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中央红军3万余人，在长征途中转战黔北，召开了具有伟大历史转折意义的政治局扩大会议——遵义会议，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四渡赤水战役的胜利……他们在遵义这片热土上浴血奋战，在革命斗争中砥砺锤炼，成为了共和国人民军队的重要基石。”
在遵义会议陈列馆“一九三五 光辉足迹”展区，这段引言下方，数百位红军将帅的照片铺满了整个墙面，气势磅礴。
其中一张，属于时任红九军团军团长罗炳辉。这支部队，被周恩来总理赞誉为长征中的“战略轻骑”，在罗炳辉的率领下声东击西，把国民党军队绕得团团转，圆满完成掩护中央和主力红军重任。罗炳辉也是中央军委认定的中国人民解放军36位军事家之一。
硝烟早已散尽，英雄的身影从未远行。如今，“战士双脚走天下，四渡赤水出奇兵……”熟悉的旋律从赤水河边一直唱到黄浦江畔。在徐汇区太原路的一个小院里，罗炳辉之子罗新安用他的方式纪念父亲——客厅一角，罗炳辉一身戎装，以雕塑的形式挺拔站立。
父亲去世时才2岁半的孩童，今年如今已是耄耋老人。他用了大半生的时间，走过父亲曾经征战的地方，也在心中刻出一座名叫“父亲”的丰碑。他也一次次来到社区、走进校园，把长征的故事讲给年轻人听。
临危受命掩护红军主力转移
1897年，罗炳辉出生于云南彝良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915年入滇军当兵，先后参加了讨袁护国战争和北伐战争。1929年7月，他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11月率部起义参加红军。
毛泽东对他的评价是：“战争经验丰富，有军事才能，很会打仗”，能带领部队“像流水和疾风一样迅速地移动其位置”。
这是历史记载的罗炳辉，也是罗新安从别人口中描述的“罗司令”。
四渡赤水后，中央红军主力南渡乌江在即，罗炳辉率领红九军团临危受命：伪装主力，在乌江北岸牵制追敌。当主力成功渡江后，红九军团赶到渡口时，浮桥已撤。前有大江横亘，后有重兵逼近，罗炳辉没有慌乱，当机立断放弃渡江，率部单独转战黔北，继续执行牵制任务。这一被迫之举反成一招妙棋：红九军团在黔北的积极活动，使国民党部队误判红军主力将重新北上，将防堵重心钉在了黔北方向。
真正的转折发生在老木孔。追兵黔军兵力远超预期，罗炳辉手中仅约一个团，对手却有多个团。他抓住黔军“双枪兵”纪律涣散、每天午后必定烟瘾发作的弱点，将部队隐蔽设伏于狭长谷地两侧，静候敌指挥机关进入“口袋”。趁士兵抽大烟工夫，伏兵四起，黔军被打得措手不及，红九军团以极小代价毙俘敌军两千余人，缴枪千余支。老木孔一战，红九军团转危为安，为中央红军主力西进云南赢得宝贵时间。从土地革命、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从中国工农红军、八路军到新四军，罗炳辉一生战功显赫。抗战期间，罗炳辉担任新四军二师师长，1943年，儿子在安徽来安出生，“新安”由此得名。
留下10多万字珍贵资料
1946年6月，罗炳辉带病指挥枣庄战役，以七个团的兵力歼灭当地伪军4000余人。此时，他高血压伴有严重胃出血，仍在前线部署作战，21日返回临沂驻地就医途中不幸去世，年仅49岁。
当时只有2岁半的罗新安对父亲几乎毫无印象。别人告诉他，父亲去世时，所有人在灵堂吃饭，小小的他突然跑到棺材旁，边用小手拍打着，边叫着“爸爸吃饭饭”，所有人都夸他懂事。
但只有他自己知道，打小就不愿意谈和父亲有关的话题——身边的小伙伴大多是革命将帅的孩子，大家聚在一起，就会讲各自的父亲带兵打仗的故事。由于父亲走得早，罗新安有些自卑，甚至怀疑起，自己是否真的有过父亲。
今年6月21日，罗炳辉去世80周年之际，罗新安受邀重访父亲的长眠之地——山东临沂华东革命烈士陵园。他告诉记者，1964年他第一次随母亲张明秀来这里。正是那次探访，罗新安也终于在内心确认了，“这就是我父亲，这是他战斗过的地方”。
母亲很少谈论往事。罗新安还是后来在母亲珍藏的一本笔记本中，才读到父亲写的一段随笔，有壮志，有柔情，也有期待——“正酷暑夜露树下荷塘边，逢明秀安儿同我共帐眠，巧满天无云浩月风清爽……尚希子继余正义立志行，求共产社会主义早实现。”这让他有些诧异，父亲只读过两三年私塾，为何能写出这样的文字？原来，这全是他自学的成果。从半文盲到写军事著作、写自传，父亲留下了10多万字的珍贵资料。
1979年，电影《从奴隶到将军》上映，主人公罗霄的原型就是罗炳辉。然而，看完电影，罗新安却不安起来。电影中的部分情节，和真实情况并不相符。于是，一个念头在他心中萌生：要为父亲写一本传记。
勤务员杜学华告诉他，罗炳辉生前最后一刻还是想着别人——从前线紧急返回后方就医途中，他忽然昏迷，杜学华喂他喝水。没想到，他一清醒过来就问：“你给师傅（指司机）水了没？”在得到否定的答复后，罗炳辉叹了口气说：“教了你们这么久，还没有学会照顾别人……”说完，他再没醒。很多年后，讲起这个故事，罗新安仍旧非常感慨。
在北京，罗新安看望父亲的一位老部下。老人患有严重的阿尔茨海默病，早记不清部队的番号，却斩钉截铁地吐出七个字，“我是罗司令的兵。”
这些声音激励着罗新安去做这件事——去父亲战斗过的地方，复原出一个更完整的“罗司令”“罗将军”“罗师长”。
用20多年还原最真实父亲
250页《罗炳辉的故事》，罗新安写了又改，找到新素材再加，前前后后历经20多年，今年5月完成最新一版修订。
是“83岁的儿子仅以此书献给49岁的父亲。”他在后记中写道。“好学”“有强烈正义感”“做一件事坚持不懈”，这是罗新安对自己的评价。在父亲身上，他找到了这些精神特质的来源。
罗炳辉从未上过军校，但实战经验丰富，善于琢磨，经常能够创造一些新的战略战术。每打完一仗，他都要认真、细致地加以总结，他口授，由秘书或参谋人员记录，写成战斗详报，他最后修改定稿。最令罗新安敬佩的，是父亲原创的“梅花桩战术”——部队在三处以上地方部署，各处相距两三公里，看不见，听得到，一方迎战敌人，边退边打，另几处部队就从侧后方包抄，攻击敌人软肋，乱中取胜。用父亲的话说，“指挥打仗，讲究‘火候’，既不打急了，也不打慢了，要掌握得恰到好处。”
父亲活络的头脑，遗传给了儿子。母亲张明秀，同样杰出。她与父亲同为红军，一同走完长征路，在延安结为夫妻。母亲1951年调入上海，先后在瑞金医院和上海第二医学院担任领导工作，电影《春满人间》中，白杨饰演的方群正是以她为原型。
罗新安随母亲来到上海，考入南洋模范中学，并加入校篮球队。充足的体育锻炼，给了他一项超过父亲的优势——一米八的身高，体格健壮。高三毕业时，母亲告诉他，父亲生前曾说过，希望自己的儿子将来也能参军，于是，他毫不犹豫地报考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即“哈军工”，国防科技大学前身），被无线电专业录取。听从组织分配，他先后在无锡无线电厂、苏州电视机厂等负责研发工作，后又回到上海体育科技研究所，负责建设运动员训练录像分析系统，并研发出电子训练仪、静力训练仪、等动拉力器等科学训练设备，三次获得国家级和上海市级科技成果奖。
父亲一并遗传给罗新安的，还有内心深处无比强烈的正义感。罗新安觉得，这和父亲的童年经历有关——出身贫苦，从小受尽地主欺凌，16岁时，他徒步15天到昆明从军。他只有一个信念，为劳动大众的利益而奋斗。
有一次，罗新安受邀参加纪念罗炳辉的一个活动，受到当地组织方热情款待，但他敏锐察觉到一些不对劲——比如，大客车司机和售票员不和大家一起用餐，而是在一旁开小灶；当地并不富裕，但是招待罗新安一行，却上了一大桌子菜，严重铺张浪费。结合平日生活中对基层腐败问题的观察，他一口气写下《恢复和健全行政监督机构势在必行》一文，发表在1986年第6期《社会科学》杂志上，引发热烈讨论。
“我父亲希望看到一个平等公正的社会，我也是。”罗新安说。作为“将门后代”，他也希望在和平年代，以己之力，守护前人拼了命去护卫的土地。
长征路上，父亲罗炳辉收留过几十个孤儿，还成立了“小鬼班”，由张明秀带着女红军帮孩子们改军装，教他们识字。
罗新安延续了这份对孩子的爱。多年来，他用青少年听得懂的语言，一次次走进校园讲述父亲经历的长征，讲述“红色岁月的故事”。
原标题：《长征精神·上海回响｜儿子，83岁；父亲，49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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