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10月，朝鲜铁原以南的白马山阵地，江拥辉面对地图上的两个高地，迟迟没有下令增援。394.8高地反复易手，281.2高地又传来真假难辨的战报。对这位刚接掌38军不久的军长而言，这不是一场普通攻坚战，而是一次必须认真承担后果的考验。
白马山并非孤立的山头。它靠近铁原地区，南侧连接联合国军的重要运输通道，山顶虽不算高，却能俯瞰周边道路和阵地。谁控制这里，谁就能牵制对方的兵力调动。
1951年秋，南朝鲜军第9师从志愿军手中夺取白马山。志愿军第42军随后组织反击，但没有成功。阵地失守后，南朝鲜军把394.8高地称作“钢铁阵地”，这层心理压力，也随着换防落到了38军肩上。
1952年，梁兴初因病调回国内，江拥辉接替他主持38军工作。江拥辉并不是外行，他曾参与38军在第二次战役中的作战指挥，也熟悉部队的作风。38军在第二次战役中获得“万岁军”称号，换装苏式火炮后，火力条件明显改善。
志愿军总部将38军调往白马山，既有夺回阵地的考虑，也有检验新装备、新战术的意图。部队为这次行动准备了较长时间，组织侦察，储备弹药，还进行了针对性训练。官兵求战情绪很高，许多人相信，凭38军的战斗力，拿下白马山并非难事。
真正让计划发生变化的，是战前情报泄露。
据战后材料记载，10月初，38军114师340团一名文化教员谷中蛟叛逃，将进攻方向、兵力部署等情况透露给南朝鲜第9师。原本准备实施的突然袭击，事实上已经失去了突然性。
这时，38军内部并非没有犹豫。有人主张改变方案，有人建议推迟行动，等敌情进一步明朗后再作决定。但上级催促、部队请战以及前期准备投入，最终使江拥辉没有取消进攻。江拥辉曾对身边人说：“计划泄露了，也不能就这样停下来。”
10月6日下午，战斗开始。38军炮兵对394.8高地实施炮击，随后突击部队从几个方向发起冲击。问题在于，炮击没有彻底摧毁敌方工事，南朝鲜第9师又已经完成防御部署，美军炮兵和航空兵还提供了支援。
第一轮攻击很快陷入苦战。志愿军部队不断接近山顶，却受到交叉火力压制。到10月7日，38军主力投入战斗，经过反复冲击，终于登上394.8高地。可阵地还没有稳固，南朝鲜第9师便集中兵力反扑。
10月8日，南朝鲜军重新夺回部分阵地。此后数日，双方围绕394.8高地反复争夺，山头几次易手，战斗从突击战逐渐变成了消耗战。炮火覆盖下，部队只能依靠夜暗接近，白天再承受对方火力拦截。
另一处281.2高地，也暴露出指挥和侦察上的问题。战斗初期，113师参谋长范天恩向江拥辉报告，称339团突击部队已经占领主峰。江拥辉刚听到消息，便认为局面出现转机，没过多久却得知，部队占领的是附近另一座山峰，并非281.2高地。
“地图都没有核实清楚，怎么能报已经拿下？”江拥辉十分恼火。
这次误报看似是一个细节，实际反映出山地夜战中的识别困难，也说明战场信息并不总能及时、准确地传到军部。江拥辉随后继续向394.8高地投入兵力，试图用增援压垮对手，战役因此出现了明显的“添油”倾向。
到了10月14日，江拥辉开始重新评估战局。敌军已经掌握了志愿军的主要企图，美军火力支援持续增强，其他部队也有增援迹象。如果继续投入，38军或许能够夺取部分阵地，但要长期守住，代价将越来越大。
他在战后回忆中承认，白马山之战从一开始就没有取得主动，继续争夺很可能付出更大的损失。经过请示，志愿军总部同意停止进攻，38军于10月15日前后撤出战斗，白马山战役结束。
战后统计显示，38军歼灭敌军九千余人，自身伤亡约六千八百人。这个数字说明，38军并非毫无战果，南朝鲜第9师也遭到严重打击；但从夺取并巩固阵地的作战目标看，38军没有达到预期。
问题随即摆到国内。总参有关部门对战役过程展开讨论，焦点集中在三个方面：情报泄露后是否应当改变计划，炮火准备是否充分，部队增援是否过晚。江拥辉作为主要指挥员，向中央军委作了检讨。
值得注意的是，江拥辉并没有因此被撤职或受到严厉处分。有关方面更看重战役中的具体教训，而不是简单把失败归结为某一个人的责任。38军仍是志愿军的重要部队，江拥辉也继续承担相应的军事工作。
白马山战役的特殊之处，正在于它既不是一场毫无收获的败仗，也不能被包装成一次成功的进攻。它让志愿军看到了情报保密、炮火协同、山地识别和撤退决断之间的关系。对江拥辉的处置，也体现出战后军队处理失利时的一条原则：指挥员必须检讨，但不能用简单惩罚替代对战役规律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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