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两挂鞭炮挂在门楣的铁钩上,红纸包着,还没拆。乔巴踩着凳子把最后一挂挂正,跳下来,退到街心看了两眼。这一天是一九九五年四月十六,深圳那条街上前一夜下过一阵小雨。

“加代哥,这门脸行不行。”乔巴说,“八万块,我攒了两年零七个月。”

“机子十二台。”

“十二台,一台六千八。”乔巴说,“玻璃门两扇,一扇四百二,我挑的八毫米。”

“日子看过了。”

“看过。”乔巴说,“我妈在电话里念了二十分钟。”

加代从兜里摸出一个红包,塞进乔巴的衬衣口袋。

乔巴没拆,进店里拿出一个铁皮饼干盒,揭开盖,里头压着一张折了四折的纸。

“这是啥。”

“九零年冬天那六百块。”乔巴说。

“你还记着。”

“记着好还。”乔巴说,“那年我在广州火车站后头摆摊,一天挣八块。你在我摊子边上坐了一夜,身上三十七块。”

“货被扣了。”

“你把六百块塞我兜里,那是我四个月的,本来要买台二手机子。”乔巴说,“你说你还年轻。我现在也年轻。”

“六百块我买了张火车票。”加代说,“回来做了第一趟生意,挣四千二。”

“那你还我六百就行。”

“这张纸你收着。”加代说,“哪天想起来,拿它来找我。”

“我不找你。”乔巴说,“我自己还。”

“东边三米那个铁皮棚子是谁的。”

“我的。”乔巴说,“五十六个车位,一天两毛,月票三块。看棚子的是窦师傅,六十四了,一个月一百八。”

窦师傅走路左肩低,右手手背上一条旧疤。他正把车往架子里摆,摆一辆,退半步,看一眼车头,车头全朝外。

“窦师傅。”

“哎。”

“今儿开门,你车棚满了跟我说。水够不够。”

窦师傅把手里的车往架子里推了一格。“水我有。”他说,“一个暖壶,能喝到下午四点。”

“车摆这么齐。”

“摆齐了人家好推。”窦师傅说,“车头朝外,推出来不用倒。看了五年,闭着眼也知道哪辆是谁的。”

九点整,鞭炮响。红纸屑落在湿地上,粘住了扫不起来。

响到一半,街东头过来一辆三轮,车上摞着八个花圈,纸花白的黄的,一副二十四。

“八副,一百九十二。”乔巴在门口低声说。

蹬车的是个二十来岁的后生,肩膀上有一块刺青。他把花圈一个一个搬下来,靠着玻璃门摆成一排,摆得比门脸还宽。

街面上一下就静了。

“兄弟。”乔巴笑着,“这东西送错门了吧。”

“没送错。”后生说,“乔老板开张,花哥让送来的。这条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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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生身后还跟着三个人。其中一个瘦的往东边看了两眼,抬脚就往车棚去了。

“老头,存车。”

“一天两毛。”

“花哥的车。”

“花哥的车也两毛。”窦师傅说,“这棚子是乔老板包的,五年没变过。”

“五年没变过。”瘦子笑了,“你这棚子一天进多少。”

“多的时候三四块。”

“三四块。”瘦子说,“一个月一百八,看五十几个车位。我一天抽烟就八块。”

他把车往架子上一推,撞翻旁边两辆。窦师傅伸手去扶,瘦子从后头推了他一把。

窦师傅被推得往后一坐,后腰硌在横杆上,人就坐在了地上。铁皮棚子里一声闷响。

他没吭声。爬起来,把倒的两辆车扶正,一辆一辆摆回去。

“摆什么摆。”

“摆齐了人家好推。”

“你这老头。”瘦子说,“看个车棚,还挺当事。”

街对面停下一辆黑色轿车。花广林从车上下来,三十六岁,个子不高,手腕上盘着一串珠子。

“这就是花广林。”乔巴低声说,“三十几家的开张钱、摊位钱都经他的手,手底下十来个人。”

“花哥。”乔巴迎上去。

花广林没看他,先看了看那排花圈,又抬头看门楣上的木牌。

“这条街新开张的,都得先跟我打个招呼。”花广林说,“这是规矩。”

乔巴跟上去半步。“招呼我打。怎么打。”

“三千。”花广林说,“开张钱。”

“三千。”乔巴说,“我这店前后十六万,家底都摆这儿了。”

加代从台阶上下来。“花哥。”

“加代。”花广林这才看他,“开张就得按规矩来。加代开店,也得按这条街的规矩来。”

乔巴往前挪了半步,加代伸手把他拦在身后。

“里头有客人,先进去坐。”加代说,“壶里有水,给人倒上。”

乔巴进去了。门里坐着七八个街面上的小老板。

“加代哥。”乔巴又出来一趟,“要不我给。三千我给得起。”

“不是三千的事。”加代说,“开张头一天,门口挂着红。我不想在我自己门口见红。”

他站在门口,两只手垂着,站了半支烟的工夫。

远刚把车停在街东头走过来。他二十来岁,跟了加代三年,一直开车。

“去递个话。”加代说,“问清楚,三千是什么钱,交给谁,交几回,有没有字据。”

“开张钱。”远刚回来说,“一次三千,往后每个月摊位钱一百二。没有字据。”

“他收几年了。”

“他说交了五年。”远刚说。

加代站着没动。门里有人在笑。

“给。”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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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从车里拿出三千,用报纸包着。那个瘦子接了钱,蹲在马路牙子上点了两遍,塞进一个铁盒。铁盒是月饼盒,漆掉了大半。

“花哥说了,乔老板是明白人。”

下午两点,那辆三轮又来了,还是八个花圈,这回掺了金纸。

“三千是打招呼的钱。”瘦子说,“摆完了,你还得给八千。”

“八千是什么。”

“占地钱。”瘦子说,“你这门脸往外伸了两米。”

“我这门脸照着原来那间修的,一寸没往外伸。”

“花哥量的。”瘦子说。

瘦子说完,又往车棚去了。窦师傅坐在车棚里,膝盖上搭着一块毛巾。

“老头,上午那两毛你还没收。”

“不收。”

“不收不行。”瘦子蹲下来,摸出烟,划火点着,抽了两口。“手。”

窦师傅把手往袖子里缩。

“手。”

窦师傅把右手伸出来。瘦子把烟头按在他手背上,按住,数了三下才拿开。

窦师傅没叫。他把手抽回来,攥住。

“给你留个记号。”瘦子说,“往后花哥的车进来,你别问。摆车去吧。”

窦师傅坐了一会儿,把手背在裤子上蹭了两下,站起来,走到车架那头。

他把车一辆一辆摆齐,摆一辆,退半步,看一眼车头。天黑的时候,车棚里的车头全朝外,跟早上一样。

晚上八点,铺子陆续上门板。那辆三轮第三次来,车上没花圈了,下来六个人。

“几个。”加代说。

“六个。”远刚说,“空着手。”

“站门口就行,别动手。”加代说。

“乔老板,八千,花哥等到夜里十二点。”瘦子站在门口说。

“十二点以前我不给呢。”

“那你这门就别开了。”

他抬起脚,一脚踹在玻璃门上。八毫米的玻璃第一脚裂了,第二脚碎了,碎碴子泼进店里,落在机台和地上。

加代从店里出来,伸手挡了一下。右手手背上被划开三道,最上头那道从虎口一直拉到指根。

“拿布。”

远刚跑回车里,拿出一件旧衬衫撕成条。加代把手缠上,缠了三处,布条一会儿就透了。

“两扇八百四。”乔巴说,“碎了一扇。”

“十二点。”瘦子说。

乔巴从店里出来,手里拎着一张凳子。门口还有两个人蹲着摆花圈。

他一手揪住一个后领往花圈上按,头一个脸埋进纸花里,纸架子散了;第二个被他按在花圈上,膝盖顶住后腰。

“别按了别按了。”

乔巴没松手,又往下按了一下。金纸撒了一地。

“乔巴。”加代说。

乔巴松开手,退了半步,抹了一下脸。“我笑了一天了。”

那天夜里十一点,马三在街上走了一趟。马三是加代身边的人,专管在街上打听事。他从街西头一家一家数过去,数到街东头,三十一家。

“几家还开着门。”

“十九家。”马三说,“剩下的我敲窗户问的。”

“怎么说。”

“二十一家说没这规矩。”马三说,“剩十家,都交过钱,一家是花广林连襟的裁缝铺,一家上个月刚交过八千,不敢说。”

“五年。”加代说。

“五年,三十一家,二十一家没交过。”马三说。

“铁盒里的钱哪儿来的。”

“一家一家收的,收完不落字据。给了的是怕,没给的是没碰上。”

加代坐在台阶上,把布条解开重新缠了一遍。手背肿起来,三道口子并成一片。

“明天几点。”

“他那间门面十点开门,晌午人都在。”马三说。

“花圈呢。”

“八个都在门口摆着,一个没少。”

“搬上车。”

第二天上午十点半,远刚把车停在街东头,八个花圈靠在墙边。

加代站在花广林那间门面外头,肩上扛着一个花圈。门里八个人正在喝酒。

门是两扇木门,门楣上一排铁钉,钉子是往年挂灯笼用的。

加代把花圈正中的纸花对着第二根铁钉,往下一按,铁钉穿过纸架子,一声脆响。

门里的酒声停了一下。

“第二个。”他说。远刚把第二个递上来。

八个人从门里出来了。打头那个最壮,一米八几,光着膀子,胸口一块刺青。

“你干什么。”

“挂花圈。”加代说,“你家花哥送我的,我还回来。”

“你摘下来。”

“还没挂完。八个,挂完再说。”

那人上来抓他的胳膊,加代肩膀往下一沉,卸开他的手,回手一下打在他下巴上。那人撞在门框上,把一串干辣椒撞掉了。

后头七个一起上来。

远刚抓住第二个的手腕,往门框上磕了两下,那人手里的酒瓶掉在地上,碎了。

其中一个抄起一把折叠椅,砸在门楣上,把第三个花圈砸下来,纸花撒了一地。

“我的花圈。”加代说。他把椅子夺过来,反手抡在那人肩上。

街两头的人往这边跑。马三拎着一根晾衣杆,把两个人别在墙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