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过去的两个月，人工智能行业又经历了一轮密集更新。GPT-6、Claude 5.5、Grok 4.7相继发布，国内的DeepSeek也推出了新一代模型。几乎每隔几天，就会有一家科技公司宣布，自己的AI在编程、推理或者处理复杂任务方面，又取得了新的突破。
当机器越来越擅长完成人类的工作，究竟还有什么是人所独有的？我们习惯用效率、产出、排名和数据衡量自己的价值，却很少追问，那些无法被计算的感受、记忆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究竟意味着什么。当AI不断拓展能力的边界，我们恰恰需要重新理解人的生命经验。
10月17日晚，第三届三联人文城市季“城市与我们：创造真实”年度分享在成都举行。六位来自哲学、人工智能、自然写作、社区实践与文学领域的嘉宾，从各自的经验出发，讨论了人与技术、自然、城市及他人之间的关系。
在这些讲述中，“真实”有着不同的面貌。它可能是一种能够安放生命的位置，一次身体与自然的相遇，一群陌生人重新成为邻居的过程，也可能发生在一个人终于愿意讲述、另一个人愿意停下来倾听的时刻。
以下内容根据六位嘉宾的演讲整理、编辑。
01.
智能时代，我们还会被世界触动吗？
王小伟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
人工智能治理研究院研究员
亚里士多德曾经说过一句话：“每一种物体都自然地趋向它适宜的位置，并在那里停留。”
我们生活在牛顿物理学塑造的常识里，觉得物体可以随意移动，位置本身没有特别的意义。但亚里士多德认为，位置是有意义的。比如在成都的十平方米，我可能是一位演讲者；在北京的十平方米，我是一个孩子的父亲；在休斯敦的十平方米，我可能是一位访问学者。我的角色和生活的意义，都与所处的位置有关。
今天的人，有没有一个能够安放自己的位置？在那个地方，我们不需要不停地移动、奔跑，可以安住于此。“诗意地栖居”，并不意味着一定要回到乡村，而是人的生命能够自由展开，不必被完全计划和规范。一个城市如果拥有足够的空间，让人感到生命可以展开，它同样具有某种田园性。
可是，今天的都市生活正在发生一种变化。我们每个人手里都握着手机，即使走在街上，眼睛也常常盯着屏幕。仿佛在手机背后，有一个比眼前的世界更有意义、更能安放我们的位置。人的真实位置，似乎越来越多地储存在服务器里，而不在真实的世界当中。
我把这种状态称为人的“符码化”。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人工智能治理研究院研究员王小伟在现场分享
进入小区，你需要刷脸，小区认识的是你的面部特征；进入单位，你是一个工号，需要通过指纹识别；使用App，需要声纹验证；在消费平台上，你是一组可以被识别、预测的数字人格；到了工作场合，你又变成了KPI。
在这样的社会中，我们不断被记录、比较、测量。你今年比去年完成了多少工作？消费账单增加了多少？孩子考了多少分？你去过多少座城市？符码很容易找到自己的位置，因为它的位置就是被计算。但是，人作为丰富的生命，却可能越来越不被看见。
更重要的是，这种符码化让人感受到深度的被动。今天的推荐算法不仅知道你喜欢什么，还会根据与你相似的人群，预测你接下来可能喜欢什么。你的手指在屏幕上滑动，平台却可能比你自己更清楚，怎样让你成为一个更好的消费者。
在短视频平台，你被调动为围观者，注意力转化为流量；在单位，你被要求成为一个高能量的生产者。哪怕你本来是一个内向、敏感的人，也必须表现得善于征服、控制，不断拿到更大的结果。长此以往，人作为符码的位置，与人作为生命的位置之间，就产生了强烈的张力。我们生活在城市里，却感到悬浮，感到一种弥散的倦怠。
但人首先是生命，而生命是身体性的。我们是有限的存在者，正因为生命有限，才会珍惜一次相处、一个下午、一次离别。生命也是关系性的。我们害怕孤独，希望自己被看见，而不只是被当作工具使用。生命还是历史性的。我们的感受、记忆、审美和观念，都来自具体的成长经历与生活环境。
在王小伟看来，照片里的孩子可以在周围的环境中完全放松，然而这样的孩子可能正在今天的城市里逐渐消失
图片来源：《你好小朋友》
摄影：秋山亮二
而生命与符码相比，还有一个最大的特点：生命是会被触动的。上世纪80年代，日本摄影家秋山亮二来到中国，拍摄了一组儿童照片，后来出版为《你好小朋友》。其中一张照片，我每次看到都会停下来。
照片里的孩子几乎一无所有，穿着最简单的衣服，却非常松弛、慵懒，毫无畏惧。他可以在周围的环境中完全放松，当感到开心的时候，就放肆地做自己。我常常觉得，这样的孩子可能正在今天的城市里逐渐消失。
那张照片让我看到了一种生命的位置感。孩子没有被各种指标定义，也不需要随时证明自己的价值。他与周围的世界有着直接而深刻的联系。生命可能只有在能够被触动的时候，才能真正繁荣。而符码，并不是生命的位置。
02.
有了AI，“眼高手低”还是缺点吗？
杨天润
AI创业者
Naughty Labs CEO
今年马年春节前后，大家可能看到过一个新闻：一个文科生带着一支AI军团，进入了GitHub一个开源项目的贡献榜前300名。那个文科生就是我。我学的是金融，过去做了七八年投行，去年才全职投入AI创业。今年2月，我成为OpenClaw“龙虾”的一名核心代码贡献者。
我想说的是，AI可能正在改变我们对于“优秀人才”的定义。过去的软件都是给人使用的，所以我们需要图形化界面，需要好看的按钮、清楚的操作流程。但如果未来操作软件的主体逐渐变成Agent，很多标准就会发生变化。Agent不需要漂亮的界面，它可以直接操作底层代码。过去的软件希望用户多点击、多停留，但对于Agent来说，点击越少、任务完成得越快，反而可能意味着效率越高。
AI 创业者、Naughty Labs CEO 杨天润在现场分享
同样的变化，也会发生在组织和人的能力评价上。过去，我们要完成一项复杂工作，需要不同专业的人组成团队。公司把每个人安排到相应的岗位，让一个丰富的人变成产品经理、设计师或者工程师。但今天，当AI可以承担越来越多具体工作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还需要按照过去的方式组织所有事情？
更重要的是，过去那些被视为缺点的特质，可能正在发生变化。比如“眼高手低”。过去，你有很多想法，却没有相应的执行能力，这当然是一个缺点。但今天，Agent可以成为你的手。一个眼高手低的人，完全可能因为AI而变成眼高手高的人。
在杨天润看来，AI时代尤为重要的是“高能动性”——保持好奇心，敢于想象，也有勇气把想法变成行动
图片来源：《人工智能》
我认为，未来特别重要的一种能力叫作High Agency，也就是“高能动性”。它至少包含三个方面：好奇心、想象力和勇气。
好奇心意味着，当一种新技术出现，你愿不愿意第一时间尝试。想象力意味着，你能否想象技术将如何改变世界，更重要的是，能否重新想象自己的能力边界。过去我们认为，文科生不应该写代码，理科生不擅长写文章。但这些界限正在被打破。还有勇气。我们在旧世界里生活得太久了，太习惯于遵守那些看起来无比正确的规则，以至于即使认识到变化已经发生，可能也未必有勇气走出原来的道路。
我希望AI能够让教育回归教育，让工作回归创造，让生活回到人真正想做的事情上。当工具不再是人的全部价值，我们或许才有机会成为更真实的自己。
03.
跟着一只鸟，看到“真实”的黄昏
任宁
自然写作者
观鸟人
作为一个观鸟人，我已经在中国看到了1000种以上的鸟。最近，我又成了一名自然写作者，出版了自己的第一本书。
经常有人问我，自然写作究竟应该忠于自然，还是忠于自己？有些读者觉得，自然文学应该像自然纪录片一样，叙述者最好退场，不要挡在读者与自然之间。但我的写作里有很多“我”：我的感受、记忆、身体，以及我看到自然时产生的联想。
自然写作者、观鸟人任宁在现场分享
直到第一次去西藏，我才逐渐想清楚这件事。那次旅行，我的目标是一种叫作藏马鸡的鸟。我从上海直接飞到拉萨，落地时就已经有些头痛、呼吸困难。但取完租车，我还是开往雄色寺，想在那里找到藏马鸡。
到了寺院，我遇见一位觉姆。我拿出照片问她，有没有见过这种鸟。她说：“有，有，有。”接着又说：“没有，没有。”原来，藏马鸡早晨会出来活动，而我到的时候已经接近黄昏。我很失望，但又不甘心，决定继续往山上走。
走着走着，一阵猛烈的头晕突然袭来。我只能弯下腰，双手撑住膝盖，眼睛里只剩下自己的脚尖。我打开手表，发现心率已经到了119，血氧饱和度是92%。我试着加压呼吸，继续往上走。心率升到126，血氧又降到90%。再过一会儿，手表记录的血氧最低值竟然到了75%。那时候，我终于停下来休息。
就在这时，身边的树丛里出现了一只花彩雀。这是一种颜色非常艳丽的鸟，雄鸟尤其漂亮。但在我眼里，它的羽色却暗淡得像一只普通麻雀。我突然想起，低氧环境可能会改变人的色彩感知。原来，我们的身体一直在无声地扭曲自己所见的世界。
任宁在西藏拍下的藏马鸡
那么，什么是真实？是我眼睛看到的花彩雀，还是照片里那只色彩鲜艳的花彩雀？就在我思考这件事的时候，抬头一看，发现一只藏马鸡正停在树上。原来，藏马鸡到了傍晚会飞到树上休息。因为我身体不适，停下来坐在一个很低的位置，才意外看到了它。
我之前在网上看到的藏马鸡照片，绝大多数都是它们在地面行走的样子。但那一天，我看到了一只在树上准备过夜的藏马鸡。如果我按照原来的计划一路寻找，可能反而看不到它。
所以我终于想明白，自然写作不必假装自己不存在。我所见的自然，永远包含着我的身体、记忆、经验，以及它们对世界的改变。不同的人在同一个地方，可能会看到完全不同的景象。甚至同一个人，在不同的身体状态下，也会看到不同的世界。
我希望写下的，就是那个时刻我所经历的一切：眼前的鸟，身体的难受，突然出现的联想，以及黄昏里那个意外的发现。那是一种具体的、独一无二的、AI无法取代的真实。
04.
美好生活的想象力
马寅
阿那亚创始人兼CEO
今天的我们，离美好人生真的更近了吗？如果从物质生活来说，答案可能是肯定的。但从内心的安定、情感的需求、精神生活，以及人与人之间友好而有益的互动来看，我们可能反而觉得越来越遥远。
社会学家项飙提出过“附近的消失”。今天，我们随时可以通过手机知道远方发生了什么，却未必认识住在隔壁的人。我们连接的信息越来越多，真正能够参与的生活却越来越少。
在马寅看来，精神生活应该成为一个社区的日常生活，而一个好的社区，应该让人的一生富有意义
图片来源：阿那亚
我从小在北京的胡同里长大。那时候，街坊邻里之间有着非常紧密的关系。但现在，我住在北京的一个社区里，楼上楼下住着谁，对门是做什么的，我其实完全不知道。这也是我们一直在阿那亚思考的问题：一个社区，除了提供房子，还应该提供什么？
美好生活不仅需要身体上的舒适，也需要情感上的安定和精神上的丰盛。一个好的社区，不应该只是一个睡觉的地方。人从楼上下来，左边有咖啡馆，右边有面包店，马路对面有书店、剧场和音乐厅。走出家门五分钟，就能看一场演出、听一次对话。精神生活应该成为社区的日常生活。
但比这些设施更重要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有位业主跟我讲过一件事。他妈妈年纪大了，有一次打电话抱怨：“你也不常回来，万一我身体出了问题，谁送我去医院？”他回答：“没关系，我能在半小时之内找到十个人，替我去家里送你到医院。”挂掉电话，他自己也在想，这十个人究竟是谁？想来想去，脑海里出现的全是阿那亚的邻居。我觉得，这才是社区特别重要的价值。
阿那亚创始人、CEO马寅在现场分享
社区也是离我们最近的公共生活。公共空间怎么使用，不同的人怎样相处，都需要大家一起讨论。比如，社区食堂能不能让民工来吃饭？这不应该只由物业公司决定，而应该让居民参与讨论，形成共识。
从“我在这里生活”到“我们一起生活”，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我还看到过一位朋友的朋友圈，他说阿那亚有很多“野孩子”。五六岁的孩子，一会儿出现在食堂，一会儿出现在街上，可以自由地跑来跑去。
这让我想到我们小时候，脖子上挂一把钥匙就能出门玩。如今在大城市里，这样的童年已经很少见了。为什么孩子能够自由活动？因为他们认识周围的人，也被周围的人认识。好的社区，最终应该让人的一生富有意义。
05.
从一间假办公室开始的社区行动
何志森
Mapping工作坊创始人
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副教授
2025年，我们受邀参加澳门国际艺术双年展，项目地点在新美安大厦。很多去澳门旅游的人，大概不会到这个地方。这里聚集着不少外国劳工，许多业主已经搬走，留下很多老人，公共设施长期缺乏维护。
2023年，澳门理工大学的学生沈佳璐和同学们曾在这里组织工作坊，认识了一位居民，叫冯娇雄，大家都叫她红姐。红姐长期默默照顾社区，却经常被邻居责骂多管闲事。
她总说：“如果这个地方有个业主会就好了。”但她自己也觉得，这件事根本不可能成功。我们就在想，既然双年展有经费，能不能用这笔钱帮助新美安成立业主会？
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副教授、Mapping工作坊创始人何志森在现场分享
我们在大厦六楼租了一套两室一厅的房子。我们觉得，要改变一个地方，首先得成为这里的居民。随后，又做了一块招牌挂在门口，上面写着“新美安大厦业主会办公室”。但这其实是一个假的办公室，因为业主会根本不存在。
没想到，招牌刚挂上去，就不断有居民过来投诉。大家似乎终于找到一个可以反映问题的地方。我们才意识到，居民真的需要这样一个空间。于是，我们决定以红姐的名义召集一次业主会议。我们给红姐设计海报、印名片，动员学生挨家挨户发传单。2025年5月17日，新美安召开了50年来的第一次业主会议。
那天来了20位业主，红姐被推选为筹建业主会的临时主席。但会上几乎所有人都在劝我们放弃。有人说：“半个世纪都成立不了的事，你们就不要浪费时间了！”有人说：“大部分业主早就搬走了，他们不会回来的。”
更现实的问题是，大厦很多地方已经严重损坏，却长期无人修缮。澳门政府有房屋修缮资助，但必须有业主会和业主签名，政府的钱才能进入这个社区。
第一次会议之后，红姐又组织了第二次、第三次会议，参加的人却越来越少。我们开始想，除了开会，这间假的办公室还能做什么？
从2025年7月开始，我们把这里变成照相馆、阅览室、早餐铺、放映厅，也举办各种社区活动。后来，这些活动与艺术创作共同构成了一个展览，叫作《照护的艺术》。
其中最有意思的，是红姐的理发店。红姐以前给孩子理过发，我们就让她在客厅里为居民免费理发。果然，很多人来了。但免费理发有一个条件：每个人必须从一张清单中任选三件事情去完成。这些事情，都是红姐过去多年里一直在做的照顾社区的小事。而且，红姐一边理发，一边跟居民讲成立业主会的重要性。有点像慢慢给他们“洗脑”。
渐渐地，这间房子变成了新美安的共享客厅。很多已经搬走的业主听说这里办了展览，也专门回来看看。红姐每天最开心的事情，就是告诉我们：“我今天又加了几个业主的微信。”过去互不认识的人，开始重新建立联系。
2026年1月15日，新美安大厦终于召开了业主会成立大会。那天，42位业主到场，加上收集到的授权书，共有61位业主参与签名。半个世纪以来一直没有成立的业主会，终于真正成立了。
红姐和另一位居民林宝爱当选主席，另外还选出了六位副主席，全部都是女性。后来，业主会又推动房屋修缮资助申请。8月17日的大会上，共有82位业主参与签名，通过了85万澳门元的政府房屋修缮资助申请。
新美安历史性的一刻：2026年1月15日，新美安大厦业主会成立大会在中庭正式召开
图片来源：Haozheng Wu
业主会成立第二天，有位居民问红姐：“我昨晚帮你签名了，你今天帮我免费理发好不好？”学生们听了很寒心，觉得这个人怎么这么自私，好像成立业主会只是红姐自己的事情。但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就是在相互利用。
“相互利用”不一定是贬义词。建筑师、艺术家进入一个社区，也有自己的目的。我们想完成作品，想做项目，想获得某种经验。我们同样有自私的一面。重要的是，我们做的事情能不能反过来帮助这里的人，让他们的生活稍微变得更好。不能要求所有居民都像红姐一样无私，但可以让大家看到，合作能够带来真正的改变。
26年8月17日：新美安大厦业主会向政府申请房屋修缮款通过大会在中庭举行。图片来源：Jason Ho
最近，旁边龙园大厦的一位居民还联系红姐，说他们也想成立业主会，希望红姐教教他们。这让我觉得，我们做的事情开始有了自己的生命。当专业者带着资源进入一个地方时，一定要非常谨慎。我们不能把一个地方仅仅变成自己创作的背景。
无论技术发展到什么程度，人始终是最重要的。知识是一种权力，分享也是一种权力。但这个项目从来不是一个人的作品，而是许多人共同完成的事情。看见，是所有改变的前提。
06.
重回“灵光”消逝的时刻
梁鸿
作家、学者
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
这些年，我每年寒暑假都会回梁庄，跟乡亲们一起劳动。夏天是北方的烟叶季。户外温度接近40摄氏度，烟叶长得很高，走进烟地，就像进入一个巨大的火炉。
有一次，我正在烟地里干活，突然下起了暴雨。那场雨毫无预兆，阳光甚至还非常灿烂。我着急地想去躲雨，却发现没有一个人离开。大家仍然在劳动。后来我才明白，他们每天都有劳动定额，而烟叶已经成熟，不能等待。阳光与雨水交织在一起，是多么明亮、辽阔。巨大的雨滴砸在人身上，究竟有怎样的重量？而那些劳作的人，竟然不为所动。人的劳动如此艰辛，但人又如此崇高。
其中有一位女性，我正好在梁庄的写作中写过她。她已经75岁了，却几乎每时每刻都在劳动，还组织周围的人一起干活。她非常幽默、乐观。我想写她的手，写她每天干什么活，挣多少钱，又怎样花这些钱。她为自己能够劳动、能够挣钱、能够为家人花钱而感到骄傲。
每次见到她，我都觉得自己充满了力量。因为她身上有一种鲜活而强劲的生命力。那一刻，你看到的是一个具体的人的存在。她的表情、动作、劳动，构成了一种非常深刻的人类精神。这让我想起本雅明所说的“灵光”。
这些年，梁鸿每年寒暑假都会回到梁庄，跟乡亲们一起劳动，在集市上与乡亲们闲聊
图片来源：《十三邀》
本雅明曾经写道，在夏天的午后，眺望远处的山脉，或者注视一棵树投下的阴影，我们会感受到那山脉或者树枝的灵光。那是一种时间与空间的奇异交织，一种独一无二的存在。在机械复制时代，艺术品原本独一无二的仪式感逐渐消失，新的大众文化与感知方式开始形成。
今天，AI也在重塑我们的社会模式、生活方式，甚至情感方式。我们兴奋地谈论一个新时代的到来，却又隐隐感到恐慌：人的主体性是不是正在消失？人的独特性是不是正在被取代？我们仿佛一边欢呼，一边又在问：我在哪里？我是不是不见了？恰恰在这个时候，我们需要重新回到“灵光”时刻，重新回到真实生活的内部。
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作家梁鸿在现场分享
我记得写《出梁庄记》的时候，为了追踪梁庄的打工者，我走过中国很多城市。有一次，我到了青岛，住在堂婶家里。她在当地打工，我就跟她睡在同一张床上。我要求自己，每到一个地方，都必须真正住下来，跟他们待在一起。堂婶每天晚上都非常安静，安静得好像没有睡觉。
有一天深夜，我们开始聊天。她突然说：“自从宝儿去世之后，我十二点之前从来没有睡过觉。”在此之前，我们从来没有谈过宝儿。宝儿是她的孩子，一岁多的时候，在梁庄的河里淹死了。当时夫妻两个人都在外面打工。但就在那个深夜，她突然把这句话说了出来，好像一直在等待有人来问她。
那一刻，我看到的，是一个失去孩子、却无以诉说的女性。她不是“农民工”这样一个符号化的词语可以代替的。她是一个女性，是一个人，是一个承受着巨大痛苦的人。我听她讲述，看她的表情、动作，感受那个深夜缓慢流淌的时间。我在听，我在流泪。直到现在，我依然清清楚楚地记得她说过的话。因为在那个深夜，我们曾彼此深深凝视。当你开始凝视一个人的时候，她就会重新变得鲜活。
前几年，我写《要有光》，关注的是青少年的心理问题。书里有个孩子叫吴用，他和母亲之间发生过非常激烈的冲突。后来有一天深夜，母子两人进行了一场长达七八个小时的对话。那是一次非常冷静、残酷，但真正平等的对话。吴用对母亲说：“你觉得你给了我家庭的温暖，我却感觉到一片荒寒。”
这是多么残酷的一句话。同一个家庭，同一段生活，母亲和孩子的感受竟然可以如此不同。但当他们开始叙说，开始认真倾听对方的时候，情感也开始重新流动。他们终于有机会理解彼此，承认彼此的痛苦。
“城市生活力100”发布盛典现场
我在《要有光》的后记里写过：“这些都是神圣的时刻，是生命中因为互相理解、互相关注而有光亮的时刻。那是人类的希望所在。”凝视并不是一个虚的词语。它意味着真实的驻足、停留，意味着持续的感受、探问和思考。当你真正凝视一个人，你会看到他的身体、表情、痛苦与欢乐。你会意识到，他并不是一个可以被概括的社会身份，而是一个有着自己生命历史的人。
这种真实会直接撞击我们的情感和心灵，让我们为之动情，为之共鸣。它也让我们重新找到彼此之间的关联。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一本书、与一棵树，包括人与开头的那场暴雨之间，都有一种活生生的、细微却深刻的联系。我们身处同一个世界，互为存在，互相依存。
回到梁庄的那场暴雨。它如此壮阔、如此美丽，却也如此残酷。雨中的人充满力量，充满抗争，但他们背后又有着巨大的命运压力，以及社会结构的变动。只有当你真正站在那场暴雨里，感受雨滴落在身上的重量，看见那些继续劳作的人，你才能理解：人是如此微小，却又如此有力量。
我觉得，那就是本雅明所说的“灵光”时刻。它独一无二，无法复制，是一个具体生命在世界中的呈现。我希望我们每个人的生命中，都有那么一场暴雨。
文：沈雨潇
编辑：Ariana
运营编辑：展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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