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延安，徐特立迎来六十岁寿辰。席间，同志们谈到他的婚姻生活，这位一向严谨的教育家没有讲轰轰烈烈的故事，只平静地说：“有人给我介绍女朋友，我不答应。”
话说得轻，却并不轻松。那时的徐特立，长期奔波在革命队伍中，与湖南老家的妻子熊立诚聚少离多。远隔千里，战事频仍，身边有人替他考虑个人生活，并不奇怪。真正难得的是，他始终没有把妻子当成可以随意舍弃的人。
徐特立幼年家境贫寒。四岁时母亲去世，十二岁过继给伯祖母。伯祖父早已离世，家中只剩一些田产，伯祖母年老且半身不便，生活十分艰难。为有人料理家务，她替徐特立寻了一位童养媳，熊家的女儿便来到徐家。
熊立诚年纪与徐特立相仿，家里穷得揭不开锅。刚进徐家时，她没有正式名字，徐特立便为她取名“立诚”。两人起初以兄妹相待，熊立诚却很快承担起织布、做饭、照料老人的活计，瘦弱的肩膀，早早压上了一个家庭的重量。
徐特立没有因为她出身贫寒、没有文化而轻视她。相反，他知道这个女子同样在为一家人的生计出力。伯祖母要求他天亮前洒扫庭院、诵读诗文，熊立诚则在一旁操持家务。这样的日子，使徐特立很早懂得，读书从来不是一个人的事情。
十五岁那年，伯祖母去世，家里失去了依靠。徐特立不得不辍学谋生，十八岁开始做私塾先生。他一边教孩子识字，一边寻找继续求学的机会。书本太贵，收入又少，他甚至考虑卖掉祖母留下的田地，用来购买书籍。
在乡间看来，卖田读书近乎冒险。田地是活命的根本，书却未必能换来饭吃。熊立诚心里当然担忧，却没有拦着丈夫。她明白，徐特立若想走出困顿，眼前这点家产未必是最重要的东西。
后来，徐特立从教书转向社会改革，又走上革命道路。熊立诚没有受过系统教育，对复杂的政治理论未必都能理解，却知道丈夫在做一件关系国家命运的事情。她能做的，是把家守住，让徐特立少一些牵挂。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长沙局势骤然紧张，徐特立离开湖南前往武汉。临行时，妻子带着孩子送他出门。谁也无法保证这一别何时再见，甚至能否再见。熊立诚没有哭闹，也没有以家庭为理由挽留。
此后，白色恐怖笼罩湖南。有人打听徐特立的行踪，也有人试图从家属处寻找线索。熊立诚承受着压力，却没有出卖丈夫。地方上曾让徐特立的外孙去念一篇诋毁革命的文章，她得知后把孩子叫回家，严肃地说：“不能去，你外公就是共产党！”
这句话很朴素，却说明她已经作出选择。她没有参加公开的革命活动，却以一个普通家庭妇女的方式，守住了底线。徐特立后来称赞她：“她支持了我的事业，也成全了我的事业。”这不是客套话，而是对妻子多年承担的认可。
徐特立在六十寿宴上的那番话，还包含另一层考虑。他主张妇女应当获得解放，便不能一面谈解放，一面把结发妻子抛在身后。他说，如果无缘无故遗弃妻子，社会上就会多一个受苦的妇女，这既损人利己，也违背革命者应有的立场。
夫妻长期分离，感情并没有因此中断。1939年，徐特立写信叮嘱女儿，要孝顺母亲、照顾母亲。1940年，他回到延安前后，得知董必武可能经过长沙，还托人带信问候熊立诚。没有华丽辞藻，只有一件件具体小事。
有些痛苦，他选择独自承担。大儿子徐笃本于1927年去世，熊立诚受到很大打击。1938年，二儿子徐厚本也去世了。考虑到妻子的身体和精神状况，徐特立没有把噩耗直接告诉她，而是说儿子被送往国外学习，暂时无法回家。
后来妻子久等不到来信，他又托人写了一封假信，称儿子已经在外成家。熊立诚信以为真，反而责怪儿子薄情，还让徐特立写信斥责。面对这样的情形，徐特立只能把悲痛压在心里。这个决定未必没有遗憾，却能看出他对妻子承受能力的顾虑。
新中国成立后，徐特立把熊立诚接到身边。她没有文化，初到城市生活难免拘谨，徐特立便特意叮嘱身边工作人员：“她没有文化，容易有自卑感，你们多担待。”外出休养时，他常让妻子同行；吃饭、住宿，也尽量把方便和舒适留给她。
熊立诚去世后，徐特立一直保存着两人的合影。照片被反复拿出，又放回衣袋，中央留下明显折痕。那场寿宴上关于“女朋友”的回答，表面说的是拒绝，背后却牵着半个世纪的相互扶持：一个人在外承担风雨，一个人在家守住亲人，彼此都没有把对方遗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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