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今年八十三,耳不聋眼不花,就是腿脚不利索了,出门得拄根拐棍,走两步歇三步。今天下午我给他送炖好的排骨汤,刚搁下保温桶,他突然拽住我袖子,说:“你坐下,我跟你说个事儿。”

我以为又是哪儿不舒服,赶紧坐他跟前。他转身从床头柜最底下那层翻出一个铁皮饼干盒,漆都掉没了,锁扣锈得发黑。拿钥匙拧开,里头码着存折、存单、银行卡,还有几张发黄的定期单子,拿皮筋扎得整整齐齐。

“你数数,”他把铁皮盒往我这边推了推,“大概有两百三十六万多。”

我愣了半天,没敢伸手。老爷子退休前是厂里的钳工,一个月工资到顶那会儿也就四千出头,退休金现在每月五千三,平时买棵白菜都要跟人砍两毛钱价,夏天开空调都得掐着点儿,说费电。他哪儿来的两百多万?

“爸,您别是让人骗了吧?”我脱口而出。

他瞪我一眼:“你老子干了一辈子钳工,手底下过的零件误差不超过半根头发丝,谁能骗我?”

我翻开存折,最早一笔是一九九八年存的,定期三年,五千块。后头密密麻麻全是小数目,三千、五千、八千,最大一笔是二〇〇五年存的,三万,备注写着“厂里买断工龄补偿”。再往后,每月固定日子存进去一笔,几百到一千不等,一直存到去年腊月,最后一笔是存的两千。

“我算过了,”老爷子掰着指头给我报账,“工资涨一回,我就多存五十。你妈走那年,我把她的丧葬费抚恤金拢了拢,凑了个整存了五年定期。后来厂里返聘我回去带徒弟,一个月给八百,我一分没花全存了。前些年给人修个自行车、磨个菜刀,五块十块的,也攒着。”

我翻到最底下,一张纸条,上头是他那手歪歪扭扭的钢笔字:“建国结婚用五万,小红买房借三万已还,孙子念大学给两万。”一笔一笔,连给孙女买冰棍那五毛钱都记着。

“您攒这么多钱干什么呀?”我嗓子发紧,“平时让您换个新电视都不肯,那台老长虹都看了十几年了。”

老爷子拿拐棍杵了杵地:“我跟你妈刚结婚那会儿,攒了半年钱才买得起一台缝纫机。你妈一辈子就想要个金镯子,到走也没舍得买。这些年我攒这些,就是想着万一你们谁有个急用,我不至于光站旁边搓手。”

他顿了顿,又说:“今天跟你说,是因为我琢磨明白了,钱搁银行就是个数字,搁我心里是个念想,可搁你们手里才是钱。你拿二十万去把车贷还了,剩下的我给小红分点,给孙子留点念书用,我自己留二十万看病吃药就够了。”

我说爸您这钱您自己花,我们不要。他急了,拿拐棍敲床沿:“你这孩子怎么轴呢?我八十三了,吃不动喝不动,你给我买十斤排骨我咬得动吗?你听我的,存折你拿走,密码是你妈生日。”

我没接存折,先把保温桶拧开,把排骨汤倒碗里端给他。他接过去呼噜呼噜喝了两口,嘟囔了一句:“汤淡了。”

我坐床边看他喝汤,想起小时候他下了班拿自行车驮我回家,路过商店给我买冰棍,我坐后座上举着冰棍喊“爸你也咬一口”,他头也不回说“我不爱吃甜的”。这老头子,骗了我四十多年。

临走他把铁皮盒塞我怀里:“存折你拿着,盒子给我留下。这盒子是你妈当年装饼干的,我搁了三十多年了,闻着还有股桃酥味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