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早上我出门的时候，压根没想起来照镜子。

我住在朝阳区一个九十年代的老小区，六层红砖楼，没电梯，我住五楼。那天是三月中旬，周六，暖气刚停，屋里比外头还阴。我是被饿醒的。闹钟响到第三遍，我才从被窝里伸出手把它按掉，又在床上赖了几分钟，最后是肚子叫得实在受不了了，才爬起来。

冰箱里只剩半盒牛奶，保质期是三天前。我拿出来闻了闻，还是扔了。厨房台面上有一包拆了口的挂面，我盯着看了半天，又放下了——没菜，没鸡蛋，连根葱都没有。

得下楼买菜。

前一天晚上我改方案改到两点。客户那边来回折腾，一个banner的文案改了七版，最后用的还是第一版。我关电脑的时候眼睛都是花的，洗完脸对着镜子，发现下巴上冒了两颗痘，右边脸颊上还有一颗闭口。

我从抽屉里翻出那支祛痘膏，白色的，挤了一点，点在下巴和右脸上，一共三处。膏体涂上去凉丝丝的，我也没管它干没干，倒头就睡了。

早上起来，我压根没往脸上想。脸都没洗，头发用手抓了两把，拿个夹子往脑后一别，从衣柜里拽出那件灰色睡衣套上。

那件睡衣是前年双十一买的，纯棉的，长袖长裤，洗到现在已经发白了。就是最普通的那种居家服，胸口印着一只线条画的小猫，洗得快看不清了。脚上是一双粉色塑料拖鞋，穿了两年，鞋底磨得有点平。

我把手机、钥匙往睡衣兜里一塞，拎起门口攒了两天的垃圾袋，就出门了。

从五楼走到一楼，楼道里黑，声控灯一层亮一层的。走到三楼的时候，垃圾袋底下漏了点汤，滴在楼梯上，我“啧”了一声，也没法擦，只能加快脚步。

推开单元门，外头太阳不错。

我们这小区不大，六栋楼，中间围着一块空地，有几张长椅，一排健身器材，还有几棵老槐树。周末早上，遛弯的、买菜的、遛狗的，来来回回。

我出门的时候大概八点半。阳光照在身上暖洋洋的，我眯了眯眼，往小区南门走。南门外有个小菜市场，走路五分钟。

靠墙那张长椅上坐着个大爷，我认识，姓周，住三号楼，每天早上都在那儿听收音机。他穿一件深蓝色夹克，脚边放着一个保温杯，手里拎着个巴掌大的收音机，正放着京剧，咿咿呀呀的。

我从他面前走过去。

他抬头看了我一眼。

我一开始真没在意。小区里老人多，谁走过去都看两眼，很正常。

可是我都走出去四五步了，余光里那大爷还在看我。

我下意识低头看了看自己——睡衣，拖鞋，手里拎着垃圾袋。没什么不对劲啊。

我又走两步，走到花坛边上，忍不住回头瞥了一眼。

周大爷还坐在那儿，头微微偏着，视线跟着我。见我看他，他好像还张了张嘴，想说什么，又闭上了。

我心里“咯噔”一下。

这老头看什么看？

我加快脚步，脑子里乱七八糟的念头一下子全涌上来了。我想起前阵子刷到的新闻，想起同事在茶水间说的那些话——“现在有些老头，看着老实，其实一肚子坏水”“你一个人住，千万小心点”。

我越想越觉得后背发凉。

从长椅到小区南门，平时两分钟的路，那天我走得飞快。拖鞋啪嗒啪嗒响，我甚至没敢回头看第二次。

我一边走一边在心里演练：他要是跟上来，我就往门口保安那儿走；他要是敢伸手，我就喊；手机就在兜里，我随时能掏出来。

走到南门口的时候，我还特意停了一下，回头看了看。周大爷还坐在长椅上，收音机里换了一段，他没跟上来。

我松了口气，又觉得自己有点好笑。也许人家就是随便看看。

可是我心里那根弦，还是绷着。

南门外那个菜市场是临时的，就一排铁皮棚子，卖菜的、卖肉的、卖早点的，各占一个摊位。我到的时候人不算多，三四个大妈在挑菜，一个骑电动车的小伙在等包子。

我松了口气。

人多，总归安全点。

我走到最里头那个菜摊，蹲下来挑西红柿。刘姐的菜新鲜，我常在她这儿买。

正挑着，旁边伸过来一只手，也去拿那筐里的西红柿。

我抬头。

是个阿姨，五十多岁，短发，穿一件暗红色外套，胳膊上挎着个布袋子。我看着面熟，好像就住我们那栋楼，几层记不清了。

她也看了我一眼。

然后她就那么看着我，没挪开视线。

我手里的西红柿差点掉了。

什么情况？

我往左边挪了挪，她也往左边挪了挪；我低头假装挑菜，感觉她还在看我。我甚至听见她轻轻笑了一声。

我脑子里“嗡”的一下。

刚才一个老头，现在一个阿姨，今天早上我是撞了什么邪？

我开始怀疑自己。是我睡衣穿反了？我低头看了看，没有。是我裤子上沾了什么东西？我侧过身看了看，也没有。是我头发乱得像鸡窝？我抬手摸了摸，夹子还在。

那她看什么？

我赶紧挑了几个西红柿，又抓了一把小油菜，站起来往秤那儿走。刘姐正给一个大爷称土豆，见我过来，抬头招呼了一声：“来啦？”

“嗯。”我把菜放秤上。

刘姐低头看秤，又抬头看我。

然后她“噗”地一声笑了出来。

“姑娘，”刘姐笑得肩膀直抖，“你脸上……你脸上抹的啥呀？”

我愣住了：“啊？”

“你自己摸摸，”刘姐伸手指着我的脸，“下巴上，还有这边，白花花的，跟唱戏的似的。”

我抬手摸下巴。

指尖蹭下来一点白色的、已经干了的膏体，硬硬的，蹭下来一小块。

那一瞬间，我全明白了。

我站在菜摊前，脸“腾”地一下就烧起来了，从脖子根一直烧到耳朵尖。

祛痘膏。我昨天晚上涂的祛痘膏。我出门前没洗脸，也没照镜子。

所以那个周大爷盯着我看，这个阿姨盯着我看，根本不是我穿睡衣的问题，是我脸上顶着三坨白色的东西，跟个花猫似的。

刘姐还在笑，一边笑一边从摊位底下抽了张纸巾递给我：“快擦擦，我说呢，你一进来我就瞅着不对劲。我还寻思，现在年轻人流行这么化妆？”

“刘姐你别说了。”我接过纸巾，胡乱在脸上抹。

“我这不是提醒你嘛。”刘姐笑得直擦眼泪，“你说你，出门也不照照镜子。”

我擦了半天，也不知道擦干净没有。旁边那个阿姨还站着，这会儿也笑出了声，说了一句：“我当是敷面膜呢。”

我恨不得找条地缝钻进去。

付了钱，我拎着菜，低着头往外走。路过那个阿姨身边，她冲我摆摆手，眼里是那种憋着笑的好意，一点恶意都没有。

我几乎是跑着回的家。

回到家，我把菜往厨房台面上一放，鞋都没换，直接冲到卫生间。

镜子里的我，下巴上两颗痘，右边脸颊上一块，祛痘膏被我抹得一片一片的，干了以后泛着白，边缘还起了皮。头发用夹子别着，几缕碎发翘在耳边。灰色睡衣，粉色拖鞋。

我对着镜子站了半天，然后又气又笑。

气的是自己怎么这么马虎。笑的是——我居然把人家多看两眼，当成了耍流氓。

我坐到沙发上，越想越不是滋味。

那个周大爷，坐在长椅上听戏，看见一个年轻姑娘脸上白花花地出门，多看了两眼。换了是我，我也得多看两眼。可我脑子里第一个念头，是“这老头不怀好意”。

我甚至在心里演练了怎么喊、怎么跑。

我这不是第一次这样了。

三个月前，我跟谈了三年的男朋友分了手。原因说起来也没什么新鲜的，他想回老家考公，我想留北京；他觉得我工作太忙不顾家，我觉得他根本不懂我在忙什么。吵了大半年，最后和平分手，谁也没哭。

分手以后，我从原来合租的房子搬出来，一个人租了这个一居室，月租五千八，差不多是我工资的三分之一。

搬家那天，我妈在电话里问我：“一个人住，安全吗？”

我说安全，小区有门禁，楼道里有灯。

其实我心里也没底。

这三个月，我换了两次门锁。快递从来不让放门口，宁可下班绕路去驿站取。晚上加班回家，从小区门口到单元门那段路，我都是小跑着过的。手机里存着报警电话，门口鞋柜上摆着一双男士拖鞋，阳台上晾着一件男式外套。

我把自己活成了一只刺猬。

我知道这样不好。可我控制不住。

每天刷手机，刷到的都是“独居女性”“深夜尾随”“陌生人敲门”的新闻。我越看越怕，越怕越看。

可今天这事，像有人拿针在我这层刺上扎了一下。

我想起搬来第一个月，楼下修自行车的大爷跟我打招呼，我装作没听见，低头走了。想起有一次在楼道里碰到个送外卖的，我贴着墙根站，等他过去了才动。想起我妈每次视频都说“跟邻居搞好关系”，我每次都敷衍过去。

我不是说防备心是错的。一个人在外面，多个心眼，没错。

可我把每个人都先推到“坏人”那一栏里，再等着他们证明自己是好人——这好像也不太对。

晚上七点半，我妈照例打来视频。

“吃了没？”她问。

“吃了。”

“吃的啥？”

“西红柿炒鸡蛋，还有个青菜。”

“就这？没买点肉？”

“妈，我一个人，吃不了多少。”

我妈在屏幕那头叹了口气。

她问我周末干什么了，我犹豫了一下，还是把早上的事跟她说了。

我妈听完，先是在屏幕那头愣了两秒，然后笑得前仰后合，眼泪都笑出来了。

“你可真行，”她一边笑一边擦眼睛，“穿个睡衣就下楼，脸都不洗。”

“妈，你还笑。”我有点委屈，“我当时真以为遇上变态了。”

“遇上变态你还有心思挑西红柿？”我妈说，“你跑啊。”

我被她噎了一下。

我妈笑完了，语气缓下来：“晚晚，妈跟你说，你一个人在外面，多个心眼是应该的，但不能看谁都像坏人。你小时候在老家，隔壁王大爷天天给你糖吃，你忘了？”

“那能一样吗？”

“怎么不一样？”我妈说，“坏人哪能都让你碰上。这世上还是普通人多。你呀，就是一个人闷太久了。”

我没接话。

我妈又说：“你也别老一个人闷着。楼下邻居，菜市场卖菜的，认识认识，说说话，没坏处。妈不在你身边，你有事还得靠邻居。”

“知道了知道了。”我嘴上应着。

“你别光知道。”我妈说，“你那个对门阿姨，姓陈的吧？上回你说她帮你收过快递，人家多好。你哪天包了饺子，给人送一碗去。”

“我哪会包饺子。”

“那就买点水果。”我妈说，“人情不是等人家来求你才走的。”

挂了视频，我坐在沙发上发了会儿呆。

我妈说得轻巧。她那一辈人，住的是单位分的房子，邻居都是几十年的老同事，谁家孩子几点放学她都门儿清。我在这儿住三个月，连对门姓什么都是今天才知道的。

可她说“有事还得靠邻居”，这话我记住了。

这事过去大概四五天。

那天我下班回来，快七点了，天已经擦黑。我们楼没电梯，我一层一层往上爬，爬到四楼的时候，听见五楼有人说话。

我住五楼，对门是陈阿姨家。

我上去一看，是周大爷——就是那天早上盯着我看的那位——正蹲在陈阿姨家门口，手里拿着个螺丝刀，在修门锁。

陈阿姨站在旁边，手里端着个手电筒给他照亮。见我上来，陈阿姨先开口了：“小林回来啦？”

“阿姨好。”我应了一声。

周大爷低着头拧螺丝，没吭声。

我掏钥匙开门，钥匙插进锁孔，转了一下，没转动。我又转了一下，还是不行。

“锁芯有点涩，”周大爷头也不抬地说，“回头我给你滴点油。”

我“哦”了一声。

他修完，站起来，拍了拍膝盖上的灰，一抬头看见我。

“哎，是你啊。”

我“嗯”了一声。

他看着我，搓了搓手，好像有点犹豫。

“姑娘，”周大爷开口了，“那天早上，在楼下……”

我手一抖，钥匙差点掉地上。

我回过头看他。

周大爷搓着手，有点不好意思：“那天早上，我看你脸上有点东西，白的，我寻思着提醒你一声，可又……”

他顿了顿。

“怕啥？”我问。

“怕你把我当老不正经的。”周大爷说完，自己先笑了，“我这岁数，跟个年轻姑娘搭话，人家要是一嗓子喊起来，我这张老脸往哪儿搁？”

我站在那儿，半天没说出话。

原来那天他不只是“多看两眼”，他是想提醒我。可他没敢开口。

而我呢，我把他想成了什么？

“我后来看你走得急，”周大爷说，“想着算了，估计你自己能发现。”

“我……我发现了。”我有点结巴，“卖菜的大姐跟我说的。”

“那就好，那就好。”周大爷摆摆手，拎起工具袋，“门锁我给你滴两滴油，明天。”

陈阿姨在旁边听了个大概，这会儿笑着看我：“我说那天早上在菜市场，你脸上花花的，我还以为你敷面膜呢。”

“阿姨，您那天也看见我了？”

“看见啦，”陈阿姨说，“我还纳闷呢，这姑娘大早上敷面膜买菜？后来你走得快，我也没喊你。”

我站在自家门口，突然觉得有点好笑，又有点说不上来的感觉。

一个想提醒我，怕被当成老不正经。一个以为我敷面膜，没好意思多问。我自己呢，把他们都当成了潜在的坏人。

陈阿姨转身要进门，又回过头：“对了，我今天包了韭菜鸡蛋的饺子，一个人吃不完，一会儿给你端一盘。”

“不用不用。”我连忙摆手。

“客气啥，邻里邻居的。”陈阿姨说着就进了门。

我开门进屋，站在玄关那儿，半天没动。

我这三个月，到底在防什么？

我坐在沙发上，一条一条地想。

门锁换了，快递不敢放门口，晚上回家小跑，鞋柜上摆着男士拖鞋——这些事，说出来好像都挺有理。可我今天才意识到，我防的不只是“坏人”，我把所有人都先当成了“可能的坏人”。

周大爷那天要是真喊我一声“姑娘你脸上有东西”，我会怎么想？

我大概会先吓一跳，然后觉得他多管闲事，或者干脆觉得他找借口搭讪。

这么一想，我也挺没意思的。

我妈说得对，我是一个人闷太久了。

正想着，门铃响了。

我开门，陈阿姨端着个盘子站在门口，饺子上头冒着热气。

“趁热吃。”她把盘子塞给我。

我接过来，说了声谢谢。

“姑娘，”陈阿姨临走又回头，“你一个人住，有啥事就敲我门，我白天基本都在。我儿子在外地，一年回来两回，我闲着也是闲着。”

我端着那盘饺子，站在门口，鼻子有点酸。

我说了声“好”。

那盘饺子，我吃了两顿。韭菜鸡蛋的，咸淡正好。

第二天早上，我又下楼买菜。

这回我洗了脸，换了身正常的衣服，还梳了头。走到楼下的时候，周大爷正坐在老地方听戏。

我走过去，喊了声“大爷早”。

他抬起头，愣了一下，随即笑了：“早，早。今天脸上干净了。”

我也笑了：“干净了。”

他指指身边的石凳：“坐会儿？”

我看了看手机，时间还早，就坐下了。

周大爷问我做什么工作的，老家哪儿的，一个人住习不习惯。我一一答了。他说他闺女也在外地，一年回来两趟，他跟我差不多岁数的时候，也是一个人从老家来的北京。

“那时候住大杂院，”他说，“谁家做了好吃的，全院都闻得见。现在住楼房，门一关，谁也不认识谁。”

我没说话，听着收音机里的戏，晒着太阳。

坐了大概十分钟，我起身去买菜。周大爷说：“西红柿今天新鲜，多买点。”

我说好。

走出几步，我摸了摸下巴。那颗痘还在，不过这回，我记得洗脸了。

菜市场里，刘姐正给一个大妈称菜，看见我，笑着招呼：“哟，今天脸上干净了？”

“干净了。”我也笑。

“来，西红柿刚到的，给你挑几个好的。”

我蹲下来，跟她一起挑西红柿。阳光从铁皮棚子的缝隙里漏下来，照在菜叶上，绿油油的。

旁边那个暗红色外套的阿姨又来了，这回她没盯着我看，只是冲我点点头，我也冲她点点头。

我想起我妈说的话，人情不是等人家来求你才走的。

我拎着菜往回走，路过周大爷的长椅，他还在听戏，收音机里换了一出，唱的是《空城计》。

我忽然觉得，这小区好像也没那么陌生了。

本文为虚构故事，人物、情节和场景均为艺术创作，如有雷同纯属巧合，请勿对号入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