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余干#​​​​

咱们今天就聊聊余干。余干在鄱阳湖边上，信江从旁边淌过去，古书里说这地方“以境处余水之干而得名”。水边上的日子，有鱼有米，也有风有浪，所以这里的人，骨子里总带着一股水边人特有的东西。这些东西，藏在地名里，不声不响，但你要是静下心去咂摸，就能咂摸出一点味道来。

先说一个村子，叫枫林湾。这村子在余干北边，靠着鄱阳湖，信江的支流和鹊湖的水从村前村后绕过去。它的名字，原来写作“枫枥湾”，那个“枥”字繁体笔画多，写起来费劲，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办事的人顺手就改成了“林”字，从此就叫枫林湾了。这名字改得随意，但村子里的人，做事却一点都不随意。余干县政府官网上有一篇写这个村子的文章，里头有几句话，我看得特别重。文章说，枫林湾村的人“一惯操守‘仁、义、礼、信’”，素来与人为善，跟附近的村民处得好。从前夏秋时节，信江上往来的商船渔船多，一碰上大风大雨，船家就纷纷把船停到村前的湖岸边，人跑到村里人家中借宿。不管敲开哪一家的门，村民都会热情招待，尽量给人方便。所以鄱湖东边的人一提起枫林湾，没有不夸的。文章里原话是，枫林湾村人“诚信正直友善”，“同时具有勤劳、朴实的风格”。这些话不是空话，它是一个村子几百年攒下来的脸面。一个村子能在方圆几十里落下这样的名声，比什么碑都管用。你想想，湖上讨生活的人，命是系在风浪里的，靠了你的岸，进了你的门，你给一口热饭，腾一块干地方，这不就是最实在的“仁义”吗？村名从“枫枥”改成“枫林”，树还是那棵树，人的活法没改。

沿着信江再往南走，到了梅港一带，有个村子叫塔湾。这个名字的来历，说起来很有意思，不是哪个人正儿八经取的，是老百姓嘴里叫岔了叫出来的。塔湾那地方，本来是信江老河道西岸的一个河湾，船走到那里，正好把船“搭”在湾里避风，所以早先的人管它叫“搭湾”。余干话里，“搭”和“塔”的发音差不多，日子久了，你写“搭”，我写“塔”，写着写着，到了民国的时候就统统写成“塔湾”了。一个“搭”字，说的是船靠岸的动作，是水上人家的日常。一个“塔”字，听上去好像有什么高塔，其实没有，就是乡音把那个意思裹进去了。《余干县地名志》里记载，明朝初年第一批人迁到这里，搭房建屋，开田辟地，一住就是六百多年。你看，这个村名里没有圣贤，没有典故，只有一个动作——“搭”。搭个棚子，搭个灶，搭把手，日子就这么搭起来了。水边的人不讲究花哨，能靠住，能站稳，比什么都强。

还有一个村子的名字，一听就让人觉得心里踏实，叫长吉。长吉在杨埠镇，地名资料上记得明白：“人们企望在田畈上耕耘长久吉利”。这句话说得太实在了。什么叫“在田畈上耕耘长久吉利”？就是守着几亩田，春天犁，夏天耘，秋天收，不指望一夜暴富，不指望天上掉馅饼，只盼着年年风调雨顺，仓里有谷，缸里有米，一家老小不饿肚子，这日子能长长久久地过下去。余干的老县志里评价这地方的老百姓，用了几个字：“民贫，勤耕桑，尚俭啬”。地方不富裕，所以人要勤快，要节俭，要把力气花在土地上。“长吉”这个名字，就是这种活法的一个注脚。它不喊大口号，不求大富贵，求的是“长久”和“吉利”，是把根扎在土里，一代一代往下传的安稳。

说到土，就不能不提乌泥。乌泥这个村名，跟土的颜色有关系。有记载说，始祖吴铭来到这里，看见这地方的泥土乌黑发亮，肥沃得很，就取了“乌泥”两个字作村名。土地是庄稼人的命，看见好土，比看见什么都亲。乌黑的泥土，意味着种什么长什么，意味着锅里有饭，心里不慌。这个村名，是庄稼人对土地最直接的一句夸赞。它不绕弯子，看见好土，就叫它好土的名字。一个人对土地有感情，才会把土地的颜色喊成自己的家门。

江埠乡有个洪贤镇村，这个名字出得比较晚，是老百姓自己凑钱建集镇的时候取的。余干之窗上有一篇文章讲得很清楚，当年大家商量集镇的名字，定下来叫“洪贤镇”，意思是“财源洪达、礼贤待人”。一个村子，不靠官府赐名，自己给脚下的土地定下一个规矩：做生意盼着财路通达，这是实话；但做人要“礼贤”，要敬重有德行、有本事的人，要把“礼”放在前头。一个“贤”字，说明在这块地方的人心里，钱要挣，但人也要做得像个人样。

这些村子，名字有大有小，有的雅，有的土，有的来得清清楚楚，有的来得稀里糊涂，但你把这些名字摆在一块儿看，就能看见一条隐隐约约的线。这条线，不在纸上，在人的日子里。

余干这地方，水多，湖大，从前船来船往，风浪不认人。靠水吃水的人，最知道什么叫“靠得住”。枫林湾的人给避风的船家腾地方，是“靠得住”；塔湾的人把船“搭”在湾里，是找一个“靠得住”的地方；长吉的人守着田畈盼长久，是盼日子“靠得住”；乌泥的人看见好土就安心，是土地“靠得住”。这些“靠得住”攒在一起，就成了一个地方的性格。

但这地方的人，又不是只顾自己“靠得住”。康郎山就在鄱阳湖里，老县志上讲它“旧云康氏居之，一名抗浪山，谓能抗风涛也”。一个“抗”字，说的是这座山立在湖里，能替船挡住风浪。后来朱元璋在康郎山建忠臣庙，纪念鄱阳湖那一场大战里死去的将士，余干人把这份“忠义”接过来，一代一代地敬着，护着。康山乡府前村的一首村歌，就叫《康郎山下忠臣庙》，唱的正是这股子气性。湖区的人，命硬，心也硬，认准了一个“义”字，就敢把命交出去。这份“忠义”，跟枫林湾人给船家开门的那份“仁义”，说到底是一回事：心里装着别人，肩上扛得住事。

还有梅港。梅港这个名字，老辈子传下来，是因为很早以前有梅姓的人家在信江港边住着。这地方出过一个人，叫梅鋗。余干县人民政府官网“余干印记”里写得很清楚，梅鋗是梅港人，秦末天下大乱的时候，跟着吴芮起兵，后来被封为十万户侯。他去世以后，归葬在梅港，当地建了梅王殿来祭祀他。一个村子，因为一个人的归葬，把一份 memory 守了两千多年。梅鋗在外面闯，在岭南开荒，把中原的牛耕和技术带过去，老了，死了，还是回到信江边上来。这份对故土的念想，是刻在骨头里的。梅港的人守着梅王殿，守的不只是一个庙，是“从哪里来”的那一点念想。

再往后，明朝的时候，梅港又出了一位大儒，叫胡居仁。胡居仁原籍不在这里，但他三十二岁迁到余干梅港的福寿墩，从此在余干讲学、著述，先后办了南谷、礼吾、碧峰几所书院，还两次去主持白鹿洞书院，定下的学规影响很远。他去世以后，也葬在余干。一个外乡人，到了余干，就把余干当成了家，把学问种在这块土地上。余干的老百姓也认他，敬他，把他当成自己地方上的先生。这种“认”，不是血缘的认，是文化的认。你敬这块土地，这块土地就敬你。

把这些人和事，跟那些村名放在一起看，你就会明白，余干这地方的精神，不是哪一个人立起来的，是一层一层垫起来的。水边讨生活，教会人“搭把手”；土地不肥，教会人“勤耕俭啬”；风浪无情，教会人“忠义抗浪”；读书人来了，教会人“礼贤向学”。这些东西，最后都化在村名里，化在老百姓待人接物的习惯里，化在“仁义礼信”那四个字里。

所以你看，一个村名，往浅了说，是几个字；往深了说，是几百年。枫林湾的“林”字是顺手改的，但“仁义”不是顺手写的；塔湾的“塔”字是叫岔了叫出来的，但船靠岸的那份安稳是真的；长吉的“吉”字是盼来的，盼的是脚底下的泥土不辜负人；乌泥的“乌”字是看来的，看的是土地的本色；洪贤镇的“贤”字是商量出来的，商量的是做人做事的规矩。这些字，没有一个是空的。

说到底，余干这地方，水给了它活路，也给了它风浪；土地给了它收成，也给了它辛苦。一代一代的人，在这些村名里落地，在这些村名里活着，把“勤”字顶在头上，把“义”字揣在怀里，把“俭”字踩在脚下。日子就这样，不紧不慢地过下来了。村名还在，那股气就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