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雷振山的武馆在光复路顶头，一进大门是个天井，天井西边搭着半间灶房。一九九四年三月初七晌午，阮阿婆蹲在灶房门口刮芋头。她六十六岁，两手关节都肿着，左手小指弯不直，刮芋头只用四个指头。

“阿婆，还认得我。”

“认得，穿开袖褂子的那个。”她抬头看了一眼。

“一九八六年，我在你这儿睡过九天。”

“九天，一天两个馒头一碗粥，我数的。”阮阿婆说，“你走那天褂子上的线是我缝的，两针。”

“两针我记着。”

“记着也没用，你现在穿得好了。”

灶上那口铁锅咕嘟着，三十几个徒弟晌午要吃饭。加代进天井的时候，雷振山正教一个十六七的徒弟走桩。

“雷师父。”

“来了站边上。”雷振山没回头，“这一趟走完。”

一趟走完，雷振山把徒弟撵去后院，自己在石阶上坐下，摸出烟袋。

“一九八六年腊月。”加代靠着廊柱在石阶上坐下，“那年我十七，身上一分钱没有。”

“柴房漏风。”雷振山说，“我让你睡柴房，是怕你不肯进屋。”

“走那天你塞给我五块，你说腰别弯。”

“我说过这话。”

“我在外头弯过。”加代说，“弯下去，又直起来了。”

“人哪有不弯的。”雷振山点了烟，“三十几个徒弟，一个三十。饭钱菜钱都从这儿出，剩不下几个。”

“阿婆拿多少。”

“六十。”

“少。”

“少她也做了二十二年。她说这是她家的灶。”

晌午过后，门口进来三个人。走在前头那个一米八五，三十一岁，两手从手背缠到腕子，白布上一层黄。他叫樊虎，在河南打出来的，去年才到这条街。跟在后头的是费广隆场子里的两个。

“雷师父。”樊虎站在天井当中，“这条街往后只留一家教拳的。你门上这块匾，今天摘。”

“匾挂了三十二年。”雷振山站起来，“我师父挂的。”

“挂三百年也得摘。”

“为什么。”

“这条街上的后生一天就几个，你三十几，我八个，都不够吃。一家留下，一家关门。”樊虎说，“你自己摘，我给你留个脸。我动手，就不留了。”

雷振山走到门口，仰头看那块木匾。漆掉了大半，右下角一道裂纹。

“我不摘。”

“那我摘。”

两个人搬来梯子。雷振山站在底下没动。加代往前走两步，被雷振山抬手拦住。

“我这儿是武馆。”雷振山说，“我说话。”

匾卸下来往地上一放，樊虎一脚跺在当中，木板顺着裂纹断成两截。

阮阿婆从灶房出来，站在门槛里，手里捏着锅铲。

“汤快好了。”她说，“吃了再走吧。”

“做饭的站远点。”樊虎回头看她，“一个老婆子占着一间屋，一天烧三十几个人的饭，你算什么。”

“我做饭，做了二十二年。”

“二十二年也是做饭的。往后这院里不留做饭的，灶房要拆，这院要铺地。”

“锅里有汤。”

“汤倒了。”

阮阿婆没再说话，退回灶房，把锅铲搁在灶沿上，两只手在围裙上擦了两下。院里三十几个徒弟站着，没一个人出声，有九个低着头，往樊虎那边挪了半步。

那天夜里雷振山一个人去了。第二天清早五点，加代在费广隆那片旧仓库的墙根底下找到他，右胳膊从小臂那儿折了，袖子撑不起来。

“你怎么一个人来。”

“我教了三十年拳，不能叫一帮孩子替我去。”

“你打不过他。”

“打不过也得去一趟。”雷振山说，“匾是我师父挂的。”

到了西关骨科，接骨的大夫姓何，捏了半个钟头。

“骨头对上了。”何大夫说，“夹板戴上，一个月来一趟，这副胳膊三个月不能使力。三百八，夹板算在里头。”

管钱的江林把钱数给柜台。

“布带多少钱。”加代问。

“八块。”江林说，“加三百八，三百八十八，都数过去了。”

“钱你收回去。”雷振山靠在椅子上说，“我自己付。”

“你身上有多少。”

“六十。”

“那先记着，等你胳膊好了再还。”

“加代，这事你别管。”雷振山把声音压下来，“他是费广隆的人，费广隆背后还有人。你是做生意的，你一沾这事，人家不找你，找你的车，找你的货。”

“他们找不着我。”

“找得着。”雷振山说，“我这院里还有三十几个孩子，家里把儿子送来是学拳的，不是来躺着的。我这条胳膊是我自己没本事，我认。你要是替我出头，我往后见你就得低头，我这辈子不欠人。”

“你不欠我。”

“你一出头我就欠。”

“匾呢。”加代说，“匾也不要了。”

“匾我自己铆。”雷振山说，“两根铁片，从背后一铆，挂上去还是那块匾。”

隔了两日，加代到了二马路那间场子。

“一楼四张台球案子，一小时两块，二楼练拳，墙边一排沙袋，地上铺着旧轮胎。”江林跟在他后头说。

樊虎坐在轮胎上，还在缠布。

“雷师父的胳膊，医药费三百八十八。”加代说，“这钱你出，匾你赔一块，这事我这边算了。”

“你算了，我不算。”樊虎站起来，比加代高半个头，“街上都说你加代是个人物。加代是做生意做出来的名。我这是一拳一拳打出来的。名不能当饭吃。”

“我不跟你争这个名。”

“你不争，我争。”樊虎说，“这条街要认我，我得先打赢一个有名的人。雷振山老了，打完了一句话都说不出。你上来，三场，谁赢谁在这条街说话。这不是讲数，这是下战书。”

“我不在场子上打。”

“那你就是认了。不打就是认输。”樊虎说，“你走出这个门，明天街上都知道了，加代来了，说了两句话，走了。”

“雷师父胳膊还吊着。七天，七天以后我给你回话。”

“七天。”樊虎说，“七天你不来，我上门。上门就不是三场的事了。”

费广隆在楼梯口站着，一句没说。

“他这是激你。”出了门，江林说。

“我知道。”

“那就打。”

“他胳膊刚接上，这会儿动手，他得从床上爬起来看。”加代说，“等他能自己端碗。”

第五天夜里，周广龙带着两个兄弟去了二马路那条巷子，加代不知道。巷子两边堆着旧轮胎。樊虎的人从巷子那头过来，六个，拎着钢管，周广龙这边三根木棍。

第一下是钢管砸在墙上，水泥掉了一块，巷子里嗡的一声。周广龙一棍扫在对面小腿上，那人跪下去。第二根钢管从他左肩擦过去，木棍脱了手。丁建跟在后头，把人抱住往轮胎堆里推。四分钟，巷子里静下来。

“缝了几针。”加代赶到医院问。

“七针，左耳朵。”江林说，“一个胳膊抬不起来，一个坐都坐不起来，八十六块，我点的钱。”

“谁让你们去的。”

“我让的。”周广龙说，“我听着就来气。七天，七天人家把这条街走完了。”

“他走不完。”

第六天中午，武馆的门被踹开。院里那口练功的木桩被推倒，麻绳散了一地。井台上两只石锁被推进井里，井水浑了。

那口铁锅被人从灶上端下来，扔在天井里，汤泼了一地，芋头滚到石阶底下。阮阿婆从后院跑出来，蹲下去，把芋头一个一个捡回筐里。她左手小指支棱在外头使不上劲，就用四个指头捧。

“锅是我的。”

“锅是这院里的。”樊虎坐在石阶上抽烟，“这院往后不是他的了。”

“锅是我买的，十二块。”

“十二块你去跟他要。”

“他胳膊断了。”阮阿婆抱着筐没动。

“断了就躺着。”

雷振山家的门从外头用铁丝拧上了，两个人坐在门槛上，从晌午坐到天黑。

“他一直在屋里。”加代问。

“铁丝拧的，拧了两圈。”阮阿婆说，“院里砸东西的声，他在屋里一声一声都听见了。”

天黑以后人都走了。阮阿婆端出一盆水，蹲在灶台跟前，把灶台从上到下擦了一遍。汤糊在灶面上，她用手指甲一点一点刮，刮完换一盆清水再擦，擦到灶面上能照见人。

“阿婆。”加代站在灶房门口。

“锅还能用。”她说，“底磕瘪了一块，架上去是歪的。歪的我也认得，火候我认得。”

“明天我不让他进这个门。”

“你别跟我说这个。”她把抹布在水里搓了两把，拧干，“我一个做饭的，说了不算。”

“那两天你在哪儿。”隔天，加代问马三。

“二马路，给人摆球，一天四块。”马三说，“樊虎是费广隆雇的，一个月三千，另外打赢一场给两百，跟野拳的彩头一个价。”

“雇他干什么。”

“立名。费广隆那间场子靠抽头吃饭，一张台球案子一天抽十二块，二楼练拳的一个月交五十。场子里没人看场，来的人越来越少，他要一个能打的站在门口。”

“他打赢过多少。”

“这条街十一个，从去年八月到今年三月。”马三说，“打完了人都走了，一个都没留下。”

“一个都没留下。”加代跟着说了一遍。

“他挖走雷师父那边的二十一个徒弟，一个人一个月收三十，给樊虎二十五，自己留五块。”马三说，“我摆球的时候听说，有九个想回来，不敢开口。”

加代站在仓库那道大门口，把袖子往上挽到胳膊肘。里头第三场的场子刚清出来。

仓库原来装棉花，地上铺着一层碎棉絮，靠墙一圈铁架子，当中用白灰画出一块四方地，四周挤了七八十人。

“雷师父那边怎么说。”丁建问。

“他说不许我上，我说我替他上。”加代说。

雷振山是被人抬来的，胳膊吊在布带里，坐在最里头一张椅子上。他身后是十来个没走的徒弟，对面站着被挖走的二十一个。

头一场，樊虎那边上来一个二十三岁的，个子不高，肩膀宽。周广龙上去，耳朵上还贴着纱布，那七针没拆。

两个人贴到一起，先是对拳，接着抱在一块儿。那小子会用膝盖，专往大腿上顶，周广龙挨了三下，往后退半步，脚底踩到棉絮滑了一下。对面就等他这一下，一肘压在他肩窝上，周广龙矮了半尺。

“起来。”丁建在边上喊。

周广龙站起来了，胳膊抬到一半就落下。数到十，他自己往后退了一步，认了。

“沉住气。”加代把他扶到墙边，“抬不起胳膊就别抬。”

“我丢人了。”

“你没丢，你耳朵上还缝着针。”

第二场丁建上。他瘦，胳膊长，绕着对面走，专等对面出手。对面一伸手，他就往侧面让半步，手掌拍在人家肘弯上。三个来回，对面喘得厉害，丁建的嘴角也破了，右眼底下青了一块。第八分钟，两个人抱在铁架子上，谁也不撒手。

“到点了。”费广隆在外头说。

两边分开，谁也没倒，算平。

“我还能打一场。”丁建说。

“你右眼看不见右边。”加代说，“坐下。这一场我上，不是替你上，是替雷师父上。”

雷振山坐在最里头那张椅子上，这会儿开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