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刊丨唐铭鸿：清史馆《文学传》与清代诗学正宗脉络的塑造——以新修《钱谦益传》《沈德潜传》为核心|唐铭鸿|文学传|朱彝尊|沈德潜传|翁方纲|袁枚|诗学|钱谦益传

清史馆《文学传》与清代诗学正宗脉络的塑造

——以新修《钱谦益传》《沈德潜传》为核心

唐铭鸿

摘要清史馆《文学传》增立《钱谦益传》《沈德潜传》，在清亡后以钱谦益为新的“清史文苑第一人”，首次在官修史书中塑造“钱谦益—王士祯—沈德潜”的诗学正宗传承脉络，阐释对于清代诗学形象及基调的构想。《文学传》强调二传诗学领袖地位，代表王朝正统视角下的诗学典范：钱谦益调和唐宋，一扫明末复古弊端；沈德潜中正和平、温柔敦厚，是乾隆朝御用诗臣。王士祯虽无文苑正传，但其诗学地位在其他传文中穿插书写。同时，《文学传》降低对袁枚及性灵派的评价，凸显沈德潜的正宗地位。这一诗学脉络写法是清代官修文学史的重要表述，然而在《清史稿》最终付梓时被删去，未能面世流传。

作者简介北京服装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助理教授，历史学博士，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史、清代文学史和学术思想史。

唐铭鸿助理教授

清代诗学研究重视核心文人及发展脉络，相关成果众多。传统史学体系下，清代诗学国史形象的塑造亦贯穿于《文苑传》体系百年编纂过程。国史馆时期，尽管有典范人物的书写，并在传文中强调其学林地位，但因未产生专门的《文苑传》序言，缺乏提纲挈领的直接文本，并未形成明确的诗学传承脉络。清史馆开馆后，缪荃孙在《文学传序》中强调诗人之间的代兴的正宗关系，并结合新修《钱谦益传》《沈德潜传》传文，塑造了“钱谦益—王士祯—沈德潜”的诗学正宗脉络，为清代诗学奠定基调走势，彰显了纂修官基于官修史书立场的文学思考。

《文学传》清代诗学正宗脉络的书写继承了国史馆旧稿的著史成果，又辅以新见，符合清代学人对本朝学术的认知，具备学术公允性。在《文学传序》提炼正宗脉络的基础上，结合传记中钱谦益、沈德潜自身的文学特质，强调二人诗学领袖地位；强调“钱王”与“王沈”之间的文学史传承事件，明确脉络的具体逻辑关联；降低袁枚在乾隆朝诗学史中的地位，侧面强化沈德潜的正宗典范性；通过正宗脉络的提炼，明确《文苑传》体系对于清代诗学形象的构想，阐明清代诗学正宗的内涵。这是缪荃孙《文学传》文本专门的学术史价值，代表清史馆时期的一种重要文学观点。然而因清史馆后续纂修安排，这一诗学正宗脉络及相关表述被弃用，未能传世。

一、新修《钱谦益传》《沈德潜传》编纂经过

官修史书对于清代诗学正宗脉络的书写，代表本朝正统立场下对于核心学人及其传承线索的认知方式。受政治环境变动及学术观念发展影响，在《文苑传》体系百余年编纂史中几经调整，关涉清代文学史定位的核心问题。本节详细考察《钱谦益传》《沈德潜传》纂修相关史实细节，结合具体的文学史问题，厘清传文的形成经过，理解其背后的学术考量。

（一）清史馆时期《文苑传》体系的编纂经过

缪荃孙在《文学传》中纂成《钱谦益传》和《沈德潜传》，是二传在清史《文苑传》体系内的最早版本。关于清史馆时期《文苑传》体系的成稿过程，纂修官夏孙桐曾在缪荃孙《文学传》前的序言中有所记载：

及清史馆开，两传仍归艺风经手，即所自撰旧稿增删，改名《儒学》《文学》，此第六次也。又经马通伯覆辑，大致与缪稿无大异，略有增入之人，仍名《儒林》《文苑》，此第七次也。马稿又经柯凤孙覆阅，仅改作序文，其中无甚变动，而其稿失去《儒林》一册，至付印时仓促又取缪稿，但改用阮文达原序，传中亦稍更动，此第八次也。

尽管夏孙桐的叙述含有主观成分，并非官方记载，但是可供参考。《文苑传》在清史馆中有三次成型稿本，即所言第六至八次稿本。其中缪荃孙的《文学传》最早，该书继承了清代国史馆时期的修史成果，将此前已有的《钦定国史文苑传》和《续文苑底稿》重新整合，调整入传人物名次和具体传文内容，形成了新的论述体系。该书基本由汉学耆硕缪荃孙在沪编纂，于1916年交稿五卷，后又经修改，1918年有所增补。

缪荃孙交稿后，稿本由总纂马其昶覆辑。据《桐城马先生年谱》记载，马其昶于1916年至1925年在清史馆纂修，1921年完成《儒林》《文苑》二传的编纂，并且撰有序文，此后直至1925年仍居于史馆，然而其间目前史料没有任何有关《儒林》《文苑》二传工作内容的记载。1926年，马其昶归里养疴，此后未再踏足北京。后来，《清史稿》刊行前夕，清史馆总纂兼代馆长柯劭忞将校刊《文苑传》的职责交给满洲旗人瓜尔佳·金梁，金梁对于《文苑传》的内容多有“篡改”，在当时便已受学人诟詈，认为他使得国史传文“面目全非”。今日流传的《清史稿·文苑传》，便是金梁最终修改后的版本。

（二）《钱谦益传》与清史《文苑传》体系中“清史文苑第一人”的变迁经过

《文苑传》体系在编纂过程中形成多种版本，面貌不同，前后因革。其中，列于卷首的“清史文苑第一人”具有重要结构性意义，该称号长久以来受到学术界的关注，相应文人亦因这一身份受到学术界的褒奖推崇。

最早形成于嘉道时期的《钦定国史文苑传》以谷应泰为首，载录了宋琬、施闰章、朱彝尊等诗人事迹，并利用王士祯等人的评价，将他们树立为清初诗人的典范。国史馆内，纂修官整体遵循“钦定”版本的写法，在此基础上续写调整。光绪年间，缪荃孙主持的《续文苑底稿》补充了冯班、陆圻、颜光敏等人，扩展清初诗学的内涵。光绪末年，以陈伯陶为代表的纂修官则另起炉灶，以魏禧为新的“清史文苑第一人”，重新排列整理了清史《文苑传》传记。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尽管陈伯陶的版本被缪荃孙略过，但是最终刊行的《清史稿·文苑传》参照国史馆旧稿，采用的便是以魏禧为“文苑第一人”的写法。因此，谷应泰和魏禧在国史中的学术地位，都因文本传世而为后来学人所熟悉。

与之相对，钱谦益的“清史文苑第一人”身份及相关传文却不为人知。这是因为《文学传·钱谦益传》未能付梓，其结构性价值长期埋没于档案之中。清史馆开馆后，缪荃孙负责《文学传》的纂修，《文学传》在继承此前国史馆成果的基础上，重新排列传记，删削修改，将钱谦益从国史馆成稿的《贰臣传》移出，列为新的“文苑第一人”，将其放在清诗整体脉络中书写。缪荃孙的写法使明末清初前代遗逸的诗学地位受到关注，与同一时期形成的其他私家文学史作品桴鼓相应，成为清室覆灭以后的重要学术创见，为后来学人认知清初诗学奠定基础。之后，马其昶在覆辑时遵循了缪荃孙的写法。

然而，1927年前后《清史稿》最终刊刻阶段，时任校刊的金梁对《文苑传》体系与《钱谦益传》做出了重大调整。金梁《重印文苑传叙》一文写于刊印《清史稿》之时，其中对于《钱谦益传》的处理方式有明确说明：

又以原辑首列钱传，似亦未洽，国史旧稿，实以魏禧为冠，乃复取改正，其余亦多有增删，纂补既完，始交排印，为清史分传之一，即此本也。

按照金梁的说法，柯劭忞原本想采用马其昶的稿本直接刊印《文苑传》，嘱咐金梁校对，并未让他修改内容。然而金梁在工作中自发认为，需要参考光绪末年国史馆中陈伯陶曾经的写法，加以重订，修改了缪荃孙、马其昶等人的写法，认为钱谦益并不具备列传卷首的地位，将原本的“文苑第一人”由钱谦益改为魏禧（缪荃孙在清史馆内为魏禧在《隐逸传》中立传），又补辑了许多传记。刊行的《清史稿·文苑传》延续了金梁修改的结果，《钱谦益传》被移至第五位，列传于魏禧、侯方域、申涵光、吴嘉纪之后。相应学术观点流传甚广，而缪荃孙、马其昶为钱谦益树立的清史“文苑第一人”的形象则埋没于档案之中。

（三）《沈德潜传》从“文学”到“大臣”的史学定位调整

乾隆朝诗学面貌繁荣，代表学人众多，是《文苑传》体系中获得独立关注的诗学板块。嘉道年间《钦定国史文苑传》受其编纂时代较早影响，相关记载仅有9人；光绪年间《续文苑底稿》增加了袁枚、赵翼等人，丰富了乾隆朝诗学的形象，但是并未与前稿整合，有离散之感。清史馆《文学传》则为乾隆朝诗学倾注更大篇幅，对国史馆旧稿兼收并蓄，尤其突出新增的《沈德潜传》作为文学典范的地位价值。《文学传》共记载乾隆时期文人81位，其中有28人为正传，53人为附传，相较国史馆时期，书写规模显著扩大。

清代国史体系下，今日学界熟知的文人分布于儒林文苑类传、大臣列传之中，书写侧重有别。儒林文苑重点记载传主的文学学术成就，尽管对事功亦有记载关注，但“文臣”意味更浓，着重凸显其“文学”性质（类传亦记载无政治身份的重要学人）；大臣列传则专门关注其政治身份，相较前者而言地位更高。沈德潜在今日通行的《清史稿》版本中位居大臣列传，实际上得到了更高的历史定位，事功成就得到了更为完善的记载，对其文学贡献的书写则不免删节。

文学贡献并非大臣列传的记载重点，但《清史稿·沈德潜传》有所提及：“德潜少受诗法于吴江叶燮，自盛唐上追汉、魏，论次唐以后列朝诗为别裁集，以规矩示人。承学者效之，自成宗派。”记载言简意赅，明确清楚地概括了沈德潜诗学的基本传承、特点及成就。沈德潜师承叶燮，诗宗盛唐，上溯汉魏，生平尤以几种《别裁集》影响学界，具有开宗立派的诗学造诣。然而，《文学传》中为沈德潜与王士祯之间塑造的传承关系则全然消失，仅在谈及乾隆帝将沈德潜与高启、王士祯并举时有所体现，也是旨在突出乾隆帝的赏拔，失去了原本的“再传”脉络之意，沈德潜的“诗学正宗”身份被淡化处理。

《清史稿·文苑传序》亦未专门言明乾隆朝诗学史的脉络，而是将康、乾合并论述：“康、乾盛治，文教大昌。圣主贤臣，莫不以提倡文化为己任。师儒崛起，尤盛一时。自王、朱以及方、恽，各擅其胜。文运盛衰，实通世运。此当举其全体，若必执一人一地言之，转失之隘，岂定论哉？”并未专门提及沈德潜的文学地位。总体而言，沈德潜诗学并非《清史稿》表述重点，这也使得以沈德潜为枢纽的乾隆朝诗学史面貌不甚清晰。因此，若要专门解读清史《文苑传》体系对于沈德潜其人及其诗学的理解，还需回归缪荃孙《文学传》。

（四）清史《文苑传》序言与清代诗学正宗脉络的塑造

国史馆时期，《文苑传》并未形成专门序言；清史馆时期，《文苑传》序言则有三种不同的版本。该体系的首个序言即清史馆《文学传序》，由纂修官缪荃孙撰写，其中对于顺康朝、乾隆朝诗学有宏观叙述：

清初以诗文鸣当世者，以常熟之钱谦益为最。谦益学问渊雅，才气发越，斥王李之伪体，掩钟谭之小家，声望固莫能与京，同辈亦渐多零落，海内文人，奉为圭臬，亦固其所。尔时前代遗逸，伏处山林，诗社酒盟，风流标映，而侯方域、魏禧、汪琬以文雄，徐波、吴嘉纪、邢昉以诗著。康熙中叶，天下大定，文教修明，王士祯、朱彝尊两家则曰“南朱北王”，宋琬、施闰章两家则曰“南施北宋”。士祯再传而得长洲沈德潜，诗学称正宗焉。……乾隆时，钱塘袁枚以两家为拘迂，诗文均出以新意，海内之士，靡然从风，身后论定，鄙为伪体。

其中，明确提出了王士祯与沈德潜之间的学术传承关系，并且构成了“诗学正宗”，与正文内《钱谦益传》对于钱谦益和王士祯的书写形成联动，呈现了“钱谦益—王士祯—沈德潜”的发展脉络。

除缪荃孙《文学传序》，亦有马其昶《清史文苑传序》和作者未知的《清史稿文苑传序》。从全传目录来看，马其昶保留了钱谦益作为“清史文苑第一人”的身份，却并未在序言中提及钱谦益，亦无沈德潜，仅延续学界习称的“南朱北王”“南施北宋”说法，将王士祯与宋琬并举为北方诗学代表：

清有天下，文治迈隆前古，综其大要，可得而言。始明代王、李，盛言复古，绘章絺句，识者讥其伪体。虽以归有光之雅正，名位下莫能与抗。钟、谭论文，益务纤佻。至魏禧、侯朝宗、汪琬，始革其余席。……诗则北有宋琬、王士祯，南有施闰章、朱彝尊，主盟坛坫，并足名家。

《清史稿·文苑传》的序言则重在强调钱谦益在清初诗坛反拨明弊的意义，以及王士祯在康乾诗坛的地位，亦未提及沈德潜：

清代学术，超汉越宋。论者至欲特立“清学”之名，而文学并重，亦足于汉、唐、宋、明以外别树一宗，呜呼盛已！明末文衰甚矣！清运既兴，文气亦随之而一振。谦益归命，以诗文雄于时，足负起衰之责；而魏、侯、申、吴，山林遗逸，隐与推移，亦开风气之先。康、乾盛治，文教大昌。圣主贤臣，莫不以提倡文化为己任。师儒崛起，尤盛一时。自王、朱以及方、恽，各擅其胜。文运盛衰，实通世运。此当举其全体，若必执一人一地言之，转失之隘，岂定论哉？

因此，从上面三种不同的序言版本可知，尽管马其昶、《清史稿·文苑传》亦对钱谦益、王士祯的学术地位有所提及，但是论述相对简单概括，没有言明具体脉络关系的学术意愿。从历次序言来看，缪荃孙《文学传》对于“钱谦益—王士祯—沈德潜”的脉络书写显得更为独特可贵。

二、《钱谦益传》与清初诗学国史形象

受此前国史馆纂修安排影响，清初诗学，尤其是顺康朝诗学史，被分裂成两部分：《钦定国史文苑传》主要书写乾、嘉以前，《续文苑底稿》则关注之后。因此长期以来，清初诗学形象的整体感不强，缺乏明确脉络架构。清史馆开馆后，缪荃孙得以依托《文学传》，在整合上述二书的基础上书写官方清代文学史，弥补其中不足。其中，钱谦益是《文学传》塑造的清初诗学领袖，其诗学形象对于顺康朝诗学史的定位有重要意义。

钱谦益及其诗文成就是当今学界关注重点，蒋寅《清代诗学史》的观点代表了学界主流对钱谦益诗学特质的认知方式：钱谦益提倡宋元诗，颠覆明末“诗必盛唐”的主张，引领了清诗祧唐宗宋的风气，导扬学人诗风尚。邓菀莛则利用《文苑传》相关档案，以钱谦益为例关注清史《文苑传》的诗学史书写，其中钱谦益自身诗学层面的探讨尤为充分深入。学术界对于钱谦益研究已有相当成果，然而以清史档案为中心，尚有可以深入的研究空间。

（一）清初诗学对明末诗学弊端的反拨

《文学传》对于钱谦益文学成就的书写建立在反拨前朝弊端的基础上。明代末年，诗学中复古模拟的风气盛行，缪荃孙《文学传序》批驳了前后七子及公安、竟陵派，点明王世贞、李攀龙等人复古所造成的恶劣风气，公安、竟陵派甚至等而下之，形成了明末诗学不堪入目的颓势。如此背景下，“谦益起而力振之”，作为清初诗学的领袖，具有“诗文鸣世，清初称最”的学界地位，拨乱反正，超越前代，扭转了前后七子拟古伪体和公安竟陵小家狭隘的颓势，起振了清代的新声，为清代文学史整体的走势奠定基调。

许多活跃于顺康时期的诗人都有着回应明末诗坛遗留弊端的自觉意识，钱谦益是其中的代表。朱彝尊“又尝慨明诗自万历后作者散而无统，作《明诗综》百卷”，对明代诗学进行收束总结；查慎行“盖自明人喜称唐诗，清初嫌其窠臼渐深，往往厌而学宋，粗直之疾生焉，得宋人之长而不染其弊，于慎行屈一指云”，学宋诗以超越前明。与钱谦益同时反拨明末学术不昌情状的，亦有侯方域及王猷定、陈宏绪、徐士溥、欧阳斌元等人，侯方域等人在古文方面有所提振，可独开风气，自成一家。此外，汪琬亦对清初古文风气还醇，摆脱明末衰势有所贡献。

（二）破除门户、唐宋调和的国史诗学形象

诗学精神的寻觅深受学人关心，在明代“诗必盛唐”的情况下尤甚。宗唐还是宗宋，一直是诗学界争论不休的话题。今日学术界多认为钱谦益是宋元诗的提倡者，尽管他的后学中呈现了对于中晚唐诗歌的好尚，且当时所谓对宋元诗的推崇具有打着宋诗旗号传承唐诗精神的“嫌疑”，但是钱谦益仍打破了明代的复古主张，他的提倡使得苏轼、陆游诗流行于清初，因此钱谦益的形象与宋诗密不可分。

然而，百年前的清代国史却有另一种说法：钱谦益的诗学调和唐宋。《文学传》称“其于唐宋诸家不沾沾规拟，而能并有其胜”，既回应了明末清初的诗学主张，又使得钱谦益跳出了唐宋之争的龃龉，呈现了一种兼具二者优势、超越其上的诗学特质，是一种中正圆融、打破门户之见的态度。在明代追逐盛唐诗的背景下，《文学传》称钱谦益调和唐宋，实际上已经突出了他倡导宋元诗的功绩，开启了清初诗学宗宋的风潮。

学人诗是清代学术的重要特色之一，在国史中被关注，而钱谦益正是这一风尚的倡导者，《钱谦益传》中多有论述。钱谦益诗文兼长，皆出于学：“经经纬史，朝典国故，无不淹贯，实能为有体有用之文，诗则力厚思沉，味浓色丽。”在清人推崇的考据等学术方面，对于后来推崇经学的学人有深厚影响：“阎若璩论考据、论文字，无不极推谦益。”基于深厚学术功底而成的诗歌，不仅在力道、思想上有深厚沉淀，更在审美层面上有过人之处，同时亦离不开钱谦益的才气。在“才”与“学”这两个于文学而言至关重要的品质上，《文学传》强调其二者兼优，无论“诗关乎才”抑或“诗关乎学”，钱谦益都是首屈一指的大家，可以有机地将二者结合。

（三）《钱谦益传》为代表的贰臣政治身份在《文学传》中的考量

政治身份是国史记载衡量的重要因素。今日文学史研究有关钱谦益的定位，既承认他文学成就贡献、清初文坛领袖的事实，又关注他政治道德瑕疵对于文学成就的限制。当今学术界的研究成果，明确体现了钱谦益政治身份与文学成就之间的张力。

政治立场与学术造诣的矛盾，国史馆时期便是纂修的重要问题之一。顺康时期文人立场纷杂，国史馆《文苑传》侧重于记载政治清白的文人，政治态度暧昧不清的则进入《贰臣传》等体系。清史馆开馆后，取消类传《贰臣传》，《文学传》得以将顺康朝诗学史叙述向前推进，弥补明末清初诗人群体的空白，重新探索清诗的起点。《文学传》重新定义了顺康朝诗学史的范围和代表人物，对于顺康朝诗学史有体系性的重构。

《文学传》有意识地增加明末清初“遗民诗人”的分量。钱谦益这一诗学开端的观念的提出，改变了《文苑传》体系中清初诗学的格局。而《钱谦益传》的意义不仅在于钱谦益本身，作为清初诗学的高峰，钱谦益的抬升不是孤立的，而是与同时代的众多贰臣诗人、遗民诗人一道，使明末诗学和顺康朝诗学串联，此写法在《文学传序》中亦有体现。《文学传》称钱谦益“虽人品不无可议，而诗文自足千古”，构成了国史对于钱谦益评价的核心观点：一定程度上突破了政治立场对于文学成就的限制，既承认钱谦益人品的不足，又强调其文学成就贡献。

钱谦益进入《文苑传》体系前，国史馆曾为他在《贰臣传》中立传。事实上，钱谦益的贰臣形象较他的文坛领袖地位而言更为世人熟知。明末清初的士人，常被清代帝王作为树立道德过程中的反面典型加以攻讦，其中尤以权力大官阶高、学术影响力广的钱谦益为最。据学者统计，《清高宗实录》中批判钱谦益的谕旨共有19道，乾隆四十一年（1776）命国史馆将钱谦益收入明季《贰臣传》中，乾隆四十三年（1778）将贰臣分差等，钱谦益居于末流，乾隆四十六年（1781）将钱谦益列入《贰臣传》乙编，乾隆五十四年（1789）令钱谦益等不立传，仅立表。乾隆帝对钱谦益及其文字的禁毁时间跨度大，涉及方面广，可见批判之坚决，代表性地体现着乾隆帝对贰臣的态度与思考。

与钱谦益并称“江左三大家”的龚鼎孳、吴伟业，亦皆在清史馆内由《贰臣传》移至《文学传》。龚鼎孳附于《钱谦益传》，吴伟业则立专传，仅次于钱谦益之后，由曹溶附之。钱、龚、吴、曹四人，是《文学传》中仅有的四位明代进士，年辈长、资历老，对清初诗学影响甚深。康熙年间，顾有孝曾辑《江左三大家诗钞》以收录钱谦益、吴伟业、龚鼎孳诗歌，“江左三大家”之称号彼时便已有之。《文学传》对于吴伟业诗学的定位，侧重经史学术积淀，强调其“炳爠铿鍧，足以追配古人，而虚怀推分，不务标榜，尤人所难”，不仅有极高的文学成就，道德性格亦可圈可点。龚鼎孳“爱才若渴，后生英俊，一言之合，立相汲引”，其人对于朱彝尊、陈维崧、傅山、阎尔梅、徐釚等均有提携，“自钱谦益殁后，海内人望以鼎孳为归依，怜才爱士之名，至今犹啧啧人口”，龚鼎孳堪为钱谦益之后，诗文坛中另一核心领衔人物。

有关乾隆帝禁毁公案，《文学传》在《钱谦益传》的结尾记叙了禁令的后续结果：“乾隆三十四年，封旨销毁，然藏于乡曲、流入海外者，传本不绝。”这一视角立足于与官方相对应的民间，亦彰显了文字狱背景下钱氏作品难以切断的传播蔓延，恰恰证明钱谦益诗文贡献影响深远。尽管事实上钱谦益的诗文仍旧流传，但是对于他的正面评价直至晚清民初才得以恢复重建。将《文学传》的书写置于此脉络上视之，便可发掘其在学术史上对于“钱谦益形象”的重要作用。

对于钱谦益的再认知，并非《文学传》纂修官缪荃孙一家之言，而是时代舆论的整体转向。在诸如《訄书》《民报》《申报》《国粹学报》等书籍报刊阵地，“钱谦益形象”的政治意义正被赋予新的内蕴而苏醒，受朝代变革、中学转型、民族矛盾、思想冲突的诸多因素牵扯，文学成就的定义被纯化，臣子的道德价值被重构，时代思潮不可避免地对史官的书写方式造成影响。

尽管钱谦益的舆论、形象在清亡后发生变化，然而其“贰臣”身份确是事实，史官在国史馆基础上纂修，不可擅自篡改。《文学传》并未回避其政治立场问题，事功相关表述均直接转引自国史馆《贰臣传》（该版本为刊行《清史列传·贰臣传》底稿），即乾隆帝所言之“若与洪承畴等同列贰臣传，不示差等，又何以昭彰瘅？钱谦益应列入乙编，俾斧钺凛然，合于春秋之义焉”。二者内容完全一致，仅有些微表述细节差距。《贰臣传》论“充修明史副总裁”，《文学传》增添了“冯铨以正总裁主其事，谦益无以自见”一句，阐释其告病归家之因。抽录《贰臣传》文字时，缪荃孙并未引用刻薄严厉的诋毁文字，而是采用其中事实叙述部分；又在后续文学成就的评论中，赋予钱谦益新的定位。

三、《沈德潜传》与乾隆朝诗学国史形象

乾隆朝诗学是清代诗学史重要板块之一。蒋寅《清代诗学史》便以“学问与性情”为主旨，概述乾隆时期诗学的主要特质，为乾隆朝诗学史单独列卷，视为独立完整的阶段加以研究。《文学传》为沈德潜塑造的诗学形象关系到官修史学对于“正宗”的定义，与本文探讨的“钱谦益—王士祯—沈德潜”诗学正宗传承脉络息息相关。

缪荃孙《文学传》对于完善乾隆朝诗学史书写的贡献极大，为乾隆朝重要诗人沈德潜在《文苑传》系统中立了首个正传，确立了乾隆朝诗学的主线，是《文学传》在“认识”层面上做出的一次重要调整。此前，乾隆朝诗学史的表述分列于《钦定国史文苑传》和《续文苑底稿》中，与顺康朝诗学史情况类似，不成完整体系。《沈德潜传》值得被专门讨论，不仅因为沈德潜本身在清代诗学史中的重要地位，更是因为直至第六次稿《文学传》，沈德潜才被作为正传传主写入清史《文苑传》体系之中，且传世《清史稿》中沈德潜不再列于《文苑传》。

（一）政治正宗，御用诗臣

沈德潜诗学具备“正宗”的特质。今人评价沈德潜诗学，多以雅正、正宗称之。蒋寅引用乾隆帝曾称沈德潜“一则曰学有本原，一则曰道存风雅”说法，解读称“道存风雅是伦理品格之善（诗教），学有本原则是艺术趣味之正（格调）”，极好地概括了沈德潜的“正宗”之所在。

然而，在代表国朝官方立场褒奖文人的《文苑传》中被称为“正宗”，沈德潜诗学便具备不同寻常的意味。这样是被誉为国朝典范的“正宗”，符合统治者希望弘扬的意旨，具有不可替代的政治价值。“正宗”亦与《文学传序》中王士祯、沈德潜的诗学脉络相关，需要将其置于清代诗学整体中考量。对沈德潜的定位不仅与乾隆帝个人好尚相关，更涉及古典诗学背后所蕴含的精神教化价值，与王朝引为治术的儒家思想密不可分。

《文苑传》体系的众多传记均对天子与文人之间的互动有重点记载。清代帝王重视文学，乾隆帝更是将右文的倾向推至前所未有的高度，这是学界研究者的共识。在这样鲜明的纂修传统下，《沈德潜传》仍然可以因记载天子与文人互动之多、关系之密切而跃然出众，对此方面的侧重可见一斑。

《沈德潜传》处处可见乾隆帝色彩。乾隆帝知晓沈德潜及其诗学，在沈氏晚达登科前便已开始。沈德潜科举道路坎坷，在有清一代文人中亦属罕见：“年二十二，补诸生，十七试不遇。乾隆元年试鸿博，复不遇。四年，成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在沈德潜终于如愿进入朝堂时，他的诗名已为乾隆帝所知：“高宗尝于《南邦黎献集》中见其诗，赏之，谓张廷玉曰：‘沈德潜老名士。’”此时，沈德潜已经完成了《唐诗别裁集》《古诗源》《明诗别裁集》等选本的编辑，早已成为诗坛一位卓有名望的巨手，与钱陈群并为大老，为海内诗家推尊景仰。乾隆帝对他的称赏与恩遇，便在这一背景下展开，二人之间“以诗始，以诗终”。

仅从《文学传》中记载乾隆帝为沈德潜赐诗、赐匾额的频率，以及其中称赏定位的高度，便可以看出沈德潜作为“御用诗歌侍臣”所享有的恩宠。这样的恩遇，唯有符合王朝“正宗”设想、宣扬温柔敦厚诗教的“正统”诗人才能拥有。对于康熙帝而言，是王士祯；而对于乾隆帝而言，便是沈德潜。《沈德潜传》正传传文均在解读《文学传序》中“诗学称正宗焉”的内涵，将“正宗”背后发生的事件剖析开来，还原了一位“天子门生”的完整形象，描绘了帝王脑海里“诗坛耆硕”应有的面貌。事实上，在受到传统儒家思想熏陶，以忠君济民为指归的传统文人心目中，天子的首肯和国史的表彰本身便具有着导向性的价值，史官在编修史书时，也必然受到这种态度的影响。

沈德潜被推为乾隆朝诗坛正宗，究竟是否过誉，不同学人有不同的看法。然而，官修史书《文学传》将沈德潜拔擢置于超越乾隆一朝整体的地位，本身便说明许多问题。这是一次重要的、具有政治色彩的表彰，更是一次蕴含学术眼光的书写，对文学史领域有着不容忽视的意义。

（二）文学正宗，中正和平

《沈德潜传》对于其诗学风格的定位亦值得关注，其中“中正和平”四个字概括最为妥帖。沈德潜诗学温柔敦厚，不高不奇，不失不偏，在平熟之中寻找到了一条稳妥的道路，可供学人模仿学习，唯有如此端正雅重的诗学，方可代表乾隆朝的“正宗”。同时，沈德潜的诗歌中饱含着浓厚的经世情怀，体察民情，言之有物，弘扬诗教，强调诗歌的教化意义，发扬了诗歌的现实价值，正如袁枚撰神道碑中“格君心受主知”的说法，必然得到帝王的认可和王朝的推崇。传文中引用张维屏《听松庐诗话》及袁枚撰神道碑文字，对沈德潜诗学有明确的说解：

论诗及所选别裁诸集，自好高爱奇者观之，或有嫌其近平熟者，抑知好高爱奇，或出于独嗜而失之偏，或暂足惊人而不能久。平心而论，究不若德潜所见，出于中正和平，使学者有轨辙可循，而流弊尚少也。晚达，受殊眷，而不干进，不希风旨。下直萧然，绳扉皂绨，如训蒙叟，其所奏进诸诗，陈善纳忠，往往能继古泂酌卷阿之作，于闾阎息耗，四方水旱，归本辰居，责成牧守，补救之实，壹见于诗，反覆尽意，不苟为虚美，所以格君心受主知者，固有在矣。

“格调说”这一传统概念常被使用以概述沈德潜诗学，事实上，学界已经指出，“格调说”的说法不是出自于沈德潜本人，而是后人的总结，沈德潜本人提到“格调”的频次极为有限，尤其与袁枚对“性灵”的推崇相比，沈德潜对“格调”的“忽略”便更为明显。《文学传》对“格调”二字亦只字未提，并无立“格调派”之意，仅叙述沈德潜的诗学特质，并且记载其传人而已。

《沈德潜传》除正传传主沈德潜外，另有附传四人，分别为张鹏翀、曹仁虎、吴泰来和黄文莲。其中，张鹏翀、曹仁虎进入《文苑传》体系的时间早于沈德潜，《钦定国史文苑传》中立有《张鹏翀传》正传，曹仁虎则在《续文苑底稿》中作为严长明的附传人物出现。《文学传》基于上述既有传记，新增了吴泰来和黄文莲两位附传人物，丰满了沈德潜诗学传承的羽翼。《文学传》对沈德潜及其附传人物的关系有所说明，此句无双行夹注说明出处，应系纂修官缪荃孙独创，置于传文过渡之处，以贯穿全传：

德潜提倡诗学，门下士王鸣盛、王昶、钱大昕、曹仁虎、赵文哲、吴泰来、黄文莲，俱以文章气节重天下，德潜汇刻吴中七子诗。鸣盛、昶、大昕、文哲，自有传。

《文学传》在组织附传人物的传文时，将不同传记之间的内容进行了重新调整，以更好地呈现沈德潜的诗学脉络。最初的《张鹏翀传》中，附有对比张、沈二人诗学的一句，“明年，召内阁学士沈德潜对便殿，论诗，上曰：‘尔诗以风格胜，然不如张鹏翀敏捷。’咨嗟久之。其身后犹仰邀天眷如此”，是《钦定国史文苑传》中对沈德潜诗学仅有的表述，殊为珍贵。《文学传》中，这段话被移到了《沈德潜传》，称：“尝召对论历代诗源流升降，上曰：‘张鹏翀才捷于汝，汝风格固自胜之。’”由双行夹注可知，《文学传》此句引自李元度《国朝先正事略》，而在《钦定国史文苑传》中，类似的内容则出自郑方坤《南华诗钞小传》。此外，《张鹏翀传》纂辑时的参考文献包括沈德潜《南华张先生行状》，编修过程中参考沈德潜对张鹏翀的评价，是纂修官以官修史书之笔对于二人之间关系的认可。此类诗坛重要文人之间的互动，凸显了沈德潜的文学地位。

《文学传》对于沈德潜诗学风格的总结颇为精准，今人对沈氏诗学的理解，除了研究推进得更加细致深入外，基本未跃出这一“中正和平”的评价体系：“沈德潜诗学的基本宗旨，概而言之就是，在诗的功能论上强调载道致用，在美学特征上要求温柔敦厚，在艺术表现上崇尚比兴含蓄。”百年前《文学传》中的《沈德潜传》早早便有了类似的总结，但因文本并未被采用，未能流传开来，学术影响有限。

《文学传》的乾隆朝诗学史体系中，沈德潜无疑是最为重要的一位诗人。他作为“诗学正宗”，承担了承继康熙朝诗坛领袖王士祯身份的重要任务，成为乾隆朝诗学的高峰；他深受乾隆帝欣赏，诗学脱离了普通学人的趣味，上升到了“御用诗臣”的高度；沈德潜诗学中的醇厚温柔更是契合了诗教的诉求，反映的是王朝所标榜的诗学好尚。作为古典诗学“最后”的宗师，沈德潜的诗学“正是以唐诗为典范的古典诗歌美学体系及其所依托的诗学传统的最后完成及终结”，在清代诗学史乃至整体诗歌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四、“钱谦益—王士祯—沈德潜”的诗学正宗脉络

缪荃孙在《文学传》中塑造了“钱谦益—王士祯—沈德潜”的诗学正宗发展脉络，以三人为顺治、康熙、乾隆时期的典范代表。在传记正文中，对彼此间的传承关系有更为详尽的说解。帝王对于文人的首肯、文人自身的文学成就以及在士林当中的学术号召力，均是三人成为《文学传》书写高峰的原因。这一诗学脉络贯穿清代前中期，《文学传》中许多其他传记的叙述亦围绕此展开。其说法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一）钱谦益与王士祯的传承

顺康年间，钱谦益在诗坛中有着承前启后的结构性意义。“领袖”一词，不仅表达钱谦益高超的诗学造诣，更强调其在士林文人中的领导力与号召力，这在缪荃孙将其置于“清史文苑第一人”的写法中可见一斑。作为清代诗学脉络的开端，钱谦益当之无愧。

钱谦益与王士祯之间的传承，是清代诗学脉络正统的重要构成。《钱谦益传》除了叙述钱氏的事功以外，更记载了钱谦益与王士祯的交往经过：“王士祯到江南，年止二十八岁，呈诗一卷，谦益欣然为之序，又赠长句‘骐骥奋蹴踏，万马喑不骄。勿以独角麟，俪彼万牛毛’，所以题拂而扬诩之者，无所不至，士祯感之，至老不衰。”

作为康熙诗坛的中坚力量，《文学传》中不乏对于王士祯提携他人的描写，而其被提携的经历则屈指可数。王士祯，顺治十五年（1658）进士，官至刑部尚书，小钱谦益五十二岁，是康熙朝诗坛的领衔人物。王士祯二十八岁时，钱谦益年已八十，距离下世仅有两年。钱谦益对于青年王士祯的称扬，是顺康朝诗学史中的重要事件之一。缪荃孙特意将此事记入《钱谦益传》，将两座清初诗学的高峰相联结，形成了一条由钱谦益传至王士祯的重要脉络，贯穿了顺康朝诗学史。钱谦益对王士祯的提携，为今日学界熟悉：“钱谦益为年轻的后辈王士祯撰诗序及《古诗赠王贻上》，许其与己代兴，俨然付之传法衣钵，后人也将两人的代兴视为清代文学史展开的一个阶段性标志。”这一观点，在民国初年的《文学传》中，实际上已有发端。

钱谦益是江南诗人代表，王士祯的诗学传承亦与江南联结密切。《文学传》中，《汪懋麟传》增加了“诗受业于王士祯，而才气纵横，视士祯为别格”的表述，强调了其与王士祯的师承关系，凸显了江都诗学与王士祯之间的联结。从地域性的诗学发展来看，钱谦益与王士祯之间亦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二）王士祯与沈德潜的传承

王士祯在《文苑传》体系中无正传，其与沈德潜之间的传承关系在序言中实现。除此以外，在《沈德潜传》中，亦有王士祯将其作为叶燮传人的首肯：“德潜少学诗于吴江叶燮，叶居横山，故王士祯云：‘横山门下，尚有诗人。’德潜知己之感，终身不忘。”点明前后辈之间的赏拔关系。

作为乾隆朝的代表性诗人，王士祯、沈德潜、袁枚等历来受到文学史研究者关注。《文学传序》对于乾隆朝诗学有提纲挈领的归纳总结，纂修官缪荃孙将乾隆朝的诗文合并论述，以沈德潜、方苞、袁枚三人为线索，贯穿乾隆朝始终。其中“士祯再传而得长洲沈德潜，诗学称正宗焉”一句最为关键，是理解《文学传》对乾隆朝诗学史书写方式的重要线索：王、沈代兴，沈德潜被确立为乾隆朝诗学正宗。

王士祯和沈德潜之间的传承关系其来有自。沈德潜在世时便被认为可以成为王士祯之后的诗坛盟主，二人分别被康熙帝和乾隆帝视为国朝诗人正宗典范，均可以被视为王朝的“诗学符号”，分别代表康乾两朝的理想与典范，象征着最高的诗学成就。有清一代，学界对“王士祯—沈德潜”的传承关系并不陌生。《文学传》将王士祯与沈德潜之间的传承关系以官修史书的名义确立，与私家立论不同，是正统观念下带有表彰色彩的首肯，是追求“三不朽”的传统文人所引以为豪的荣耀，更承担了奠定王朝诗学价值取向的政治意义，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学术文本。

二人之间存在何种“再传”关系，亦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有关沈德潜的师承学脉，学界多有研究，蒋寅有精炼总结：“（沈德潜）的青年时代，有三个人物的影响特别值得注意，他们分别是叶燮、许廷鑅和王士祯——一为师，一为友，一为精神偶像”，而“除了继承老师叶燮之说，沈德潜在诗学上主要取法于王渔洋”。显然，若从严格的师承关系来看，王士祯与沈德潜之间并无直接的诗学传授关系，虽然沈德潜的确深受王士祯影响，但是仍应被视为叶燮的传人。然而沈德潜自期甚高，且成就颇丰，诸生时即已具备相应的学术影响力，自然回应的是诗坛最为核心关键的问题，将对标的目光投射到康熙朝诗坛宗主王士祯的身上，并因此深受时人称道推尊。同时，沈德潜晚年仕途显达，深得乾隆帝荣宠，更高的社会地位赋予其更强的学术话语权。

《文学传序》强调的应是诗坛地位层面的“再传”。王士祯与沈德潜分别是康熙、乾隆两朝的代表，尽管二人之间并无“再传”的真实师承，而是与“私淑”更接近，但若从官修史书书写的立场来理解，《文学传》实际是将康熙朝与乾隆朝的两座诗学高峰相连，使得康熙的文教昌明与乾隆的文治武功之间具有传承性，凸显了国朝文坛盛景一脉相承、代不乏人的鼎盛态势，饱含政治深意。

后世熟悉的《清史稿》中，沈德潜与王士祯皆因官品较高而位列大臣专传，并未以诗人的身份被记载。于文人是幸事，然而对于文学史而言不免遗憾。因此，若要完整地理解清代官修史书对于乾隆朝诗学史的书写方式，缪荃孙《文学传》中的《沈德潜传》便具有不可替代的文本价值。

（三）沈德潜的真实师承关系

《文学传》对沈德潜的文学史定位，前文已有详尽解读。其中，有关沈德潜传承叶燮诗脉、选定多种诗歌别裁集并影响学界诗学走向的说法，得到了《清史稿》的继承。而叙及王士祯对沈德潜的知遇之恩则是《文学传》独有的，与《文学传序》中“士祯再传而得长洲沈德潜”的说法形成呼应，《清史稿》中的《沈德潜传》则未提及此一关联。

叶燮对乾隆朝诗学史影响深远，沈德潜和袁枚均对他的诗学有所传承。沈德潜师从叶燮，然而取径不同，走上了宗盛唐的道路。叶燮进入《文苑传》体系的时间较早，《钦定国史文苑传》中便有专传。他的传文内容及诗学定位亦较为稳定，在历次纂修工作中无甚调整，《文学传》的表述基本延续了初稿《钦定国史文苑传》的内容：

（叶）绍袁授以《楚辞》，即能成诵。长工文，喜吟咏。……燮言诗，以杜甫、韩愈为宗，陈见俗障，埽而空之。……寓吴时，以吴中称诗，多猎范陆之皮毛，而遗其实，遂著《原诗内外篇》，力破其非，吴人士始而訾謷，久乃更从其说。刑部尚书王士祯称燮诗古文，镕铸往昔，有独立起衰之褒。所著有《已畦文集》十卷，《诗集》十卷，《原诗》四卷，《残余》一卷。

叶燮卓有家学，推崇杜甫、韩愈，因对于吴中未得宋诗真意的风气不满，著有《原诗》，影响深远。同时，叶燮的诗歌和古文亦受到王士祯的高度称赏。尽管沈德潜诗学后来衍生出了与乃师有别的风格，但是叶燮诗学体系中的许多理论对于沈德潜影响颇深，是探讨沈德潜诗学的基础。

五、正宗脉络以外的乾隆朝诗学史

论及乾隆朝诗学史，今人多将沈德潜“格调说”、袁枚“性灵说”及翁方纲“肌理说”共同标举，三者虽然时序前后有别，且名称的形成年代、学说的传播广度亦不相同，然而均为乾隆朝的诗学高峰，具有其余学派望尘莫及的影响力。《文学传》未提及“格调说”的专门称呼，但是对于袁枚有相应处理方式，构成凸显乾隆朝诗学史整体面貌的重要写法，形成了“钱谦益—王士祯—沈德潜”诗学正宗脉络的另面。

（一）袁枚地位的下降

今日学术史研究中，常将沈德潜与袁枚并列，视为乾隆朝最为重要的两位诗人。对二人的学术史评价，百年来不断发生变化。袁枚诗学及性灵派在20世纪末起被广泛重视，代表今人诗学认知的一般态度，近年来有学者认为此态度有高估嫌疑。性灵派受到的关注、获得的评价，与晚清民初的境遇截然不同。在此基础上，回归清史馆时期的学术界，发掘国史以及同为学坛中人的缪荃孙对于沈德潜和袁枚的态度，具有重要的学术史与思想史价值。

袁枚是与沈德潜并称的乾隆朝诗学大家。袁枚的诗文以“新”著称，并在当时形成了一股诗学潮流。《文学传序》认为，袁枚的诗文双绝是建立在对沈德潜的诗和方苞的文的不满之上的，认为二家“拘迂”，因此在“新意”方面予以反拨。然而袁枚及其风尚在后来被鄙为“伪体”，与沈德潜的“正宗”形成了鲜明对比。《文学传序》虽然没有直接点出袁枚所推崇的“性灵”一派，但是却强调了其诗学的特质，且这种特质切中了袁枚与沈德潜之间的重要区别。两人之间的张力，实际上构成了乾隆朝诗学争鸣繁盛的体现，袁枚富含“新意”、前所未有的诗学在海内形成了时尚，构成乾隆朝诗学的一支重要势力。《文学传序》对于袁枚的诗学存在负面表达，较前稿而言，评价定位有所回调。

袁枚与性灵派在此前《续文苑底稿》中被写入《文苑传》体系。《文学传》的乾隆朝诗学书写在《续文苑底稿》基础上形成。沈德潜诗学雅正，符合“政治性”审美的要求。对沈德潜诗学特点的概括，百年以来一以贯之。官修史书视角下，与沈德潜相较，袁枚的诗学便不免落入“俚俗”之列。《文学传》降低对袁枚的评价，一定程度上贬抑其诗学，与地位提升的《沈德潜传》构成了互文的书写结构，重新塑造乾隆朝诗学的形象。

缪荃孙对袁枚的书写建立在充分了解的基础上。缪荃孙对待袁枚诗学，存在着态度上的前后变化。根据缪荃孙自述，咸丰十一年（1861），即十八岁时，他“（因常州陷）寓淮安，无力从师，自携随园诗话、吴会英才集、洪黄两家诗文选，辄仿为之”。又在同治二年（1863），即二十岁时，“席上晤杨慧生卫守备负博雅名，诗文卓然成家，一见如旧识，并约至别墅谈二日，告以诗学源流专重明几社派而薄随园”。二十岁前后，袁枚是缪荃孙诗歌学习的重要对象，而后来他的态度又有转变，这奠定了缪荃孙对袁枚诗学熟稔的基础，也蕴含着浓厚的学术感情。

沈德潜与袁枚的交往，在传文中有所体现。双行夹注记载了传文原本的出处，《沈德潜传》中，袁枚撰神道碑便是重要构成之一。作为《文学传》所标举的乾隆朝两大诗家，沈德潜身后，神道碑文内容由袁枚撰写，本身便说明了二人之间的交谊往来。袁枚诗主性灵，与沈德潜取径不同，身后各形成诗学流派。两人同于乾隆四年（1739）进士登科，不同的是，沈德潜当年已是六十七岁高龄，久享诗坛盛名，而袁枚年仅二十四岁，方以才名崭露头角。同年的交谊、相抗的诗学地位，《文学传》引证袁枚之语来书写沈德潜的成就，是为人信服的书写方式，也更进一步地加强了两家之间的关系。袁枚在《文学传》中的定位，与此前的《续文苑底稿》相较，有所下调。这样的修改方式，降低了“性灵”在《文学传》中的政治价值与学术价值，衬托提高了沈德潜“诗学正宗”的地位。

（二）翁方纲诗学地位的书写

探讨乾隆朝诗学脉络，翁方纲是不可忽视的重要文人。今人研究结论中，翁方纲诗学常被与王士祯、沈德潜、袁枚并列，称为清代四大流行诗说，蒋寅认为这夸大了翁方纲诗学的影响。这一观点有迹可循，在《文学传》对乾隆朝诗学史的定位中，翁方纲有缺席之嫌，其文学地位似不及沈德潜和袁枚。虽然翁氏官阶高，无需列传《文苑传》中，但他人传记中亦对他的地位无明确说明。

翁方纲在《清史稿》中的位置颇为尴尬，今日流通的《清史稿》版本中，翁方纲被写入《文苑传》中，与曾经被写入《文学传》，后来又移入《大臣列传》的沈德潜正好相反。这是清史馆内的一桩“乌龙”。事实上，官方主持下的《文苑传》纂修体系中，从未有过收录翁方纲传记的举动，而今人所见《清史稿·文苑传》中的《翁方纲传》，则是刊印时金梁“改窜”的手笔。根据国史类传采择标准，官至二品的翁方纲应位于《大臣列传》中，与王士祯等人享有“平起平坐”的地位。据记载，翁方纲由金梁增入《文苑传》，做法颇为时人诟詈：

“文苑传二”姚鼐传后补入朱筠、翁方纲传，朱、翁二人《清史稿》漏传，众皆知之，金梁闻而遂随意加入，殊不知漏传岂只二人，又不明《清史稿》乃公家所修之书，既已印行，私人翻印，无论“时宪志”之繁冗、朱翁传之缺漏，皆不能以私人妄行增删，此刊书之通例，若有考证补订，只可副记以说明之，乃金梁此常识俱无，而欲盗窃总阅自欺欺人，一经发覆能不靦颜乎？

翁方纲究竟为何缺载，仍需更进一步的探究。不过，即便翁方纲因官品高不应立传于《文苑传》体系中，史官仍可以用处理王士祯文学地位的类似方式，书写翁方纲的成就，例如，在序言中点明其学坛地位，或在他人传文中穿插记叙，都可以塑造文坛卓荦形象。事实上，缪荃孙《文学传》对翁方纲的记载却极其有限，仅记载弟子吴嵩梁、乐钧二人，与同时期的沈德潜、袁枚相比较，翁氏在乾隆朝诗学史中的地位更加难成抗手。如此布局，已经体现了官修史书对于翁方纲诗学的价值定位取向。

六、结语

缪荃孙《文学传》的编纂，是民国初年学界对于清代整体文学史的一次重要整理，其中对清代诗学正宗脉络的书写尤为关键，形成国史立场下的一种重要创见。本文立足于新修《钱谦益传》《沈德潜传》，分析相关诗学脉络的形成经过及其背后的学术观点。纂修官通过钱、王、沈三人学术形象的塑造，为顺康朝诗学、乾隆朝诗学的整体形象奠定基调，构成了清代诗学的基本面貌。

钱谦益从《贰臣传》进入《文苑传》体系，其诗学具有反拨明代诗学弊端、调和唐宋、发扬学人诗的文学价值；他是顺康朝诗学的领袖，与遗民诗人关系密切；结构上与后来的王士祯在脉络上有着承继关系，是国史树立的诗学正宗；钱谦益背后的江苏诗学团体更是一支重要的后劲。新增《沈德潜传》兼具政治性与文学性的双重价值，其诗学中蕴含的“正宗”与“正统”色彩得到国史不遗余力的推崇；沈德潜与康熙朝诗坛领袖王士祯构成“再传”关系，沈德潜成为代兴的“诗学正宗”，凸显了王朝诗学脉络延续发展的特质，绘制了文教兴盛的盛世图景；作为乾隆帝的诗学侍臣，乾隆帝与沈德潜的交往得到充分记载，文字数量规模之大在《文苑传》整体体系中亦属罕见；沈德潜的诗学具有中正和平、温柔敦厚的特性，关注经世价值，弘扬诗教典范，在乾隆朝诗坛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力。

此外，袁枚、翁方纲的诗学形象侧面塑造了乾隆朝诗学史结构。《文学传》一定程度上降低了袁枚的诗学地位，烘托沈德潜在乾隆朝诗坛中的正宗性；翁方纲并未在《文学传》中获得特殊强调，后来《清史稿·文苑传》对翁方纲一脉的诗学有所记载。清代官修史学中对于乾隆朝几位重要诗人的书写方式，对今日文学史研究有所启发。

作为清史《文苑传》体系中的第六次稿，《文学传》塑造了“钱谦益—王士祯—沈德潜”的清代诗学正宗脉络，对于其背后的文学意义说解深刻。然而，因后续纂修的调整，《钱谦益传》被移至第五位，《沈德潜传》被移至大臣列传中，官修史书文学观念的核心主旨发生变迁，《文学传》的学术观点埋没于故纸堆中，缪荃孙意图展现的诗学脉络未能传承，殊为可惜。事实上，《文学传》中展现的内涵，不仅对于今人理解清代诗学正统性具有重要价值，而且折射了民国年间史官修史时对于清代文学史的理解方式，在本体和认识层面，均具有不容忽视的学术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