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方小小的墓志，让骂了一千四百多年的隋炀帝，重新回到了舆论的漩涡中心。2013年，扬州曹庄一处建筑工地上，考古人员挖出一座简陋的砖室墓，墓志上“隨故煬帝墓誌”几个字，让在场所有人愣住了——谁能想到，这位曾经调动百万民夫、开河建都、三征辽东的皇帝，身后竟安身于如此寒酸的墓穴？
一个人干了那么多惊天动地的大事，最后却连一座像样的陵墓都没混上，这本身就是一个耐人寻味的故事。
先说说他是怎么上位的。杨广本来是老二，太子之位轮不到他。他哥哥杨勇，人长得帅，学问也好，性子直爽，坏就坏在不拘小节。一件四川产的蜀铠，做工精致了些，让父亲隋文帝看了直皱眉头。要知道杨坚是从刀光剑影里杀出来的开国皇帝，一辈子省吃俭用，最见不得儿子摆阔。真正压垮骆驼的稻草，是有一年冬至，文武百官成群结队去东宫朝拜太子，杨勇竟然大大方方地受了。皇帝还活着呢，你急什么？这份“礼遇”，踩到了皇权最敏感的神经。
反观杨广，那演技堪称影帝级别。母亲独孤皇后反感男人纳妾，他就与妻子萧氏举案齐眉，把漂亮姬妾统统藏起来；父亲讨厌声色犬马，他家的琴弦干脆弄断，再撒上一层灰。滴水不漏的伪装，加上灭陈之战挂帅的功劳，再拉拢了重臣杨素，公元600年，杨勇被废为庶人，杨广如愿以偿。可怜杨勇喊冤无门，急得爬上皇宫外的大树高声喊爹，换来的却是“疯了”两个字。后来杨广即位，先是假传诏书赐死兄长，接着把杨勇的十个儿子斩草除根。手足相残到了这个地步，他后来的名声能好才怪。
公元604年登基之后，杨广烧的第一把火就是营建东都洛阳。为什么放着长安不住，非要另起炉灶？说白了，关中粮食不够吃了。这片土地开发得太早，郑国渠、白渠这些老水利设施年久失修，产量一年不如一年。皇帝带着满朝文武跑去洛阳“蹭饭”，还得了个“逐粮天子”的外号。可长安又不能丢，关中是府兵制的根基所在，全国军府五分之二集中于此，关陇集团的命脉就在这儿。于是洛阳成了粮食中转站，长安依旧是政治大本营，一城两用，各有各的算盘。
问题出在工程的速度上。每月征发二百万民夫，监工鞭子抽得紧，累死的人十有五六，运尸的大车在路上排成长龙，绵延几十里。民怨沸腾，也就是从这时候开始攒下的。
再来看那条争议最大的大运河。有人咬定他是为了下江南看琼花、坐龙舟享乐，可摊开地图一琢磨，事情没那么简单。北方有突厥虎视眈眈，江南的陈朝旧势力还在观望，新都洛阳又急需“输血”。运河以洛阳为轴心，一支往北修到涿州，也就是永济渠，那是日后征讨高句丽的前线大本营，粮草军械全指着它；一支往南通到杭州，串起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把江南的财富源源不断送往北方。船能跑，兵能动，粮能走，这是一张覆盖全国的军事与漕运大网，哪里是什么观光水道？
只是这张网，编织的成本高得吓人。男女老少齐上阵，累死病死的人超过一半。修城、修河、修驰道、修长城，几件大事全挤在一起干，等于让整个帝国一秒钟都不得喘息。有人评价得很到位：与其说是暴政，不如说是急政。坏就坏在一个“急”字上。
对外，他也没闲着。公元608年，铁勒人打崩了青海一带的吐谷浑，杨广抓住这天赐良机，第二年御驾亲征，兵分两路合围青海湖。吐谷浑可汗慕容伏允找人替身诈败，自己带着几十个亲信钻进深山。东西四千里、南北两千里的地盘就此纳入版图，朝廷设了四个郡，西域三十多个小国的君主齐齐前来朝贺，大隋的威望攀上顶峰。
可惜，巅峰之下已经是白骨累累。百姓衣不蔽体、民不聊生，各地烽烟将起，这个庞大的帝国实际上已经坐在了火药桶上。
如今回头看扬州那方墓志，倒像是一个绝妙的隐喻。修河的隋朝，没等到河带来的红利；而唐宋元明清，靠着这条水路吃了近千年的漕运饭。南粮北运，商旅往来，哪一样离得开它？“罪在当代，功在千秋”这八个字，用在他身上再贴切不过。该背的黑锅，比如急功近利、拿人命当柴烧，他逃不掉；不该背的锅，比如把这条贯通南北的大动脉说成纯粹的享乐工程，也该还他一个公道。
功过参半，毁誉交织，这大概就是历史给杨广的最终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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