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0日，“人工智能与人类命运”学术研讨会暨新书发布会在上海社会科学院举行。与会学者围绕智能时代技术与知识的互动、社会结构的变迁、生活意义的重塑、文明发展的趋势等重要问题展开研讨，力图在人工智能的演进潮流中勾勒出人类命运的未来图景。学术新著《人工智能与人类命运》（王战、成素梅等著，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也同场发布。
在开幕致辞中，上海市社联第七届委员会主席王战强调，应从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进程中提炼哲学社会科学的问题和理论；面对技术的快速扩张，应关注其对社会运行、国家治理和文明走向的深刻影响；应明确技术发展必须与伦理规范同步演进。
一、从机器智能到类脑智能
当人工智能从执行既定规则走向数据驱动的学习，人机关系也面临重新审视。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成素梅提出，人工智能正在深刻影响科研、教育、艺术创作和社会治理，并逐步成为人类社会发展的“新基建”。它带来的问题，已经从如何学习技术、适应变迁，延伸到了如何从机器问答中理解知识，如何重新定位人类劳动的价值，乃至如何理解人类存在的意义等终极之问。
天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韩永进提醒，应区分开机器在识别、计算、记忆等方面的能力扩展与人的感知、情感和意识，审慎判断人工智能的能力边界。类脑智能或许可以打通人类与AI的隔膜，促成人机在协同中的融合，但其发展仍面临技术挑战。
二、从知识生产到情绪识别
人工智能能提供答案，人是否就获得了理解？上海纽约大学校长、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童世骏以数学研究为例，区分了“拥有知识”与“理解知识”的差异，他提出人的研究活动既有工具价值，也有内在价值，不能仅以机器的解题能力来消解人从事研究的意义。而更加基本的区分，则在于技术上的“能不能”与价值上的“为不为”，技术能力的增长不能替代人类对发展方向的选择。
知识生产之外，人工智能的应用也扩展到了人的情绪识别。该书作者之一中山大学哲学系副教授阮凯认为，机器可以通过表情、语音等信息识别个体的情绪，但不能据此认定它能够全面理解人的复杂情感。应根据应用场景开展风险评级，以人的判断校正机器的识别，使技术能力与治理要求相匹配。
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付长珍强调，情感和道德植根于身体经验与日常伦理，技术的扩展进程中，人的尊严和能动性同样应被坚守。上海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闫宏秀则提出，负责任的人工智能也需要负责任的使用者。面对生成内容，使用者应保持辨别能力，警惕“生成即真理”的幻觉，以人的价值校准技术发展。
三、从超人类主义到人类命运
通过技术增强人的全面能力，是否就是人类命运的终极答案？如何回应尼采对“超人”的反思？上海大学哲学系教授孙伟平强调，应从人的进化、智能系统规制和新型人机文明的制度设计三个方面开展前瞻性的研究。他提出，关注基因增强、智能增强带来的影响，加强国际协调与合作，才能有效探寻兼顾诸利益相关者的治理机制，以确保未来图景中的人的C位。
上海大学哲学系王天恩教授则将问题落到生活意义上，当人不必依靠重复性劳动维持生存，意义从何而来？他认为，创造性不仅存在于科研，也存在于日常生活，为他人提供价值仍将是意义产生的重要途径。
上海科技大学杨燕青教授提出，人工智能正在推动劳动岗位的重组，但监督、纠错、整合与最终负责等关键角色，仍需人的介入。上海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所长李骏研究员强调，人工智能既可能产生新的不平等，也可能削减或延续既有的不平等，其后果取决于技术的使用方式和制度安排。有鉴于此，需从细节处把握人类命运的走向，关注人工智能与人类命运的互构，呼唤更加在地化和前瞻性的学术研究。
原标题：《AI新基建时代，当劳动与生存解绑，知识与创造分离，人类灵魂如何安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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