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故事基于大量农业观摩见闻演绎，并非特定当事人真实经历。

十月的太阳还没完全爬过黄河大堤，豫北平原上的雾气刚刚散开，一辆银灰色的中巴车拐下了省道，轮子碾过路口的减速带，颠了两下，停在一片稻田边的水泥路上。

车门是折叠式的，吱呀一声推开。最先下来的是一个包着头巾的中年男人，深红色的头巾缠得紧实，边角掖得利落，脚上蹬着一双磨得发白的塑料凉鞋，脚趾缝里夹着干了的泥。他站在路沿上，先是低头看了一眼脚下的水泥路面——平整，硬实，表面还带着夜里潮气凝成的水珠子，被太阳一照，亮晶晶的，从田头一直延伸到看不见的远处。然后他抬起头，整个人定住了。

他身后又下来十几个人，有穿格子衬衫的，有披着旧坎肩的，有套着褪色圆领衫的，有几个干脆光脚穿着拖鞋，裤腿卷到小腿肚。没有人说话。所有人都在做同一个动作：把目光从脚下挪开，往远处推。

稻田是整片的。一眼望不到边的那种整片。金黄的稻穗压得齐齐的，穗尖朝同一个方向微微垂着，风从黄河那边过来，整片田像一块被轻轻扯动的布，从脚下一直抖到天边。田和天之间没有山，没有树丛，没有弯弯绕绕的田埂把地切成碎块。偶尔有一排杨树，远远地立着，细得像画上去的，树干下半截刷着白灰，那是防虫的。

一个年纪大些的印度农民往田里迈了一步，蹲下去，伸手摸了一把稻穗。他摸得很慢，粗糙的手指从穗尖捋到穗根，像是在确认这穗子是真的，不是摆出来给人看的。他摸完一穗，又往前走了两步，摸第二穗，然后站起来，回头看了看来时的路。水泥路两边，稻田一直铺到视线尽头，中间只在极远的地方有一条细细的线，那是另一条机耕道。

路是水泥打的，不宽，刚好够一台大车和一台小车错身。路面干干净净，没有泥，没有坑，路边每隔一段就有一个下田的缓坡口，坡口的水泥抹得溜平，边角还特意做了圆角处理。他顺着路往远处看，这条路一直通到稻田深处，把整片地分成了几大方，方和方之间，还有更窄的硬化路连着。路边排水沟是水泥衬砌的，沟底干干净净，连片落叶都少见。沟沿上每隔几十米就有一个水泥标牌，上面刻着字，他不认识，但能看出来那是编号。

这时候，一阵声音从稻田深处拱出来了。

先是一声闷闷的柴油机启动声，像什么东西在地底下翻了个身，接着第二声、第三声，然后连成一片。五六台绿色的大家伙从不同的方向同时露了头，履带碾过稻茬，发出细碎的咔嚓声，车头前面那排像梳子一样的割台把稻秆齐根卷进去，谷粒在机器肚子里哗啦啦地响，粉碎了的秸秆从屁股后面喷出来，均匀地撒回田里，像下了一层薄薄的黄绿色雪。

最前面那台收割机拐了一个直角弯，动作干净得像用尺子比着画的。转弯的时候，割台抬起来，履带在田角压了一个小小的弧形，然后割台落下，接着往前推。跟在后面的转运车就停在水泥路上，收割机的卸粮筒一伸，金黄的稻谷像水一样淌进车厢，淌了不到两分钟，筒子一收，收割机又走了，转运车关上车斗，顺着水泥路开出去，轮子都不沾一点泥。转运车刚走，另一台空车已经从另一头倒了过来，停在收割机必经的路边，司机摇下车窗，胳膊搭在窗框上，等着。

那十几个印度人已经不知不觉走到了田埂边上。

一个穿格子衬衫的年轻人掏出手机，对着收割机拍了一段。他拍完，低下头去看屏幕，用拇指把视频倒回去，又看了一遍，然后抬起头，又举起来拍了一段。他拍完第二段，转头去找翻译，问了一句什么。翻译是个戴眼镜的中国小伙子，二十出头，穿着深蓝色的夹克，指了一下收割机的割台宽度，又指了一下田块的长度，比划了一个数字。穿格子衬衫的人听完，嘴巴微微张开，没有合上。他又转过头去看田里，看了好一会儿，把手机揣进兜里，两只手插在腰上，不说话。他的右手从腰上拿下来，在空气里比划了一下，像是丈量什么东西，比划完了，手又回到腰上。

另一个年纪大些的，绕到了转运车旁边。车斗里的稻谷堆得冒了尖，谷粒在太阳底下泛着温润的金色光泽。他伸手抓了一把，摊在手心里看，谷粒干干净净，没有多少碎秸，也没有多少瘪壳，每一粒都鼓鼓囊囊的。他把手心那捧谷子翻来覆去看了两遍，然后慢慢倒回车厢里，把手在裤子上蹭了蹭。旁边另一个印度农民也凑过来，两个人对看了一眼，没有说话。其中一个抬手指了一下收割机的履带，另一个顺着手指看过去，点了点头，又摇了摇头。

履带是宽的，比他们家乡那些手扶拖拉机的轮子宽出两倍不止，在湿软的田里压下去，印子很浅，车过去了，稻茬还是直挺挺地立着，没有被碾倒。有个戴眼镜的印度人蹲下来，拿手机对着履带印子拍了一张特写，拍完了用手指头戳了戳稻茬根部，看它有没有被压断。

他们自己家里那些田，收稻子的时候，人是弯着腰的。一把镰刀，一天割不了多少，割完了还要捆，还要挑，还要摊在场院上碾，还要扬。一个人从早弯到晚，腰像断了一样，一天下来，一亩地都收不利索。他们不是没想过机器，但地是碎的，一块一块，东一家西一家，机器开不进去，开进去了也转不开身。有些地方连路都没有，收割机就算买得起，也到不了田边。有的家里凑钱租过小型的收割机，开进田里没走几步就陷住了，最后还得人下去推。

可眼前这片地，是一整块。方方正正，路通到田头，田埂是直的，水渠是水泥抹的，连下田的口子都修好了坡。收割机从这块田进，从那块田出，中间不用停，不用倒，不用人拿镰刀去补那些机器够不着的边角。地平整了，路配套了，机器来了就能干活，干起活来不用窝着憋着。一个农民家的地要是连成片，根本不用自己操心收，打个电话，收割机就来了，从田头收进去，谷子直接拉到晒场或者粮站，人就站在田边看着就行。

一个披旧坎肩的印度农民走到田边，蹲下来，看收割机刚过去留下的割茬。茬口是齐的，贴着地皮，像用刀切过。他又伸手去摸了一下田面，土是松的，谷粒掉得不多，偶尔有一两穗漏割的，也横在茬子上，一眼就能看见。他蹲在那里，手指在割茬上来回蹭了两下，站起来的时候，膝盖响了一声，旁边的人扶了他一把。他站稳了，眼睛还盯着远处那排正在掉头的收割机，嘴里含含糊糊地说了一句什么，声音很低，被机器的轰鸣盖住了大半。

上午九点多，太阳升高了，雾气彻底散了，稻田里的水汽被晒得往上蒸，远处收割机的轮廓在水汽里微微晃着。一个年轻的印度人——大概三十出头，胡子修剪得很整齐，脚上穿着一双运动鞋——从田边顺着缓坡口走下去，站在刚收割过的田里，弯腰捡起一穗漏掉的稻子，举到眼前看。他看了有几秒钟，然后把稻穗放进嘴里，用牙齿咬了一下谷粒，嚼了嚼。旁边一个中国技术员模样的中年人正好走过来，看见这一幕，笑了一下。那个印度年轻人也笑了一下，把手里剩下的稻穗递过去，技术员摆摆手，指了指收割机，又指了指田里，比划了一个“收干净了”的手势。印度年轻人点点头，把稻穗扔回田里，两个人一前一后往路上走。

到了晌午，日头升到了头顶，田里的收割机一台都没停。

有个印度农民坐在路边一棵杨树底下，把自己带来的饼掰成小块往嘴里送，嚼得很慢，眼睛一直看着田里。饼是家里烙的，用布包着带过来的，已经有些干硬了。他旁边坐着另一个同伴，两个人之间放着一壶水，谁也没去动。远处一台收割机正在卸粮，黄色的谷流灌进车厢，车厢满了，车开走，空车接上，前后不过几分钟。那个吃饼的人把手里最后一块饼塞进嘴里，拍了拍手上的渣，抬起下巴朝田里点了一下，跟同伴说了一句话。同伴顺着他的下巴看过去，沉默了一阵，回了一句更短的话。

他们说的是自己家乡的话，旁人听不懂。但那个语气，那个节奏，边上的人能听出来——不是在夸，也不是在骂，是一种算不过账来的发闷。

中巴车司机从车上搬下来一箱矿泉水，挨个发。发到那个包头巾的男人面前时，他接过来，拧开盖子喝了一口，然后拧紧，把瓶子夹在胳膊底下，没有立刻喝第二口。他站在路边，看田里的收割机看得久了，眼睛有点花，抬起手揉了一下，又接着看。他旁边站着一个戴眼镜的同伴，正低头在手机计算器上按数字，按了好一阵，抬起头来，把屏幕给包头巾的人看。屏幕上是一个算式：收割机割台宽度乘以行进速度再乘以时间。包头巾的人看了一眼，把水瓶从胳膊底下拿出来，用瓶底在屏幕上点了一下那个得数，然后两个人对视了一眼，谁也没说话。

下午三点多，中巴车旁边围了一小圈人。翻译把农场的技术员叫了过来。技术员姓李，五十来岁，脸晒得黑红，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色工装，脚上是一双沾满泥点的运动鞋。他手里拿着一根树枝，蹲在地上画了一块方框，然后在方框中间画了一条线，又在线上点了几个点。他画的是田块和路的关系：一块大田，中间一条机耕道，收割机沿着道两边来回走，转运车就在道上等着，机器不用下道，车不用进田，一个收，一个运，茬口接得死死的。

穿格子衬衫的印度人蹲在旁边看，看到一半，伸手把技术员手里的树枝拿过来，自己在方框旁边画了一堆小方格，一个挨一个，中间弯弯曲曲地连着线，然后抬起头看着技术员。

技术员看了一眼那些小方格，点了点头，又摇了摇头，用树枝把其中几个小方格圈在一起，画了一个大圈。他画完了大圈，又在大圈外面画了一条直路，路从大圈边上切过去。然后他把树枝递给旁边一个印度人，指了指那个大圈，伸出五根手指，又指了指那些小方格，把五根手指收回去，晃了晃。

穿格子衬衫的人盯着那个大圈看了一阵，把树枝往地上一插，站起来，拍了拍手上的土，走回中巴车那边去了。他走路的步子不快，两只手插在兜里，肩膀微微往前塌着。

技术员站起来，拍了拍膝盖上的土。翻译凑过去问了一句什么。技术员声音不高地说：“他们那边地块碎，一家几亩地分散在七八个地方，收割机转不开。刚才我给他画，把地换到一起，中间修条路，机器就能跑起来。他看懂了，所以才不说话了。”

下午四点多，太阳开始往西偏，光线变得柔和了一些。一个印度农民在田边站了很久，手里捏着一根稻穗，拇指和食指慢慢捻着穗子，谷粒一颗一颗往下掉，他也不管。他旁边站着一个中国农场的工作人员，两个人语言不通，就那么并排站着看田。过了一会儿，印度农民把手里光秃秃的穗轴举起来，朝田里指了一下，又朝自己胸口指了一下，然后两只手做出一个拉拽的动作，像是在模仿人工收割的姿势。农场工作人员点了点头，也做了一个弯腰割稻的动作，然后把腰弯得更低，停了两秒才直起来，脸上做出一个“累”的表情。印度农民看着他，忽然咧开嘴笑了，伸手拍了拍他的肩膀，拍得挺重，拍了两下。

太阳偏西的时候，田里的收割机一台接一台收了割台，沿着水泥路往一个方向集中。车队在路边排成一排，机手从驾驶室里跳下来，拍拍身上的灰，蹲在路边喝水。那片万亩稻田，早上他们来的时候还是一整片站着的金黄，这会儿只剩下贴地的茬子和打成捆的碎秸。最后几台收割机收工的时候，田里还剩最后一块没割，几个机手站在田头抽烟，等着最后一台机器把边角收完。那台机器在田角转了一个来回，割台把最后几行稻子卷进去，然后倒车，掉头，履带在田面上压出最后两道印子，跟着大部队开上了水泥路。

一个印度农民站在路边，朝田里望了最后一眼。他数了一下停着的收割机，嘴里无声地数着，数到第五台的时候停了一下，又从头数了一遍，确认是六台。然后他回头看了一眼自己走过来时经过的那条水泥路，把两只手从兜里掏出来，在身前搓了搓，像是在搓掉什么看不见的东西。他没有再问问题。早上刚下车的时候，他还拉着翻译问了一句“这么多地，一天？”现在他把那句话咽回去了，咽得很安静。

上车之前，翻译递了一瓶水给那个包头的印度人。他接过来，拧开盖子喝了一口，然后把瓶盖拧回去，拿在手里转了两圈。他抬头看了看天，又看了看田，说了一句话，这一句翻译听懂了。他说的是：“你们的机器快，我们知道。可你们的田，也是先长成这样的。”

翻译没接话。那个人也不需要他接。他把水瓶夹在胳膊底下，踩着中巴车的踏板往上走，上到一半，停下来，回头看了一眼那片茬子地，然后弯下腰钻进了车厢。

中巴车发动了，在水泥路上慢慢掉了个头。车窗开着，那个包头巾的男人靠窗坐着，胳膊肘搭在窗沿上，下巴搁在手背上，一直看着窗外。稻田退过去，机耕道退过去，水泥衬砌的排水沟退过去，路边刷了白灰的杨树一棵一棵往后退。车拐上省道的时候，他看见路边立着一块牌子，白底红字，他不认识汉字，但牌子上的数字他认识——一个箭头，后面写着“1.2万亩”。

他收回目光，靠在座椅上，闭上了眼睛。车里的其他人也没有说话。有人翻着手机里拍的照片，一张一张往回翻，翻到早上刚下车拍的第一张照片时，停了一下，然后继续往回翻，翻到上车前拍的最后一个视频——收割机列队收工的那一段——点了播放，声音开得很小，在车厢里闷闷地响。

车上了高速，路两边的树跑得更快了。坐在后排的一个印度人忽然开口说了一句话，声音不大，但前面几个人都回过头来。他说的还是家乡话，旁边的人听完，有人点头，有人摇头。那个包头巾的男人没有睁眼，但嘴角动了一下。

那片田在暮色里安静下来了。收割机走了，转运车走了，秸秆均匀地铺在地上，等着下一道工序来把它翻进土里。水泥路还在，路边的缓坡口还在，方方正正的田块还在。明天，或者后天，播种机来了，沿着同样的路，用同样的方式，把下一季的东西种进去。

不是哪一台机器厉害。是这块地先被人一锹一锹整平了，路先被人一段一段修通了，田埂先被人一道一道捋直了，机器来了才有地方撒开腿跑。机器是后来才到的。地是早就等在那里的。

那些印度农民坐在往回开的车上，车厢里很安静。有人靠着车窗打盹，有人翻着手机里拍的视频，有人看着窗外退过去的田和路，一直看到省道的路灯亮起来。他们看懂了什么，没看懂的又是什么，没人当场说出来。但有一件事是明摆着的——他们下车时看到的那一万亩稻子，在他们上车的时候，已经收完了。

第二天早上，考察团按行程去参观一个农机合作社。合作社的院子里停着十几台收割机，有新有旧，旧的机身上漆都掉了，但发动机擦得干干净净，割台上的刀片锃亮，一看就是刚换过。合作社的负责人姓王，四十出头，剃着平头，穿着一件黑色T恤，站在一台收割机旁边给大家讲跨区作业的事。他说他们合作社的机手，每年五月从河南出发，一路往北收麦子，收完麦子往南回来收稻子，一年跑几千公里，一台机器一年能干几百亩地。他说这些话的时候，旁边一个印度人一直在用手机录视频，录完了又掏出个小本子，在上头写数字，写完了抬起头，盯着收割机上贴的一张跨区作业路线图看了很久。

那张地图上，从南到北画着一条红线，红线上标着一个个地名，每个地名旁边写着日期。那个印度人用手指顺着红线摸了一遍，从最南边摸到最北边，然后把手收回来，攥了一下，像是在心里把这条线折起来揣走了。

从合作社出来，中巴车往黄河大堤方向开。路过一片还没收的稻田时，车上有个人忽然指着窗外喊了一声。大家顺着看过去，田里有一台小型的手扶式割晒机，两个人跟在后面捡边角，机器走得慢，人也走得慢。车上一个印度人拍了拍前面座位的靠背，指了一下那台小机器，又指了一下自己的胸口，然后做了一个弯腰的姿势，接着直起腰来，手在腰后头捶了两下。旁边几个同伴都笑了，笑完了又安静下来，目光跟着那台小机器转，直到车拐上大堤看不见了。

在大堤上停了车，让大家看黄河。十月的黄河水面不宽，水是浑的，流得慢。翻译指着河滩上的淤背区说，那边以前都是河滩地，种一季麦子一季豆子，靠天吃饭，后来淤地改土，又修了排灌渠，现在也成了高标准农田。一个印度人站在堤坡上往下看，看了好一阵，掏出手机拍了一张全景，拍完了没放下，又拍了一张更宽的全景，把河、滩、田、路全收进去了。

回程的路上，中巴车里热闹了一些。有人开始互相说话，声音不大，但能听出来在讨论什么。那个包头巾的男人从兜里掏出一张纸，展开来看，是一张从本子上撕下来的纸，上面画着几个方框，是他自己画的，跟昨天技术员画的那个差不多，但改了几处，方框更大，路更直，还多画了几个下田的口子。他旁边的人凑过去看，他指着纸上的方框说了一句话，声音压得很低，说完把纸折起来，又揣回兜里。

车到宾馆门口停下来，大家往下走。包头巾的男人最后一个下车，站在车门下面，等所有人都走完了，他回头看了一眼中巴车，又看了一眼宾馆门口停着的几辆国产收割机——那是农机公司开来做展示的，红漆漆得锃亮，割台上还挂着大红花。他走过去，绕着收割机走了一圈，伸手在割台上摸了一下，手指顺着刀片捋过去，摸到刀片之间的缝隙时停了一下，又接着摸。摸完了，他走到收割机的轮胎旁边，弯腰看了看轮毂上的螺丝，然后直起腰来，往宾馆大门走。

走到门口，他停下来，回头又看了一眼那台收割机，然后跟旁边的翻译说了一句话。翻译听完愣了一下，说：“这个……我得问问。”他问的是：这种机器，卖到印度，能不能把地也一起搬过去。

翻译后来把这话说给技术员老李听，老李正蹲在宾馆门口的台阶上抽烟。老李抽了一口，把烟夹在手里，想了一阵，说：“地搬不过去，但办法能搬过去。先并地，再修路，再买机器，一步一步来。光买机器没用，地不平、路不通，机器就是一堆铁。”他说完把烟抽完，站起来踩灭烟头，补了一句：“不过他们那边要是真能攒起一片连片地，买一台我们的机器回去，用起来也不差。”

那天晚上，考察团在宾馆会议室里开了个小会。会议室的投影仪上放着一张幻灯片，是白天拍的收割机作业视频，画面里金黄一片，收割机走过去，后面留下整齐的茬子。一个印度人站起来，走到投影仪前面，指着画面里的田埂说了一句什么。翻译翻过来：“他说，这块田的田埂是直的，我们那边的田埂是弯的，因为地是分块的，每家的地界是斜的。”他坐下去之后，另一个年纪大些的站起来，用很慢的语速说了一段话。翻译说：“他说他们那边有很多年轻人不愿意种地，跑去城里打工，留在村里的都是老人，收割的时候请人帮忙都请不到。他问，中国这边种地的人是不是也很老了。”

农场的工作人员回答他：河南这边种粮大户多是四五十岁的人，但年轻的也慢慢多起来了，因为机器多了，种地不那么累人了，收入也还可以。那个印度人听完，点了点头，坐下去，在本子上记了一笔。

第二天上午，考察团去了一个粮食产后服务中心。中心里一排烘干机竖在那里，旁边是粮食仓储库，再旁边是农机维修车间。烘干机的控制室里，一个年轻姑娘坐在电脑前看数据，屏幕上显示着粮堆的温度和水分。翻译给大家解释，说刚收上来的稻谷水分高，不烘就捂坏了，所以收割机和烘干机是配着用的。一个印度人站在烘干机进粮口下面，仰头看着那个铁漏斗，拿手拍了两下，发出闷闷的响声。他转头跟同伴说了句话，同伴也伸手拍了一下。

从服务中心出来，那个包头巾的男人站在院子里，抬头看天。天很蓝，一丝云都没有。他站了有一分多钟，然后低头看了看脚下的水泥地，又看了看远处服务中心的烘干塔，最后把目光收回来，落在院子里停着的一台小型烘干机上。他走过去，绕着烘干机看了两圈，伸手拉了一下进料口的挡板，挡板弹回去，砰地响了一声。他吓了一跳，往后退了半步，然后笑了，摇了摇头。

下午的安排是自由交流。十几个印度农民跟当地的几个种粮大户坐在一间屋子里，桌上摆着茶水和瓜子。一开始两边都拘着，后来一个河南的老汉抓了一把瓜子递给旁边的印度人，那个人接过来，不会嗑，放嘴里嚼了两下，连壳咽了，河南老汉笑得直拍大腿，气氛一下子松下来了。两边开始聊地租多少钱一亩，化肥多少钱一袋，机器多少钱一台，聊到后来，印度那边一个人掏出手机，翻出一张照片给河南老汉看，照片上是他们家乡的稻田，田块弯弯绕绕的，中间还夹着几棵树。河南老汉看了半天，说了一句：“这地，机器真进不去。”翻译翻过去，印度那边几个人一起点头。

那个包头巾的男人坐在角落里，手里捏着一颗瓜子，没有嗑，一直在看河南老汉比划。等大家聊得差不多了，他通过翻译问了一个问题：你们这边，一户人家的地，怎么能连成这么大一片？河南老汉说，一开始也是分着的，后来搞高标准农田建设，村里统一规划，把碎地换成整地，愿意换的换，不愿意换的调，再后来慢慢流转，种粮大户把地租过去，连成片种。这个过程用了不少年，不是一天两天弄成的。包头巾的男人听完，把手里那颗瓜子放回桌上，说了句“明白了”。

考察的最后一天，行程安排得松，上午让大家在宾馆休息。那个包头巾的男人没有在房间里待着，一个人溜达到宾馆后面的小巷子里去了。巷子尽头有一小片菜地，一个老太太正在地里收白菜。他站在地头看了一阵，老太太抬头看见他，朝他招了招手。他走过去，蹲在菜地边上，指了指白菜，又指了指自己的嘴，老太太笑了，拔了一棵小白菜递给他。他接过来，翻来覆去看了两遍，又递回去。老太太不接，让他拿着。他想了想，从兜里掏出一张外国纸币递过去，老太太摆手不要，他非要给，最后老太太从兜里摸出一把花生塞给他，才算把账扯平了。

中午吃饭的时候，他把那把花生放在桌上，一颗都没吃，就摆在手边。同行的一个人抓了几颗去剥，他伸手挡了一下，然后又收回去，让剥了。剥花生的人把花生仁扔进嘴里，嚼得嘎嘣响，他看了一眼，把自己那几颗也拿起来剥了，吃得很慢。

下午去机场的路上，中巴车又路过那片稻田。田里已经翻过了，秸秆埋进了土里，地平整得像一块褐色的毡子。远处有一台拖拉机在耙地，后面拖着圆盘耙，走过去之后，土块碎得细细的。车上的人都趴在窗户上看，有人认出了那片田，指了一下，又指了一下远处那排杨树，比划着说“就是这儿”。包头巾的男人看了一眼窗外，然后从兜里掏出那张画了方框的纸，展开来，对着窗外的田看了一眼，把纸折好，装进上衣口袋里，拍了拍。

到了机场，大家在候机楼门口站成一排，挨个跟翻译和农场的人握手。轮到那个包头巾的男人时，他握得比别人都紧，握完了又用另一只手拍了拍翻译的手背。他松开手，从包里摸出一个小布包，打开来，里面是一把稻谷，是他第一天在田里捡的，晒干了，装在塑料袋里。他把塑料袋举起来给翻译看，然后揣回包里，转身往候机楼里走。走了几步，他停下来，回头说了一句什么。旁边一个懂中文的同伴替他翻译了：“他说，回去先找几个人，把他们家的地换到一起。”

翻译冲他挥了挥手。他也挥了挥手，然后转过身，大步走进了候机楼。

机场外面，天很高，很蓝。田里的活儿还没完，拖拉机还在耙地，远处的烘干塔还冒着热气。一季稻子收完了，下一季的活儿已经接上了。地不歇，人也不歇，机器更不歇。那个印度人揣在包里的那把稻谷，跟着他上了飞机，飞过喜马拉雅山的时候，他应该还在睡。等他醒来，那几粒谷子会跟着他回到自己的村子里，被拿出来给人看。到时候他会怎么说，旁人不知道。但有一点是肯定的——他会先掏出那张画了方框的纸。

你们老家现在收一亩稻子，是几个人干几天？评论区聊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