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是真善美之内化与外化的互动循环系统

文/王克修

何谓文化?这是一个看似寻常、实则千头万绪的问题。英国人类学家泰勒在《原始文化》中给出经典表述,文化是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人作为社会成员所获得的各种能力和习惯的复杂整体。此后百余年,中西学界关于文化的界定已多达数百种。定义的纷繁,既折射学术繁荣,也暴露认知困惑,文化究竟是静态的遗产、既成的符号,还是活生生的生成过程?这并非书斋中的文字游戏。现实中,有的地方文化建设重设施轻内容、重输出轻内化、重流量轻价值,根源之一就是对文化理解偏于静态化、物件化。定义一旦偏狭,文化建设便会失据;定义失于模糊,文化实践便易落空。笔者认为,文化既非外在于人的“物”的堆积,亦非悬浮其上的观念之影,而是真善美之内化与外化的互动循环系统。这一界定试图超越“要素罗列”与“静态描述”,把文化还原为一种动态的生命机制。

一、从“包含什么”到“如何生成”

谈论文化,学界存在诸多路径,从构成要素看,文化被理解为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的总和;从符号系统看,文化被看作由语言、文字、仪式等构成的表意网络;从生活方式看,文化被视为特定人群的价值取向与行为模式;从精神创造看,文化又被界定为人对自然的超越及其对象化成果。凡此种种,各有其合理性,也各有其局限,它们大多回答了“文化包含什么”,却较少追问“文化从何而来、如何生成、怎样作用于人”。

文化的关键,不在静态地罗列其成分,而在动态地把握其机制。一部文明史,本质上就是人类不断将求真、向善、臻美的精神追求对象化、现实化的历史。真善美作为人类精神活动的基本价值维度,构成了文化最深层的价值内核。与其在“要素”上描述文化,不如在“机制”上界定文化。

需说明的是,本文所取的是价值论意义上的文化定义。文化有描述性层面,包含知识、技能、习俗、器物等中性内容;也有规范性层面,即文化作为“化人”的力量,总以一定价值方向塑造人。真善美不是文化全部要素的清单,而是文化循环的价值内核与评价尺度。离开真善美,文化仍可存在,但会退化为重复、空转甚至病态循环;守护真善美,文化才能健康运行、向上超越。同时,内化与外化不是封闭的自我循环,社会实践、生产劳动、科学技术和跨文化交流不断为这一循环提供新素材、新问题和新尺度,真善美也在历史进程中不断获得新的具体内涵。

二、真善美是文化循环的价值内核

为什么以真善美为内核?因为三者分别对应人类把握世界的基本方式。真,是合规律性,体现为科学求真;善,是合目的性,体现为道德向善;美,是合感受性,体现为审美臻美。传统哲学分别考察知、情、意,亦以真、善、美对应认知、伦理与审美,其内在精神一脉相通。

真善美三者既相互区别,又内在贯通:真是善与美的认知前提,善是真与美的价值指向,美则是真与善的和谐呈现。离开了真,文化沦为迷信与虚妄;离开了善,文化沦为巧智与暴戾;离开了美,文化沦为枯燥与鄙陋。一切能穿越历史、历久弥新的文化,无不是真善美相统一的结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尤重三者会通:儒家倡“成人之美”“止于至善”,道家慕“返璞归真”“大美不言”,虽路径不同,但都追求真、善、美的某种统一。从“仁义礼智信”的价值坐标,到现代社会对公平正义、自由文明的追求,背后跃动着的,都是真善美的精神血脉。在价值论意义上,真善美既是文化之所以为文化的价值内核,也是衡量文化优劣的最高标尺。

三、内化与外化构成文化循环的双向运动

内化,是指作为社会精神成果的真善美,经由个体的认知、情感、意志的加工,转化为内在价值观念、思维方式与审美趣味的过程。这是文化由外而内、由“他”而“我”的转化。人初生之时,尚是一个有待塑造的“自然人”;正是通过内化,社会既有的真善美才进入个体精神世界,使其成为“文化的人”。《易传》讲“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一个“化”字,道尽了文化作用于人的方式,它不是生硬的外部灌注,而是如春风化雨、润物无声般的深层滋养。

内化的发生,依赖多重机制协同:一是环境濡染,家规乡约、民风民俗、语言习惯无时无刻不在潜移默化地塑造人;二是教育养成,“化民成俗,其必由学”,教育是系统传递真善美的主渠道;三是经典浸润,通过阅读经典与先贤对话,在更高层面将文化精髓内化为自身素养;四是实践体认,人在践履真善美的具体行动中,才能把外在规范转化为内在自觉。需要强调的是,内化并非消极的照单全收,而是主体的能动选择与再创造。同一文化传统,在不同个体那里会内化为各具特色的精神气质。内化中的选择、偏移和再解释,正是文化保持活力的微观条件。

如果说内化是文化由客观精神转化为主观精神,那么外化则是人将内在的真善美重新对象化、现实化,见诸言行、成于制度、凝为器物的过程。“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强调的是真善美不能止于内心的存养,而必须落实为现实的创造。内化所成的“心”,唯有通过外化所成的“行”,才能证明其真、成就其善、显现其美。精神若不外化,便无从被他人感知、被社会确证,也就难以沉淀为可传承、可累积的文明成果。

外化呈现出由近及远的层次,最切近的,是个体的行为与人格,一个人将诚信、仁爱、担当内化为德性,便会在待人接物中外显为具体言行;进一步,是社会制度与风俗,人们将普遍认同的真善美凝结为法律、伦理与规章,使其成为调节社会关系的“第二自然”;再进一步,是器物与作品,从诗词歌赋、书画音乐到衣食住行、科技器物,无一不是真善美对象化的成果。三者积淀为民族的精神标识。外化成果一经进入公共世界,就要接受实践效果、社会评价和他人理解的检验,这正是文化自我校正的起点。

四、互动循环:从“往复”到“螺旋上升”

内化与外化,并非先后两次、各自独立的过程,而是一个双向互动、循环往复、螺旋上升的统一过程。单有内化而无外化,文化便只是闭锁于心的私藏;单有外化而无内化,文化便只是浮于表面的粉饰。二者的往复,才是文化真正的存在方式。

一方面,内化是外化的前提与根基。唯有真善美充分内化为个体与社会的内在素养,外化才有源头活水。缺乏深厚价值涵养的文化生产,极易流于浅表与浮躁。另一方面,外化是内化的深化与检验。人在外化实践中,不断确证、丰富并修正内在的真善美,从而推动认识跃上新的高度。中国传统哲学讲“知行合一”,正是看到认知与践履相互促成、不可偏废。

由此形成文化循环的基本链条:体认—践履—创造—评价—再体认。真善美经内化而凝为素养,经外化而化为成果;成果又成为新的内化对象,滋养精神世界,进而开启更高层次的外化。加“评价”一环,意在说明外化成果不是自动成为新内化材料,而要经过实践检验、社会评价和主体批判。没有反馈,循环可能只是重复。这种相互促进不是自动发生的,它依赖教育、传播、制度保障和公共讨论的质量。

尤须指出,循环有健康与病态之分。只生产刻板印象又只消费刻板印象的某些文化工业,形式上也在“循环”,但内容上掏空了真善美,只是文化的拟态。健康的文化循环,标准在于:内化有深度、外化有质量、反馈有通道、循环有开放。文化自信,说到底,就是对这一循环系统能否健康运行的自信。

五、理论价值与实践启示

把文化界定为“真善美之内化与外化的互动循环系统”,具有鲜明的理论价值。其一,它将文化从“是什么”的静态描述,提升为“如何生成”的动态把握,揭示了文化的真实存在样态。其二,它贯通了个体与社会、精神与物质、认知与实践、传统与创新诸多环节,为理解文化提供了整体性的分析框架。其三,它以真善美为价值内核,为不同文化的比较与评价确立了可依循的内在尺度,也为人文经济学所强调的“以人为中心”的文化自觉提供了学理支点,即文化的本质是化人,而不是化物,人是文化最根本的目的与尺度。

这一界定亦富有实践启示。建设文化强国、坚定文化自信,既要善于“内化”,加强价值观培育与教育涵养,让真善美在人心深处扎根;又要善于“外化”,繁荣文化创作、推进文化传播、发展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让真善美在现实中开花结果。以文化人、以文兴业、以文润城,本身就是真善美内化与外化循环运转的生动实践。

胖东来的企业文化,为这一循环提供了一个值得细察的微观样本。这家从河南许昌成长起来的零售企业,其文化理念明确将“自由·爱”作为信仰,将“传播先进的文化理念,培养健全人格”作为目标。更值得注意的是其实践方式:胖东来“凡事以真善美为判断依据”,“让真善美的心思得以完满闭环执行”。这并非挂在墙上的口号,而是通过一整套制度设计,将真善美转化为员工可以感受、可以践行的日常经验。

其内化环节的独特之处,在于“先让员工被善待”。 胖东来将90%以上的利润用于员工分配,员工每天工作不超过7小时、全年带薪假期近百天,设立“委屈奖”“不开心假”等保障制度,2025年员工流失率仅为1.05%,2026年前8个月更降至0.68%。这些制度的意义不在福利本身,而在于它们向员工传递了一个明确信号:你在这里是被尊重的、有尊严的。当一个人持续接收到这种信号,诚信、善意、责任感才有可能真正“内化”为他的行为准则,而不是被要求表演的姿态。于东来将这一逻辑说得极为朴素:“你对员工好,员工对顾客好,顾客对社会好,这就形成了良性循环。”

外化环节则体现为员工将内化的善意转化为具体行动,且这种转化被赋予了制度空间。早在1999年,胖东来就推行无理由退货,“不管开没开封、用没用过、标签在不在,不满意就退”。“投诉有奖”制度将消费者从对抗性博弈的对象转化为建设性对话的参与者。一位游学记录者讲到,保安看到拾金不昧的阿姨与失主因酬谢起了争执,自己掏出50元解决并叫车送阿姨回家,而一线员工在类似情境中拥有“以社会效益最大公约数为判断基准”的处置空间。这些行为无法靠流程手册穷尽,只能靠内化后的价值判断在现场“长出来”。外化成果又通过顾客的信任、口碑和公共评价回流,构成新一轮内化的材料,循环由此持续运转。

但胖东来案例的真正启示,恰恰在于它同时提示了“学不会”的风险。近年来永辉、步步高等企业纷纷学习胖东来进行调改,提升员工薪资福利,部分门店短期人气回升,但整体效果有待提高。于东来本人对此有清醒判断:完全复制并不容易,“如果其他企业只是照搬一些表面做法,比如高薪酬、高福利,而没有真的理解,是很难成功的”。这正好印证了本文所论循环系统的要害:照搬外化形式而不重建内化机制,循环就只剩下“形”,没有“神”。薪酬可以复制,委屈奖可以复制,但“把员工当目的而非工具”的价值排序是否真正进入管理者的内化世界、是否转化为组织日常的每一处判断,无法复制。这正是健康循环与拟态循环的分野——前者以内化有深度为条件,后者以外化有形式为满足。

好家风、优秀纪录片的跨文化传播,与胖东来的企业文化,虽然领域不同、尺度不同,却共享同一个深层结构:真善美先被真诚地内化,再被有质量地外化,外化的成果又经由实践检验和社会评价回流为新的内化材料,循环由此获得生命。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把发展成果转化为人民精神世界的丰盈,又让人民精神世界的丰盈转化为推动社会进步的力量,正是这一循环在当代中国的现实展开。归根结底,文化是人之为人、族群之为族群的精神血脉,是真善美在人心与社会之间往返循环、生生不息的生命过程。让真善美在亿万人民心中生根、在火热实践中生长,中华文化必将在与时代同行的循环中焕发更加夺目的光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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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克修,湖南省委党校二级教授,湖南省企业文化促进会副会长,湖南省县域经济研究会常务理事,湖南省人民政协理论研究会常务理事,北京中宣文化研究院执行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