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3月，山东济南一座工厂的医务室里，劳有花正整理药品。她没有想到，一纸来自上海的调查函，会让隐藏了近八年的往事重新浮出水面。那天傍晚，几名公安人员走进工厂，出示手续后将她带走。此时距离上海那场未遂刺杀，已经过去了八年。
劳有花出生于山东胶州一带，成长环境相对宽松。青年时期，她先后在南京、重庆学习护理。1941年毕业后，她原本希望到前线救治伤员，却被安排进入军统系统的医务部门。
护理工作并不是她想要的生活。她曾多次要求参加行动，据相关材料记载，还向戴笠递交过带有强烈请战意味的书信。抗日战争后期，她进入特训班接受训练，内容包括射击、联络、跟踪和应变。
但训练刚结束，日本便宣布投降。真正的战场没有等到她，新的任务却接踵而来。戴笠于1946年因飞机失事身亡后，军统改组为保密局，人员和组织形式发生变化，劳有花也没有再回到公开系统任职。
她选择了更隐蔽的路。
1948年前后，劳有花在上海霍山路一所诊所担任护士。诊所负责人杜传耀曾留学海外，懂得医学，也比较正直。劳有花借助护士身份接触社会各界，表面上只是一名普通医务人员，实际仍在观察环境、保持联络。
上海解放发生在1949年5月。城市秩序逐步恢复，但旧有关系并没有一下子消失。诊所因经营困难停办后，劳有花又去了曹家渡一带的纱厂，在医务室工作。她依靠熟人关系和隐秘交往维持生活，也因此掌握了一些厂内外的消息。
有意思的是，真正让她暴露的，并不是纱厂中的传闻，而是一次针对陈毅的行动。
陈毅担任上海市人民政府主要负责人后，面临的任务十分繁重。恢复生产、稳定金融、清理潜伏力量，每一件都牵动全局。根据后来案件材料，保密局方面曾策划对陈毅实施暗杀，劳有花负责搜集活动规律，并承担联络和接应工作。
她观察陈毅的出行路线，也留意饶漱石、谭震林等人的活动情况。对于一名长期从事情报工作的人员来说，这些记录并不需要写在纸上，记在脑中反而更安全。
1950年，保密局派出的行动人员刘全德抵达上海。此人早年参加过复兴社，擅长射击，具有较丰富的秘密行动经验。可是，他到达联络点时，情况已经完全变了。
第一处联络点的人员已经投案，第二处也找不到接头对象。到了第三处，联络人员表面上招待他，暗中却寻找脱身机会。那人外出后遇到解放军巡逻队，随即说明情况。
巡逻队没有贸然单独行动。带队人员判断屋内人员可能受过训练，便联系附近力量展开包围。刘全德被捕时没有携带武器，有人问他枪放在哪里，他回答：“我若真要动手，周围的枪都可能成为我的武器。”
这句话听起来强硬，实际已难改变局面。经过审查，他交代了部分联络关系，也供出了劳有花的旧住处。公安赶到霍山路诊所时，那里早已关门，原址已经换了经营者。
办案人员没有停在这里。他们根据杜传耀提供的线索，查到曹家渡纱厂，又从厂内人员的回忆中拼出劳有花的行踪。可惜的是，她早已察觉上海局势危险，提前离开了。
劳有花回到山东时，父母已经去世。她转往济南投靠亲属，对外只说自己曾在南京、重庆和上海做过护士。亲属没有识破她的真实经历，还托关系把她安排进工厂医务室。
她很快改变了生活方式。
与过去不同，劳有花不再主动寻找旧日关系，而是把精力放在工作和政治学习上。她办黑板报，写宣传材料，参加工会活动，工厂组织的学习也很少缺席。她的文化程度和表达能力，在普通工人中比较突出，因此很快得到重视。
亲属曾问她：“在上海究竟做过什么？”
她回答：“只是给人看病，后来生活不安稳，才回到山东。”
这套说法并非全是假话。她确实学过护理，也确实在诊所和工厂医务室工作过。正因为真假交杂，反而更容易取得信任。
七年多时间里，她逐渐成为工厂里的积极分子。1958年1月，工厂党组织开始培养新党员，并对申请人员进行政治审查。劳有花认为机会已经成熟，递交了入党申请和个人材料。
她在材料中隐去了军统经历，把相关时间写成在诊所工作，并请济南的亲属为自己作证明。亲属并不知情，只能按照自己了解的情况回答。
审查材料随后转到上海核实。巧合的是，曹家渡纱厂医务室仍有老工作人员留任。有人看到材料中的姓名和经历后，想起了多年前公安寻找的那名女特务。
这份材料很快被送交上海公安机关。负责人员调阅旧档，发现劳有花与陈毅遇刺未遂案中的线索高度吻合。调查结果随即转往济南，逮捕手续也在核实后办理。
被带走时，劳有花没有激烈反抗。她明白，真正让自己失去退路的，不是当年的逃离，而是后来试图用一份虚假的经历彻底洗去过去。
随后，她被押送回上海接受审讯。面对案卷和证人，她交代了从军统受训、上海潜伏、搜集情报以及逃回山东的经过。案件审理后，法院以参与刺杀陈毅等罪行判处死刑。那个隐藏了八年的身份，也在1958年被正式揭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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