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国道边的柏油路面被晒得发软，车轮压过去，留下两道浅印。这天是一九九四年八月初十。姚广顺五十二，站在路边那台加油机跟前，手里攥着一块抹布。铁壳子晒得烫手。
他这间站在国道二百七十公里处，一间小屋，两台加油机，四个油嘴，一个能存八吨的油罐。一年能挣十几万。
“应师傅。”
“哎。”应师傅从机器后头直起腰。
他六十一，在这站上加了十九年油，一个月三百块。右手虎口上有一层黑印，洗不掉。走路左腿有点跛，走快了往左边偏。他每加完一辆车，把油嘴从油箱口抽出来，在架子上磕两下，挂好。
“今天第几辆了。”
“四十一辆。”应师傅说，“晌午还没到。”
“油尺看了没有。”
“还剩三吨二。晚上得进一车，一车五吨，一吨一千八。”
国道上过来一辆货车，车头冒着热气，慢慢拐进站里。
“加满。”车上跳下来一个人，“这鬼天气，水温都上来了。”
“三百升，五百四。”应师傅说。
“这么贵。”
“一块八。”应师傅说，“这条路上都是这个价。”
司机掏钱时问了一句。
“听说这条路换人了。”
“换什么人。”姚广顺说。
“路边做生意的，都归一个姓霍的管。”司机说，“我上一趟来，前头那个加水站换了牌子。”
“我这儿没换。”姚广顺说。
一九九一年夏天，加代的车在国道上抛了锚，停在离这个站三百米的地方。
“那年你二十出头，蹲在路边，额头上一层汗。”姚广顺说。
“水箱开了。”加代说。
“我给你拖回来，加了二十升油，三十六块。你给钱，我没要。我说路上跑的人，油不能断。”
“你还留我住了一夜，自己守着油罐。”
“那年夏天有人偷油，一晚上偷走两桶。”姚广顺说。
“往后我路过，油我照价给。”
“我跟你说过，油随便加。”姚广顺说。
“我记着。”加代说。
八月初十下午，霍广林来了。他四十岁，个子高，白衬衫下摆扎在裤子里。他在国道边上“看路”，手底下二十来号人，这条路上四个加水站、三个修车铺、两个饭馆都得跟他打招呼。
他开了两辆车来，下来八个人。
“这条国道，是我的路。”霍广林说，“路边做生意的，都归我管。”
“我这站开了十九年。”姚广顺说。
“我不管十九年。从今天起，你这站一天给我六成。油我给你进，人我给你看着，你坐着收四成。”
“我这站有手续。地是租的，租三十年，字据在柜子里。执照挂在墙上，是我自己的名。”
“这条路是我的。”霍广林说。
“路是国家的。”
“国家管得着这条路吗。”霍广林说，“这条路上一辆车胎扎了，是我的人去补。一个司机渴了，是我的人给他水。你说这条路是谁的。”
应师傅从机器后头出来了。
“霍老板，我们这儿一天进四十多辆车，六成给出去，油钱都不够。”
“你算老几。”
“加油的。”
“加油的一个月多少钱。”
“三百。”
“三百。”霍广林说，“我这儿看路的，一个月六百。”
“我干了十九年。”
“十九年你还在加油，你这人也不长进。”
他手底下一个人走过来，一只手推在应师傅肩上。应师傅往后退了两步，左腿绊在加油机的水泥台上，人往后倒，胯骨磕在台子棱上。
他坐在地上，手撑着地，没吭声。
“老东西，站一边去。”
“没事。”应师傅说，“腿本来就不好。”
他扶着加油机站起来，把刚才掉在地上的油嘴捡起来，在架子上磕了两下，挂好。
那天晚上，站上两个人被打伤了。一个是夜里看站的，被按在油罐旁边，脸蹭掉一层皮。一个是姚广顺的侄子，来送饭，被推在门框上，胳膊抬不起来。
加代第二天上午到的，下车先看了一眼加油机。两台机器四个油嘴，其中两个被拧下来了，扔在地上。地上有一片油迹，颜色发深，一直洇到水泥台边上。
“姚哥，人呢。”
“送医院了。”姚广顺说，“一个脸蹭破了，一个胳膊照了片子，先交了两千。”
加代往油罐那边走。阀门是开着的，堵头上缠着一层布。
“这阀门谁开的。”
“他们开的，说要放油，我不让。”
加代蹲下去，把堵头上的布解开，把阀门拧到底，拧了三圈半，拧完用手掌在阀杆上按一下，看它回不回弹。
“这阀门不能这么开。开着过夜，油味散出来，风一吹，整条路都是。”
“我夜里守着。”姚广顺说。
那天上午，霍广林的人在站口摆了一张桌子，桌上放着一个铁盒，一沓纸条。
“霍老板呢。”
“霍哥不在。”桌上那个人说，“有事跟我说。”
“这站的手续在我这儿。执照是姚广顺的名，地是租的，三十年。”
“手续我不管。”那人说，“这条路是霍哥的。”
“加代在深圳。”旁边一个人笑着说，“这条国道他一天都没跑过。”
桌上几个人都笑了。
加代站在桌子前头，两只手垂着。站上有两个人在医院躺着，阀门刚关上，他没在这儿多说话。
“姚哥，先把人安顿好。”
“加代，你别管了。”
“人先安顿好。”加代说。
第一天，马三去递话。
“六成怎么算。”
“一天进多少钱，我抽六成，别的我不管。”那人说。
“姚老板一年挣十几万，六成给出去，剩下四成油钱都不够。”
“那他别干。”
“他不干，这站谁干。”
“我干。”那人说。
“谈不成。”马三回来说，“他说姚老板不交，他们自己干。”
第二天，加代自己去了。霍广林坐在小屋门口的凳子上。
“霍老板，我来两趟，你把话说明白。”
“说得够明白了。六成，或者我的人接手。”
“这站是有手续的。”
“我这条路上，三个修车铺都有手续。”霍广林说，“他们愿意。”
“他们不愿意，他们是不敢。”
“不敢也是一种愿意。”霍广林说。
他站起来，走到加油机跟前，把架子上的两个油嘴摘下来。
“这两个油嘴，我先收着。今天不营业。”
“你把油嘴挂回去。”
“不挂。”
应师傅从小屋里出来了。
“霍老板，这副油嘴你放下。拧下来晾一晚，里头的油封就干了，再装回去就不准了。一台机器校一回两百四。”
“你算得挺细。”霍广林说，“一个月三百的人，算这个算得挺细。”
他把两个油嘴扔在桌上，转身走了。
应师傅把油嘴拿起来，先看嘴头，再拿抹布擦了一遍，在架子上磕了两下，挂好。
第三天，站上的招牌被摘了。那块站牌是铁的，一米八长，蓝底白字，挂在站口两根铁管上，挂了十九年。边上有三道磕痕，是这些年被货车后厢撞的。霍广林的人把牌子卸下来，抬到站后头沟边上扔着，换上一块红布牌子，用绳子绑在铁管上。
“姚老板。”应师傅站在站口。
“我看见了。”
“那牌子挂了十九年，是我挂的。”
“我知道。”
“我去捡回来。”
“别去。”姚广顺说，“他们人多。”
应师傅没去。他站在站口看了一会儿，回身进屋，把油嘴拿下来擦了一遍，磕了两下，挂回去。
那天下午，工钱的事也出来了。
“应师傅，这个月的工钱不发了。”霍广林手底下那个人说。
“为什么。”
“没交路钱，就不发。”
“我一个月的工钱三百，交了路钱还剩什么。”
“剩什么我不知道，你去问霍哥。”
应师傅站在加油机旁边，手里攥着抹布，没说话。他回到小屋，把铺盖卷起来，抱到站后头的杂物间，搁在墙根。杂物间没门，他用两块木板挡了一下。
那天晚上，马三在国道边蹲了三个钟头。跑长途的司机夜里要在路边歇，一歇就下来买水、抽烟、说话。
“师傅，这条路一天过多少车。”
“多的时候四百多。”司机说。
“这条路上话事人是谁。”
“谁的油便宜，谁说了算。”
“有个姓霍的，说是他的路。”
“他说他的。”司机说，“我加了八年油，没给他一分钱。他拦我，我下一趟绕南线，多跑四十公里。”
“一趟多四十公里多少油。”
“十升，十八块。”司机说，“我认这十八块，也不给他一分。”
“问清楚了。”马三回来的时候天快亮了，“霍广林在这条路上收了三年，收的钱不落字据。司机不认他，司机只认油。守站的是四个，睡在小屋里，晚上打牌到后半夜。”
“小屋几间。”
“一间。”
第二天，加代让人把站上的手续拿出来：租地的字据一张，三十年，盖着两个章；执照一张，是姚广顺的名；油罐检验单一张，容量八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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