。 美国信息技术革命不仅推动科技产业发展，也通过技术扩散和企业组织调整提高了传统行业的生产率；日本制造业优势未能充分带动非制造业效率改善，韩国则长期面临大小企业之间的生产率差距。新兴产业快速发展并不必然带来整体经济增长提速。
>新旧动能转换还伴随着资源重新配置和就业结构调整，存量调整的方式也会影响新动能的成长。 美国零售业和韩国制造业的经验表明，高效率企业扩张、低效率企业退出，是行业生产率改善的重要来源；日本则因资产泡沫破裂后的金融风险处置迟缓，导致低效率企业持续占用资源，制约了经济调整。同时，技术进步也可能带来就业和收入分化，美国信息技术革命推动了生产率增长，但中等技能岗位受到挤压；韩国大型企业创新能力较强，中小企业仍承担了大量就业。
>对中国而言，新旧动能转换既要培育新兴产业，也要推动传统产业改造升级，实现新旧动能平稳接续。 借鉴美日韩经验，有三点政策建议：1）坚持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依托完整产业体系、超大规模市场和丰富应用场景，加快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向传统制造业、服务业和中小企业扩散，推动更多行业提质增效；2）坚持因地制宜、先立后破，既要培育壮大新兴产业，也要稳妥推进房地产等存量风险化解，防止低效投资和重复建设，促进资本、劳动力等要素向高效率部门流动；3）兼顾产业升级与就业结构调整，加强职业技能培训和就业承接，推动技术进步更好转化为居民收入增长。
风险提示：海外经验适用性存在局限；数据统计与研究方法差异；新旧动能转换不及预期。
正文如下：
新旧动能转换：美日韩的经验得失
新旧动能转换正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主线。此前我们在专题报告《新旧动能转换系列四：“新旧”的界定、阶段与展望》中指出，随着资本回报下降、人口老龄化以及债务约束增强，过去依靠土地、劳动力和资本投入推动的传统增长模式日益难以为继；与此同时，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加速演进，新兴产业逐步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支撑。综合生产、投资、就业等维度看，当前我国正处于新动能加速期，新动能已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增量来源，但存量规模尚未超过旧动能，新旧动能接续仍需时间。
从国际经验看，新旧动能转换并非简单由新兴产业替代传统产业，新产业的成长也不必然带来整体经济生产率的持续提升。历史上，主要经济体都经历过不同形式的产业升级和增长动力转换，但其转换背景、实现路径和最终成效存在明显差异。本文以美国1990年代的信息技术革命、日本1970-1980年代的产业升级和韩国1980-2000年代的技术追赶为主要案例，并考察其后续影响与局限。具体看：
>美国是技术革命驱动增长的典型。1990年代，信息技术革命不仅催生了新的增长动力，还通过技术扩散和企业组织调整，推动零售等传统行业效率提升，实现了较为广泛的生产率改善。
>日本是制造业升级取得显著成效、但后续增长动力接续不足的典型。1970-1980年代，日本成功推动产业重心由材料工业向汽车、电气机械等加工装配产业转移，但1990年代以后，技术扩散不足、资产泡沫破裂和资源配置效率下降等问题，使前期产业升级未能支撑整体经济持续保持较快增长。
>韩国则是后发经济体通过技术追赶实现产业升级的典型。从早期依靠国外技术引进，到逐步形成自主研发能力，韩国培育了半导体等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但大型企业与中小企业、制造业与服务业之间的效率差距仍较突出。
上述三个案例分别从技术扩散、存量调整和自主创新等角度，揭示了新旧动能转换的不同机制及潜在问题。对当前正处于房地产调整与科技产业发展并行阶段的中国而言，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本文将系统梳理美日韩的转换背景、路径、成效及局限，并进一步总结其对中国的启示。
一、美国：信息技术扩散与生产率复兴
美国1990年代的信息技术革命，是传统产业增长承压、新技术带动经济提效的一次典型新旧动能转换。1970-1980年代，美国汽车等传统制造业的竞争优势受到日本等经济体的挑战，整体劳动生产率增长也较为低迷。进入1990年代，计算机、软件和通信技术加快发展，逐步成为新的增长来源：一方面，信息技术产品生产效率提高，相关产业快速发展；另一方面，企业扩大信息设备与软件投入，将新技术应用于生产、库存、配送和管理，推动传统业务改造。信息技术产业壮大与既有产业效率改善相互促进，共同支撑了1990年代后期美国经济的增长提速。
90年代后期，美国经济增长明显提速，信息技术投入扩张与劳动生产率回升成为这一阶段的重要特征。1990-1995年到1995-2000年，美国实际GDP年均复合增速由2.57%升至4.31%，非农商业部门劳动生产率年均复合增速由1.59%升至2.85%。与此同时，资本投入增长加快，并呈现明显的结构分化：全部资产的实际资本服务年均增速由3.3%升至6.1%，其中信息设备与软件由9.4%升至17.5%，显著高于其他设备的4.4%和建筑物及构筑物的2.1%。美国这一时期的新旧动能转换，集中体现为信息技术产业发展及其广泛应用，逐步带动其他行业效率提升，并最终推动经济增长。
信息技术通过资本深化和生产效率提升两条路径，推动劳动生产率加速增长。应用端，企业增加计算机、软件和通信设备投入，每个工时能够使用的资本服务随之增加，即资本深化（Capital Deepening）；生产端，计算机及其配套半导体技术的进步，使相同投入能够生产出更多、性能更好的产品，体现为多要素生产率（MFP）提高。Oliner和Sichel（2000）的测算[1]显示，相较1991-1995年，美国1996-1999年的劳动生产率年均增速提高1.04个百分点，信息技术资本深化和生产效率提升两条路径分别贡献0.45和0.26个百分点，合计解释了增速升幅的68%。科技产业自身提效与其他行业扩大应用，共同构成了这轮生产率复兴的重要支撑。
科技股调整并未立即中断生产率改善，技术投资与效率收益的释放存在时间差。2000年科技股泡沫破裂后，纳斯达克指数暴跌，但美国非农商业部门劳动生产率仍保持稳健增长，并在2001年后再度提速，资本市场表现与实体效率改善出现明显分化。理论上看，这一分化与技术投资收益的滞后释放有关：技术投资形成生产能力，需要经过设备安装、员工培训和业务流程调整，其收益往往晚于投资发生。伯南克在2006年的《生产率》[2]演讲中指出，企业需要投资于员工培训、组织重组等无形资本（Intangible Capital），无形资本的概念也有助于解释为何IT投资放缓后，生产率仍能保持较快增长。随着前期积累的设备和软件得到更充分利用，技术应用的成效继续显现，推动效率改善从科技产业向其他行业延伸。
零售业是信息技术改造传统行业的典型，效率提升贯穿销售、库存和配送环节。条码扫描减少了结账和商品标价所需的工作，也使销售情况能够及时反映到库存管理中；供应链软件进一步连接采购、运输和供应商协调，帮助企业根据需求调整补货与配送。部分技术在1980年代已经出现，到1990年代才得到更充分的应用，其作用也从节省单个环节的人力，逐步扩展到改善整个经营流程。BLS数据显示，美国零售业劳动生产率年均增速由1987-1995年的2.0%，提高至1995-2002年的3.8%，高于同期非农商业部门的2.8%。Doms、Jarmin和Klimek（2004）的研究[3]还发现，企业IT支出与生产率水平之间确实存在正相关关系，IT支出较高的企业，其人均销售额高于IT支出较低的企业；然而，这种正向关系主要体现在大型零售企业中，表明技术在协调大量商品和多家门店时更容易发挥作用。随着销售、库存和物流信息得到整合，企业能够提高单位劳动投入所支持的商品流通规模，传统零售业务也形成了新的效率优势。
微观层面看，企业经营效率的差距，又可以通过门店扩张与退出转化为行业整体生产率的提高。Foster、Haltiwanger和Krizan（2002）对美国零售业的研究[4]发现，1987-1997年，高生产率门店进入、低生产率门店退出形成的净进入效应，解释了样本中约98%的劳动生产率增长。其中，既有企业开设新门店的贡献相当于行业生产率增量的37%，退出企业旗下门店关闭的贡献约为42%。这也说明，新门店不一定来自新创企业，拥有成熟经营能力的既有企业，同样可以通过开店扩张推动行业更新。结合零售业的技术应用看，企业不仅可以改造原有门店，还可以在新门店中采用更有效的库存、配送和管理方式，将经营优势复制到更大范围。技术扩散因而与市场竞争相互促进：高效率企业扩大经营规模，低效率门店逐步退出，行业整体效率随之改善。
这轮生产率复兴持续了约十年，技术红利在不同部门之间先后释放，随后逐渐减弱。IT生产部门的全要素生产率跃升主要集中在1995-2000年，IT密集应用行业则在2000-2004年表现更强，反映出技术突破向下游应用传导也需要时间。2004年后，两类行业的生产率增速均明显回落。Fernald（2015）在《大衰退前、期间及之后的生产率与潜在产出》[5]中指出，生产率的放缓早于全球金融危机，不能完全用危机造成的冲击解释。行业数据表明，随着与信息技术相关的变革性组织结构调整逐渐完成，其所带来的生产力增长也会恢复正常水平。这意味着，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并不意味着生产率能够持续保持高增速，一轮技术应用带来的集中提效也可能逐步减弱。
从更长时期看，技术进步也伴随着就业和工资增长的两极化，而中间技能岗位受到的挤压较为明显。Autor和Dorn（2013）[6]发现，1980-2005年，美国高技能职业和低技能服务职业的就业份额上升，但中间技能职业相对收缩；工资增长也呈现类似分化，高技能职业增幅最大，低技能职业有所增长，中间技能职业增幅相对较小。其背后是计算机逐步替代重复性、可编码的工作任务，同时提高了分析判断等高技能工作的效率；餐饮、保安、清洁等难以自动化的服务需求继续增长，吸纳了部分转岗劳动力，并支持相关工资上涨。由此可见，虽然技术进步提高了整体生产率，但就业结构的调整也伴随着工资增长差距的扩大。
总体看，美国经验表明，新旧动能转换的成效，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新技术能否在更广泛的产业中得到有效应用。技术扩散不仅需要设备和软件投入，也需要员工培训、管理改善和组织调整，并通过高效率企业扩张带动行业提效。对中国而言，观察新动能，既要看新产业的增加值和投资，也要看其能否提高传统制造、流通和服务业的效率。同时，技术进步可能伴随就业和工资分化，需要帮助受影响劳动者转岗，使劳动者能够分享效率提升的收益。
二、日本：产业升级与技术扩散的局限
日本较为典型的一次新旧动能转换发生在1970-1980年代，表现为增长重心由钢铁、基础化工等材料工业，进一步转向汽车、电气机械和精密机械等加工装配产业。20世纪50年代中期到70年代前，依托低成本能源和大规模设备投资，重化工业扩张是日本高速增长的重要支撑。然而，两次石油危机抬升了能源与原材料成本，使这一增长方式受到约束，推动企业加快节能改造，并向技术含量和加工深度更高的领域发展。1970-1983年，加工装配型产业占制造业增加值的比重由34.8%升至38.1%，材料型产业则由34.7%降至28.8%。不过，前期产业升级并未保证整体经济持续增长。1990年代以后，日本制造业与非制造业生产率增长同步放缓，技术扩散、资源配置和金融体系调整中的问题，逐渐成为动能接续的重要制约。
这一阶段的产业升级，既包括加工型产业扩张，也包括新技术对既有生产方式的改造。一方面，第一次石油危机后，日本不同行业的生产表现明显分化：1973-1977年，日本精密机械生产增长68.9%，电气机械增长11.2%，运输机械（不含船舶）增长16.1%，同期钢铁生产下降9.0%，化学工业（不含医药）下降5.2%。材料工业受到能源成本上升与需求减弱的双重挤压，而部分机械行业凭借相对较低的能源依赖，在出口和国内消费需求支持下继续扩张。
另一方面，根据日本内阁府披露的数据，这一时期日本自动化与先进工艺加快普及：1977-1982年，机床数控化率由25%升至57%，高于美国1981年的34%；到1983年，钢铁业连铸比率达到86%，明显高于美国同期的31%。微电子技术逐步进入加工、装配和生产控制环节，使部分原本依赖熟练工人的高精度作业实现自动化，也推动汽车、电气机械和钢铁等行业改进生产流程。这些变化表明，新的增长动力不仅来自产业结构调整，也来自新技术在既有产业中的应用，通过提高加工精度、推进自动化和改善工艺效率，增强传统业务的竞争力。
然而，1990年代以后，日本的制造业与非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同步放缓，共同削弱了产业升级对整体经济的带动。日本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年均复合增速由1970-1991年的3.6%降至1991-2007年的1.7%，同期市场化非制造业则由1.2%降至约0%。Fukao（2013）在《解释日本生产率低迷的二十年》[7]中指出，虽然制造业的降幅更大，但由于非制造业覆盖的经济活动更广（1991年大约是制造业的两倍），两者对整体生产率放缓的拖累大致相当。这意味着，日本面临的困难既包括制造业自身效率改善减速，也包括非制造业长期缺乏效率提升。换句话说，少数优势产业的竞争力，难以抵消更广泛经济部门的增长乏力。
日本ICT使用部门生产率增长偏弱，无形资产等配套投入相对不足，是理解其与美国差异的重要线索。美日对比看，根据Fukao等（2009）在《日本无形资产投资：测度及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8]中的估算，1995-2000年，日本ICT生产型制造业劳动生产率年均增长14.3%，但ICT使用型服务业仅增长0.8%，低于美国同期的5.4%；与1990-1995年相比，两国ICT使用型服务业分别呈现减速与加速。
无形资产投资的差异，为理解这一分化提供了进一步线索：日本1995-2002年无形资产投资占GDP的比重为7.6%，美国1998-2000年为11.7%；无形资产投资与有形资产投资之比分别为0.3和1.2。这说明日本的投资结构更偏重有形资产，而技术应用还需要软件、员工培训和组织管理等投入配合。相关投入相对薄弱，可能使企业难以充分获得技术进步的收益，也说明制造业的技术优势需要通过更广泛的应用和经营方式调整，才能转化为整体经济的增长动力。
除技术扩散不足外，资产泡沫及其破裂也削弱了日本动能接续的能力。1985年广场协议后，日元快速升值，出口企业盈利与投资承压。日本随后通过货币宽松和财政刺激扩大内需，经济恢复扩张，但宽松环境与金融自由化、房地产信贷扩张及监管不足相互作用，助长了资产泡沫。1990年代初泡沫破裂后，企业和银行资产负债表受损，不良资产处置与重组迟缓，进一步延长了经济调整过程。广场协议是这一演变的重要背景，但从汇率冲击到长期低迷，还受到国内政策应对、金融风险积累及后续处置方式的共同影响。
金融体系修复迟缓，又通过低效企业持续占用资源，进一步抑制了行业效率提升。泡沫破裂后，日本的部分银行为避免确认贷款损失，持续向经营困难的企业提供优惠融资。这些企业得以维持经营，却也压缩了健康企业的盈利和扩张空间。Caballero、Hoshi和Kashyap（2008）对日本经济停滞的研究[9]发现，在“僵尸企业”较多的行业，健康企业的投资与就业增长会受到更明显的抑制，企业进入和行业重组也更加困难。由此，存量风险处置不仅影响金融稳定，也影响资本和劳动力能否流向更有效率的企业。延缓退出虽然暂时保留了企业和岗位，却可能削弱新企业进入与高效率企业扩张的动力。
人口变化与资本回报下降，也使依靠扩大投资恢复增长更加困难。随着劳动年龄人口增长放缓并转为下降，劳动力投入对经济的支撑减弱，配套资本形成需求也受到影响。与此同时，持续积累资本并未带来相应的效率改善，资本回报下降又削弱了新增投资的吸引力。储蓄与国内投资需求之间的失衡，使需求不足与生产率低迷相互交织。因此，日本的长期停滞既有泡沫破灭后的调整因素，也有增长方式本身面临的约束，持续复苏需要需求修复与效率提升共同推进。
总体看，日本经验表明，优势制造业的发展并不足以保证整体经济持续保持较快增长，技术应用的广度与存量风险的处置同样重要。对中国而言，推动产业升级，既要加强先进制造业发展，也要补足服务业和中小企业的软件、培训及组织管理等配套投入；化解存量风险，则需结合债务重组、有序退出和转岗保障，促进资源流向高效率企业。在人口和资本回报约束增强的背景下，持续增长需要需求修复与效率提升共同推进。
三、韩国：从技术追赶向自主创新转型
韩国的新旧动能转换，主要体现为从劳动密集型产业向技术密集型产业升级，以及从依靠资本扩张和技术引进逐步转向自主研发。20世纪60年代，韩国以纺织等劳动密集型轻工业为起点，依靠出口导向的工业化战略和国外技术引进推动经济增长；70年代中期，政府重点支持化工、造船等重化工业，产业发展逐步向资本密集型方向转变；80年代，韩国进一步发展技术密集型产业，同时扩大高等教育规模、建立国家研发计划；80年代末以来，随着工资上涨、韩元升值以及国际竞争加剧，原有依靠成本优势和资本投入扩张的增长模式逐步面临压力，推动韩国在90年代更加重视高技术创新和高附加值制造业。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暴露出原有资源配置和企业经营模式的局限，推动韩国开展企业、金融和劳动力市场改革。总体上看，韩国的产业升级经历了从技术引进、生产能力积累到自主创新能力形成的长期过程。
产业结构的持续升级，是韩国新旧动能转换最直接的体现。随着工业化进程推进，纺织服装等传统轻工业的相对地位逐步下降，电气电子等技术密集型产业的重要性不断上升。1990-2000年，纺织服装在韩国制造业中的比重由10.7%降至4.3%，同期电气电子产业由14.3%升至18.5%，其规模由7.96万亿韩元扩大至32.66万亿韩元。值得注意的是，汽车、通用机械等既有制造业仍保持一定发展规模，1990-2000年汽车产业占比由10.2%降至8.2%，但产业规模仍有所扩大；通用机械产业占比基本稳定在7%左右。这表明，韩国的产业调整既包括新兴产业快速成长、改变原有产业结构，也包括既有产业继续发展，经济增长逐步向技术和资本密集型领域集中。
从引进国外技术到积累自主研发能力，是韩国产业升级的重要支撑。韩国早期工业化依靠国外技术许可、设备进口和本土生产经验积累，随后逐步扩大企业研发和知识投资，推动企业由技术使用者向技术开发者转变。以三星为代表的半导体产业是这一过程的典型。1982年，三星决定大规模投资先进半导体产业，并将DRAM作为主要产品；1983年依靠海外培训开发64K DRAM，1984年通过技术引进与自主开发相结合推出256K DRAM，1986年和1988年又分别开发出1M和4M DRAM，到1990年已基本与国际领先企业同步开发16M DRAM。
技术追赶的同时，韩国逐步加强知识和研发投入，但传统资本投资也经历了明显调整。1995-2002年，韩国机械设备投资占GDP比重下降3.7个百分点，降幅明显高于其他OECD国家，部分反映了亚洲金融危机后投资活动的调整；同期，包括研发、软件和高等教育在内的知识投资占GDP比重提高1个百分点，在OECD主要国家中处在靠前位置。这表明，韩国在经历传统资本投资收缩的同时，知识投资在经济中的相对重要性继续上升，为自主创新能力的积累提供了支撑。
技术能力的积累不仅促进新兴产业发展，也推动了汽车等传统制造业向自主研发和高附加值生产转变。韩国汽车产业早期主要通过技术引进积累生产能力，随后逐步加强自主设计与关键零部件研发。现代汽车的Alpha发动机项目是具有代表性的案例。1983年，现代汽车制定自主发动机开发计划，并着手建设新的研究机构、扩充研发人员；1984年与英国Ricardo Engineering签订技术合作协议，在引进外部技术的同时开展自主设计和试验。经过多轮样机开发、测试和改进，该项目于1991年完成。Alpha项目的重要性不仅在于完成发动机开发，还在于企业通过持续试验形成了自身的技术研发能力。
从更广泛的制造业表现看，1985-2001年韩国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TFP）年均增长约4.33%，其中电气电子产业表现突出、信息技术设备TFP年均增长14.01%，机械等产业也取得了较快的效率改善。总体来看，韩国的产业升级并未单纯依靠半导体等新兴产业的发展，也包括汽车等既有制造业通过技术引进、消化吸收和自主研发，逐步提高关键技术的自主开发能力。
企业重组和资源重新配置，也是韩国新旧动能转换的重要组成部分。韩国早期工业化通过政府产业支持和大型企业集团集中资源发展重点产业，但原有的资源配置方式也逐步暴露出局限。1997年金融危机之前，部分大型企业在盈利能力下降的情况下继续依靠银行借款扩大经营规模，金融机构风险管理不足与企业高负债问题相互叠加。危机后，韩国对企业和金融部门开展重组，并推进公司治理和劳动力市场改革。
从制造业微观证据看，工厂进入和退出也是生产率增长的重要来源。Hahn（2000）基于1990-1998年韩国制造业工厂数据的研究[10]发现，1990-1995年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累计增长23.0%，其中工厂进入退出贡献10.5个百分点，占总体增长的46%；1995-1998年经济下行期间，工厂进入退出的贡献占比进一步升至65%。与美国相比，韩国工厂进入退出对生产率增长的贡献更为突出：作为不同年份、相近周期阶段的参照，美国制造业工厂进入退出的贡献占比在上行期（1982-1987）为14%，下行期（1977-1982）为25%。总体看，韩国制造业生产率提升既来自存续企业的技术进步，也得益于企业新陈代谢和资源重新配置。这表明，新旧动能转换不仅需要培育新产业、推动传统产业升级，也需要完善市场竞争和企业退出机制，促进资源向更高效率的生产主体流动。
韩国的产业升级取得了显著成效，但技术进步和生产率改善在不同行业、不同规模企业之间仍存在较大差距。韩国以半导体为代表的技术密集型产业形成了较强的国际竞争力，但大型企业和中小企业、制造业和服务业之间的效率差距依然突出。2019年韩国前十大企业集中了约47%的企业研发支出，反映出创新资源较为集中；与此同时，韩国中小企业劳动生产率仅相当于大型企业的约26%，服务业人均增加值约为制造业的60%。此外，韩国中小企业吸纳了超86%的就业，但其技术采用能力和劳动者数字技能相对不足，也制约了创新成果向更广泛经济部门扩散。因此，韩国的经验也具有两面性：一方面，通过技术追赶和自主研发培育了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与企业；另一方面，领先产业的发展并未消除经济内部较大的效率差距，产业升级仍面临进一步扩大技术应用范围、提高整体生产率的问题。
总体看，韩国经验表明，后发经济体可以通过技术引进、消化吸收和持续研发积累自主创新能力，既培育新兴产业，也推动传统制造业升级。但龙头企业的技术突破并不必然带动整体效率改善。对中国而言，支持自主创新，既要增加研发投入，也要重视人才培养、技术吸收和企业研发能力积累；推动产业升级，则需促进创新成果向中小企业、传统行业和服务业扩散，并通过市场竞争和有序退出，为高效率企业成长创造条件。
四、美日韩新旧动能转换的经验与启示
综合美日韩经验，新旧动能转换并非简单的新兴产业替代传统产业，关键在于新技术能否带动整体经济提效。美国1990年代的信息技术革命不仅推动科技产业发展，也通过技术扩散、企业组织调整和市场竞争提高了零售等传统行业的生产率。相比之下，日本虽然成功推动产业向汽车、电子等高附加值领域升级，但制造业优势未能充分带动非制造业效率改善；韩国通过持续研发培育了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却也长期面临大型企业与中小企业之间的生产率差距。这表明，新兴产业的快速发展并不必然带来整体经济增长提速，技术应用的广度和效率改善的持续性同样重要。
新旧动能转换还伴随着资源重新配置和就业结构调整，存量调整的方式也会影响新动能的成长。美国零售业和韩国制造业的经验表明，高效率企业扩张、低效率企业退出，是行业生产率改善的重要来源；日本则因资产泡沫破裂后的金融风险处置迟缓，导致低效率企业持续占用资源，制约了经济调整。同时，技术进步也可能带来就业和收入分化，美国信息技术革命推动了生产率增长，但中等技能岗位受到挤压；韩国大型企业创新能力较强，中小企业仍承担了大量就业。因此，产业升级不仅要培育新的增长来源，也要兼顾存量风险化解、就业承接和收入改善。
对中国而言，新旧动能转换既要培育新兴产业，也要推动传统产业改造升级，实现新旧动能平稳接续。当前我国房地产调整与科技产业快速发展并存，传统增长模式面临资本回报下降、人口变化和债务约束，新兴产业则尚需进一步扩大对整体经济增长、就业和收入的带动。借鉴美日韩经验，往后应重点关注三个方面：
1）坚持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依托完整产业体系、超大规模市场和丰富应用场景，加快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向传统制造业、服务业和中小企业扩散，推动更多行业提质增效；
2）坚持因地制宜、先立后破，既要培育壮大新兴产业，也要稳妥推进房地产等存量风险化解，防止低效投资和重复建设，促进资本、劳动力等要素向高效率部门流动；
3）兼顾产业升级与就业结构调整，加强职业技能培训和就业承接，推动技术进步更好转化为居民收入增长。
归根结底，新旧动能转换不仅是产业结构的调整，更是增长动力和生产效率的提升。评价转换成效，不能只看新兴产业的规模和增速，还需关注技术进步能否向更广泛的经济部门扩散，以及全要素生产率、资本回报和居民收入能否持续改善。
风险提示
1）海外经验适用性存在局限：美日韩与中国所处的发展阶段、产业结构和政策环境存在差异，历史经验未必完全适用于中国；
2）数据统计与研究方法差异：各国生产率、产业结构等数据的统计口径、测算方法及样本区间存在差异，可能影响比较结果；
3）新旧动能转换不及预期：新技术研发、产业应用和技术扩散进度可能不及预期，传统产业调整、存量风险化解及就业转移也存在不确定性。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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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节选自国盛证券研究所已于2026年10月21日发布的报告《新旧动能转换系列六：美日韩产业升级的得与失》，具体内容请详见相关报告。
戴琨 S0680525120004 daikun@gsz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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