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国上将点名见“管制对象”，干部劝阻，杨得志：他是大渡河营长|上将|团长|大渡河|武汉军区|管制对象

1974年4月，开国上将杨得志到湖北荆州视察三线建设，刚听了半个钟头汇报，突然放下茶杯点名要找一个叫侯礼祥的人。当地干部一头雾水，搜遍脑子里的人名也没对上号，问杨得志这人是谁，杨得志只说去江陵县委查。县委翻了半天档案，翻出个让所有人都想不到的结果，侯礼祥是当地一个被管制的老汉，档案还写着“自称红军，查无实据”。

接到通知的县干部坐着车摸到江陵熊河区侯垱村，问起侯礼祥，村民顺手指了指村口那两间土坯房。推开门，就看见一个黑瘦的瘸腿老汉正蹲在地上择带泥的苕尖，指甲缝里全是泥。听到说武汉军区杨司令点名要见自己，老汉择菜的手一下停在半空，沉默好一会儿，他收拾好菜，出门走了几步又折回来，从枕头底下摸出个蓝布包袱揣进怀里，这才跟着走了。

进到县委招待所的会议室，杨得志正对着墙上的荆州地图出神，听到动静转过身，盯着老汉看了好半天，试探着吐出两个字：“李祥？”这话出口，旁边的当地干部都懵了，侯礼祥的嘴唇抖了半天，只挤出两个字：“团长。”当地干部赶紧上前提醒，说这人是管制对象，历史问题不清，言外之意就是您怎么找这么个人啊。

杨得志转头看了那干部一眼，没多说别的，直接对所有人说，你们知道他是谁？他是红一团一营的营长，强渡大渡河的时候，就是他在岸上调机枪压制敌人火力。话一出口，会议室瞬间安静，连翻笔记本的声音都显得格外刺耳。杨得志拉过椅子让侯礼祥坐，侯礼祥没坐，站着把怀里的蓝布包袱掏出来放在桌上，一层一层慢慢打开。

包袱里面是几枚锈得发黑的弹壳，还有一张折了四折的毛边纸，纸边都磨毛了。纸上是侯礼祥自己歪歪扭扭写的字：红一团一营，营长李祥，底下还写了一行：杨得志团长。侯礼祥说，原来的证件路条都缝在裤腰里，当年发洪水冲了房子，全没了，后来自己写这个留着，又怕写了惹祸，就一直藏着。

杨得志问他伤在哪，侯礼祥撩起左腿裤管，小腿肚子上凹进去一大块，皮肤皱得像干裂的塘泥。他说这是当年负伤留下的，骨头碎了，走远路不行，阴天下雨疼得整宿睡不着。当年是组织安排他回乡养伤，说好伤好归队，后来就找不着队伍了。

他说自己也写过信联系，早在1961年就给杨得志和杨勇写过信，当时还收到过回信，后来特殊时期一来，再写信就没回音了。户口上的名字是侯礼祥，部队档案里只有李祥，对不上，谁也不信他。这些年他就在村里种地，腿不行，队里照顾他让他看仓库，工分按中等劳力算，够吃饱饭。

就是前些年被定为管制对象，他说自己是红军，没人信，白纸黑字写着可疑，说破嘴也没用。杨得志问他，这么多年怎么不亲自来找我？侯礼祥说，找过，摸不到大门啊，后来听说你调到济南了，隔着好几千里，我一个瘸腿老汉，走不到那地方啊。这话一说，屋里又静了，只有窗外梧桐叶被风吹得沙沙响。

杨得志站起身走到窗边，背对着众人站了好一会儿，转回身就对随行干部说，今天起，他不是管制对象，他是红军营长侯礼祥同志。他交代，先按红军失散人员落实待遇，档案该查清楚查清楚，该给的政策一点不能打折扣。他腿上的伤赶紧安排去县医院治，需要什么药用什么药，长征过来的老红军，不能让他这么熬着。

其他人都出去之后，会议室就剩他俩，杨得志坐下问侯礼祥，大渡河的事，还记不记得？侯礼祥抬起头，张口就说，船，安顺场搜出来的敌人留下的船，撑船的是本地船工姓帅，头一船九个，熊尚林带着，第二船孙营长带的。你当时在河沿喊，让我们压住东头碉堡的射击孔，我就赶紧把机枪调过去了。

这事我忘不掉，后来别人写十八勇士，我也不敢争。侯礼祥说，别的记不全，这事刻在脑子里。两个人坐了好久，没说太多话，三十多年的空白，哪是一会儿就能填满的。可有些东西不用多说，坐在这里，知道对方都记得同一件事，就够了。

侯礼祥回村的时候，天已经黑透了，以前对他呼来喝去的区干部，远远看见他都主动点头打招呼。侯礼祥没在意，径直走回自己那两间土房，把蓝布包袱重新包好，塞回枕头底下，里面的弹壳轻轻碰了一声。事情办得比他预想的快很多，当年6月杨得志就出具了书面证明，12月杨勇也出具了证明，转年1月江陵县委就给侯礼祥做了正式结论，恢复了他的红军待遇。

有人问他，杨司令都给你证明了，你怎么不找组织多要些东西，搬到城里去住不好吗？侯礼祥摇摇头说，找着了就好。我这些年最怕的，就是组织以为我开小差了，现在证明了我不是，就够了。那时候因为政策限制，他的党籍没能恢复，他也没争没闹，只是把那张写着字的纸重新折好，放回蓝布包袱里，该怎么过日子还是怎么过日子。

他还是留在侯垱村，还是帮队里看仓库，阴天下雨腿还是会疼。后来改革开放，优抚政策慢慢规范，红军失散人员的定期定量补助有了明确标准，侯礼祥也领到了补助，钱不多，他也没嫌少。腿上的旧伤也得到了规范治疗，虽然去不了根，至少不用再硬扛着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