兴平元年，也就是194年，兖州濮阳一带，曹操与吕布的军队从清晨打到日暮。战场上有个叫典韦的人，带着数十名士卒顶住了吕布的冲击。若只看这一幕，很容易得出一个结论：吕布怕典韦。可史书没有这样写，吕布也未必真怕过谁。
这个题目里最值得掰开讲的，恰恰不是“吕布怕谁”，而是一个勇名赫赫的武将，为何会被后人说成畏惧几位性格迥异的人物。典韦、张飞、孙策，三人确实都与吕布的时代发生过关联，但关联的方式并不一样。有的在战场上与他正面相遇，有的只是政局中的对手，还有的根本没有与他交锋。
要把这层关系说清，得先回到濮阳那场恶战。
当时曹操刚刚在兖州站稳脚跟。初平三年，192年，青州黄巾进入兖州，曹操击败并收编其中一部分，实力有所增长。第二年，陈宫等人迎吕布入兖州，张邈等地方势力也转而支持吕布。曹操的地盘骤然缩小，鄄城、范县、东阿仍在其手中，局势十分危急。
这不是单纯的将领争强斗勇。兖州当时还遭遇旱灾与蝗灾，粮食紧张，军队能否继续作战，往往取决于粮仓和运输线是否保得住。《资治通鉴》记载当时谷价极高，民间生计艰难。曹操面对的难题很实际：兵马再能打，若粮食断绝，军心也会松动。
濮阳附近的战事，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展开。曹操选择袭击吕布设在濮阳以西的营寨，试图先除掉一处威胁，再回头应对城中主力。战斗持续到天亮，曹军攻破营寨，但撤退时吕布军已赶到，双方随即陷入激战。
《三国志·典韦传》记下了关键一笔：“自旦至日昳数十合，相持急。”从早晨打到太阳偏西，交锋多次，形势紧迫。短短十几个字，没有渲染，却能看出这不是一场轻松的突袭，而是双方都难以脱身的硬仗。
吕布亲自冲入战阵，史书说他“身自搏战”。这个细节说明他并非只在后方发号施令。吕布以骑射和勇武闻名，麾下又有并州骑兵，主将冲锋能够直接带动士气。对曹军而言，迎面而来的不只是一名勇将，还有一支依靠骑兵冲击的队伍。
典韦就在这种局面下出场。他是陈留己吾人，身材魁梧，力气过人。早年替人报仇时，他曾独自闯入仇家门中行刺，随后提刀步行离开，追赶者众多，却无人敢上前。这段经历见于史书，但也不宜把它改写成传奇故事：典韦行事确实刚烈，史料却没有说他因此天下无敌。
后来典韦在张邈军中任职，之后归到夏侯惇手下，多次作战立功。曹操需要敢于冲阵的人时，典韦应募。濮阳之战中，他带领数十名士卒，身披重甲，手持长矛和戟，站在队伍前方。
关于他临战时的举动，《三国志》记载得很具体。敌军逼近，他让身边的人等到敌人靠近再报。对方到了跟前，典韦持戟迎击，“所抵无不应手倒者”。这描述的是近身作战的凶猛，不能凭空推断成他同时投掷十几支戟，更不能把史书没有写的战术细节当成事实。
典韦挡住了攻势，曹操得以脱身，战局却没有因此立刻逆转。濮阳争夺持续了相当一段时间，曹操一度在城中遇险，后来兖州的旱灾和蝗灾又使双方都难以长期维持大规模作战。把典韦说成一人击败吕布，显然夸大了个人作用。
更准确地说，典韦让曹操军中多了一道可靠的屏障。曹操任命他为都尉，让他统领亲兵，常在身边警卫。史书称他白天侍立，夜间宿于帐侧，很少回自己的住处。这份差事看上去不如领兵攻城显赫，却说明曹操十分看重他的忠谨与勇力。
吕布是否因此害怕典韦？没有可靠记载能够证明。濮阳战事里，典韦确实在危急时刻挡住了敌军，但双方此后并未留下关于两人私下交锋或吕布因此生惧的明确记录。若说典韦令吕布忌惮，最多只能作为后人依据战场表现作出的推想，不该说成史实。
典韦最为人熟知的结局，发生在建安二年，也就是197年。曹操征张绣，张绣一度归降，后来双方关系破裂，张绣在宛城发动突袭。曹操仓促撤退，典韦守在营门，阻挡追兵。
当时的史书记载并不繁复：“韦战于门中，贼不得入。”典韦身边的人陆续战死，他身受重伤，仍以短兵继续作战。等到他倒下，追兵才敢上前。曹操听闻死讯后十分悲痛，后来安排人寻回遗体并安葬。典韦之所以被记住，不是因为他曾与吕布打出一场传奇单挑，而是因为他在守卫主将时没有退开。
与典韦相比，张飞和吕布之间的关系更复杂，也更容易被小说情节带偏。
说到张飞，许多人马上想到虎牢关下的“三英战吕布”。这是《三国演义》中极有名的一段，但《三国志》没有记载刘备、关羽、张飞在虎牢关合战吕布。讨伐董卓期间，孙坚与董卓军交锋，吕布也在董卓一方，但不能据此把小说里的场面当成正史。
正史中，张飞与吕布真正发生冲突，主要是在徐州。兴平元年，陶谦去世，刘备接掌徐州。建安元年，196年，刘备出兵迎战袁术，留下张飞守下邳。张飞与徐州旧将曹豹发生矛盾，曹豹方面联系吕布，吕布乘机进入下邳，刘备家眷也落入吕布手中。
这场变故的结果很重。刘备兵败，只得向吕布求和，吕布把刘备家眷送还，并让刘备驻扎小沛。此后徐州局势反复，刘备和吕布时而相争，时而暂时联手。对张飞来说，下邳失守是一次切身挫败；但史书没有直接说，他从此把吕布当成毕生仇敌，也没有记录两人多次单挑。
张飞的性格刚烈，确有史料根据。后来刘备与吕布关系破裂，张飞仍是刘备阵营的重要将领。但把张飞描述成“不计代价、只求与吕布拼命”，更多是对人物性格的文学化概括。战场上，将领要面对军队、粮草、城池和盟友，不可能只凭一股怒气决定进退。
吕布也并非总是以个人武勇解决问题。徐州时期，他和袁术往来，又与刘备周旋，还曾在刘备和袁术军队对峙时出面调停。辕门射戟的故事见于《三国志》，大意是吕布在营门远距离射中戟上的小枝，以此劝双方罢兵。这件事体现了他的骑射本领，也体现了他当时试图控制局势的政治盘算。
不过，吕布的处境始终不稳。他曾经依附丁原，又投靠董卓，后来与董卓决裂；入主兖州后，又与陈宫、张邈等人合作；到了徐州，还要在刘备、袁术和曹操之间寻找出路。勇武能帮他打开局面，却不能自动带来稳定的联盟和可靠的根基。
孙策与吕布的关系，则需要把“直接交手”与“时代压力”分开来看。
孙策没有与吕布正面交战的可靠记载。孙坚曾在讨伐董卓的战争中击败董卓军，吕布当时也在相关战事中，但把这说成孙策与吕布的冲突，显然不合事实。孙策真正崛起时，吕布主要在徐州活动，两人的军事道路并未交会。
孙策之所以会被后人放进“吕布害怕的人”之列，是因为他在江东迅速建立势力，形成了另一种值得注意的军事政治力量。孙坚去世时，孙策年纪尚轻。后来他从袁术处获得父亲旧部，逐渐渡江，进取江东。兴平二年，195年，孙策开始大举经营江东，接连击败刘繇等地方势力。
这一路扩张并非只靠孙策个人勇猛。周瑜、程普、黄盖等人参与其中，孙策还需要争取地方士族、安定新占地区、安排官职与军政关系。打下一座城是一回事，让周围的人承认新的统治秩序，又是另一回事。孙策的能力，正体现在军事行动与地方经营同时推进。
曹操听说孙策平定江南后，曾评价他“猘儿难与争锋”。这句话见于史料，反映了曹操对孙策的警惕。可它说的是曹操的判断，并非吕布的心声。孙策在江东形成的势力，确实足以影响北方诸侯的盘算；但说吕布因此害怕孙策，就把后人的分析误当成了当事人的记载。
两人之间更有意味的差别，是势力发展的路径。吕布多次依靠个人声望与武力获得立足点，却常常陷入盟友反目、部下离心的困境。孙策也经历过战争和政治挫折，但他在江东逐步建立起一支以家族旧部和地方力量为基础的军事集团。这个差别能说明两种创业方式，却不足以证明吕布对孙策有具体的恐惧。
关羽、赵云也一样。吕布与关羽并无可靠的正面交锋记录，所谓吕布看不起关羽，没有史料支撑。赵云在吕布败亡时还没有后来那样广为人知的战绩，他与吕布之间也没有对阵记录。把小说里的人物名声倒灌到历史人物身上，容易让人以为他们曾在同一处战场较量。
这也是读三国故事容易混淆的地方。史书记录战争、任官、结盟与败亡，小说则会把分散的人物和事件重新编排，塑造鲜明冲突。小说写得精彩，并不等于史书也有同样的场面。特别是“三英战吕布”这样的情节，影响太大，读者常会把艺术形象与真实战事混为一谈。
吕布的结局，倒能帮助理解他为何在历史上显得孤立。建安三年，198年，曹操进攻徐州，围困下邳。吕布部下侯成、宋宪、魏续等人反叛，擒住陈宫、高顺，局势随即崩溃。吕布被缚后，向曹操表示愿为其效力，刘备提醒曹操，他曾背叛丁原与董卓。曹操最终没有留下吕布。
这段记载并不需要额外编造台词，就足以看出吕布处境的要害。他的勇力曾让对手头疼，却未能转化为持久的信任。部下在最要紧的时候倒戈，说明他面对的并非某个武将的个人威胁，而是长期积累的政治信用问题。
所以，若把典韦、张飞、孙策称为吕布的“三个克星”，需要把话说得谨慎些。典韦在濮阳战场上确曾挡住攻势；张飞与吕布所在的徐州局势有真实冲突，但许多细节被后世故事放大；孙策则是同时代崛起的江东势力，并没有与吕布交手。三人各自代表的，不是一份史书记载的“恐惧名单”，而是后人观察吕布性格和处境时选择的三个参照。
吕布并非单靠武艺就能横行天下，也不是见到某三个人便必然退缩。濮阳的战斗说明，战场上再勇猛的将领也会被军阵和士卒牵制；徐州的反复说明，武力可以夺城，却不一定能稳住人心；下邳的结局则表明，身边的人是否愿意跟随，有时比个人武艺更能决定胜负。
典韦死守营门，是史实；张飞与吕布争夺徐州，是史实；孙策在江东开创局面，也是史实。把这三件事分清，再谈吕布的强弱，才不至于把小说的热闹误当成历史的原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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