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皮箱子上的锁已经锈死。
郭静怡拿改锥撬了三下,箱盖弹开,灰尘扑面而来。
油纸包滚出来,散在地上。
她捡起一页,钢笔字力透纸背。
余则成。
民国三十八年赴台。
韩明杰凑过来,低声念出这个名字,屋里没了声。
三十三年了,同仁咸认余则成早已殉职。
可手稿还在。
她翻到背面,密写药水显出一行小字,她认出其中三个字,那是父亲郭学礼的化名。
屋里静得能听见暖气管的响声。
01
码头的风硬得像刀子。
余则成把围巾往上拉了拉,遮住半张脸。
翠平站在三步外,怀里抱着一个布包,里面是两件换洗衣裳和一双千层底布鞋。
海河的水面上浮着一层薄雾,汽笛声从远处传来,闷闷的,像谁在叹气。
“到了那边,别逞强。”翠平的声音很平。
余则成点点头,没说话。他伸手想接布包,翠平却往后缩了一下。
“我拿着。”她说,“等你上船再给你。”
检票口那边传来哨声。
余则成看了一眼,又转回来。
吴正站在远处的柱子后面,手里夹着烟,没点。
吴正旁边还站着两个人,面生,余则成不认识。
他皱了皱眉,但没问。
“吴正说,名单可能泄露了。”余则成低声说。
翠平的睫毛颤了一下,脸上没什么变化。“那你还要去?”
“嗯。”
“那我去找吴正,让他换人。”
余则成按住她胳膊。“来不及了。船票、证件、接头暗号,都定死了。换人,整条线都得断。”
翠平咬着下唇,布包攥得发白。远处又响了一声哨。余则成从她怀里把布包拿过来,挎在肩上。布包很轻,但他觉得沉。
“家里的事……”
“不用你操心。”翠平打断他,“你只管活着回来。”
余则成张了张嘴,最终只说了三个字:“知道了。”
他转身往检票口走。走出十几步,听见翠平在后面喊了一声。他停住,没回头。
“余则成!”
“嗯?”
“鞋底里缝了东西。”
余则成低头看了看脚上那双旧布鞋,鼻子有点酸。他迈开步子,没再回头。检票员撕了票根,他跟着人群走上跳板,脚下的木板吱呀作响。
船是半夜开的。
余则成站在甲板上,看岸上的灯火越来越小,最后化成一团模糊的光。
海风灌进领口,冷得他缩了缩脖子。
他摸了摸口袋里的接头暗号,一张撕成两半的《中央日报》,对得上就是自己人。
天亮时分,一个穿长衫的男人走到他旁边,手里拿着一张报纸。余则成的心提起来,他摸了摸自己的半张报纸,正要掏出来。
男人却先开了口:“先生,借个火。”
余则成手停在口袋里。不对。暗号对不上。他面上不动声色,摇了摇头:“不抽烟。”
男人看了他一眼,走了。余则成手心全是汗。接头点出事了。他在甲板上站了很久,直到船靠了岸。
船到基隆港是两天后的事。
余则成混在下船的人群里,看见码头上站着几个穿黑制服的人,手里拿着照片,一个一个比对。
他低着头,把围巾往上拉了拉。
一个戴眼镜的男人撞了他一下,手里提着的皮箱掉在地上,啪地开了。
几件衣服散出来,还有一本书。
“对不住对不住。”男人蹲下收拾。
余则成也蹲下帮忙。捡书的时候,他看见书页间夹着一张纸条,上面用铅笔写着:接头的被扣了,快走。
余则成把书合上递还给男人。男人接过,低声说了句“码头东边有渔船”,便匆匆走了。
余则成没往东走。
他往西,钻进一条小巷。
身后传来一声哨响,他没回头,脚步也没乱。
走到巷子尽头,他把围巾摘下来,翻了个面系上。
这是备用暗号,只有吴正知道。
三天后,他在台北一条小巷里租了间房子。
房东是个四十来岁的女人,姓王,叫王桂珍。
她死了丈夫,靠出租房子过活。
院子里种着一棵桂花树,叶子落了满地,没人扫。
“做什么的?”王桂珍问。
“报社校对。”余则成说。
“哪个报社?”
“还没定。先找地方住下。”
王桂珍看了他两眼,没再多问。给他钥匙的时候,她忽然说了一句:“晚上少出门。最近查得紧。”
余则成接过钥匙,说了声谢谢。
他住下的第二天,就在报纸上看到一条消息:基隆港查获共党潜伏人员三名,已枪决。
名单里没有他认识的人,但他知道,那条线断了。
翠平缝在鞋底的东西,是一张叠成指甲盖大小的纸条。上面只有一行字:白鸽在保密局,自己人。后面是白鸽的联络暗号。
余则成把纸条烧了,灰冲进下水道。他坐在床边,看着窗外的雨。台北的雨跟天津的不一样,细,密,下起来没完没了。
他想起翠平在码头上说的那句“你只管活着回来”。他不知道自己还能不能回去。但他知道,从今天起,余则成这个人,就当已经死了。
那天晚上,他做了一个梦。
梦里翠平站在码头上,怀里抱着那个布包,风把她的头发吹乱了。
他伸手想拉她,但船开了,码头越来越远。
他醒过来的时候,天还没亮。
雨还在下。
02
余则成在报社干了三个月。
校对的工作不忙,每天下午去,晚上十点走。
他借着职务之便,把每天的报纸都看一遍,寻找有用的消息。
报社在衡阳路,一栋三层小楼,楼下是印刷厂,机器轰隆隆响个不停,油墨味混着纸浆味,呛得人嗓子发干。
王桂珍对他不错。房租收得便宜,有时候还叫他一起吃饭。她丈夫姓周,原来在保密局档案室做事,三年前被枪决,罪名是通共。
“他什么都没做。”王桂珍有一次喝多了酒,跟余则成说,“就是帮人查了一份档案,连内容都没看。”
余则成没接话,只是听着。桌上的菜凉了,一盘炒青菜,一碗豆腐汤。王桂珍又倒了一杯酒,手有点抖。
“后来我才知道,那份档案里夹了一张纸条。他根本不知道。”王桂珍抹了把脸,“人就这么没了。”
那天晚上,余则成躺在床上没睡着。他想起翠平,想起吴正,想起那条断了的线。他得找到白鸽。
白鸽的联络暗号是一则报纸广告。
每周三的《中央日报》中缝,有人登寻人启事,找的是“表弟阿良”。
余则成等了六个星期,终于等到了。
那天他翻到中缝,看见那则启事,手停了一下。
旁边同事问他怎么了,他说没什么,眼睛花了。
他按照暗号去了一家茶馆。茶馆在台北车站附近,人来人往,不引人注目。他坐下,要了壶乌龙茶。茶很涩,他喝了两口就放下了。
半小时后,一个穿灰色西装的中年男人坐到他对面。男人戴着金丝眼镜,头发梳得一丝不乱,手里提着一个公文包。
“这茶凉了。”男人说。
“换一壶。”余则成答。
暗号对上了。男人从口袋里掏出一包烟,抽出一根,在桌上敲了敲。“我叫萧学智。你是新来的?”
“余伯良。”
萧学智点点头,把烟点上,吸了一口。“白鸽是你的代号。原来的白鸽两个月前暴露了,被枪决。你是接替他的。”
余则成握着茶杯的手紧了紧。“原来的白鸽,怎么暴露的?”
“不知道。”萧学智吐了口烟,“保密局内部在查内鬼,查得很紧。你小心点。”
“我要跟组织联系。”
萧学智摇头。“现在不行。保密局盯得紧,电台不能用。你只能跟我单线联系。”
余则成沉默了一会儿。“帮我传个消息。”
“什么消息?”
“就说……余则成殉职了。”
萧学智看了他一眼,没问为什么,只是点了点头。烟灰掉在桌上,他用手指按灭了。
从那以后,余则成正式成了白鸽。
他每周跟萧学智见一次面,传递情报。
情报的来源,是他在报社接触到的一些内部文件。
报社跟保密局有往来,有些公文会送到报社来登。
日子过得紧。
余则成每天都提心吊胆,但他慢慢摸清了保密局的一些门道。
他发现保密局内部有个叫傅文强的特务,专门负责追查潜伏人员,手段狠辣。
傅文强原来在南京站做事,后来调来台北,手上沾过血。
有一天,余则成在报社加班,看见傅文强来送一份文件。
他站在角落里,看着傅文强跟主编说话。
傅文强个子不高,但眼神很利,扫了一圈办公室,在余则成脸上停了两秒。
余则成低下头继续校对,心跳快了两拍。
那天晚上回家,他发现有人在翻他的房间。东西被翻得乱七八糟,但没丢什么。王桂珍站在门口,脸色发白。
“来了两个人,说是查户口。”她说,“我拦不住。”
余则成点点头。“没事。”
他检查了一遍,藏在床板下面的纸条还在。那是萧学智给他的紧急联络方式。他没动,把床板合上。
第二天,他去茶馆找萧学智,说了这件事。
“傅文强盯上你了?”萧学智皱起眉头。
“不确定。但他看过我的档案。”
“你不能再住那儿了。”
“搬走反而更可疑。”余则成说,“我继续住。你帮我查一下,傅文强跟我有没有私仇。”
萧学智愣了一下。“私仇?”
“他看我的眼神,不像是查户口。”余则成说,“像认识我。”
萧学智答应去查。
三天后,他带来一个消息:傅文强的哥哥傅文远,抗战时在军统天津站做事,因为通共嫌疑被处决。
而当时负责调查傅文远的人,正是余则成。
“他不知道你现在的身份。”萧学智说,“但他记得你的名字。”
余则成闭上眼睛,深吸了一口气。
这是巧合,也是麻烦。
傅文强不认识他的脸,但知道余则成这个名字。
如果有一天傅文强查到余伯良就是余则成,他就完了。
“我要做一件事。”余则成说。
“什么?”
“让所有人都相信,余则成已经死了。”
从那天起,余则成开始制造自己殉职的证据。
他在报社写了一篇关于共党潜伏人员被枪决的报道,里面巧妙地嵌入了余则成的化名。
萧学智把消息传回大陆。
三个月后,大陆方面正式认定余则成殉职。
消息传到台北,傅文强果然不再盯着余伯良了。在傅文强眼里,余则成已经死了,余伯良只是一个普通的报社校对。
但余则成知道,这只是暂时的。他必须继续潜伏,直到找到机会把情报送出去。
他给自己定了一个规矩:每个月写一份手稿,记录这个月发生的事。
手稿不能带在身上,他找了一个铁盒子,藏在王桂珍家的地窖里。
铁盒子是王桂珍丈夫留下的,原来装过茶叶,有一股淡淡的霉味。
等有一天他能回大陆,就把这些手稿带回去。
第一份手稿的末尾,他写了一行字:翠平,我还活着。但我不能告诉你。
03
1953年,余则成在报社已经干了三年。
他升了职,从校对变成了编辑,能接触到更多的内部文件。
但他也感觉到,保密局的清查越来越严。
报社里的气氛变了,同事们说话都压着嗓子,谁也不敢多聊。
萧学智每个月跟他见两次面,每次都在不同的地方。
有时候是茶馆,有时候是公园,有时候是电影院。
他们从不在同一个地方见三次以上。
萧学智每次来,都穿不同的衣服,戴不同的帽子。
这年春天,萧学智带来一个消息。“组织上想让你回大陆。”
余则成摇头。“现在回不去。傅文强虽然不盯着我了,但保密局在港口查得很严。我一动,就可能暴露。”
“那你要等到什么时候?”
“等到我能把这份东西送出去。”余则成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小本子,里面是他抄录的保密局内部文件摘要。
“保密局在大陆还有潜伏计划,名单和联络方式都在这里。”
萧学智接过本子,翻了两页,脸色变了。“这东西太重要了。”
“所以我不能走。”余则成说,“我得继续抄。等抄全了,再想办法送出去。”
萧学智把本子还给他。“你小心。”
“我知道。”
但小心并不总是有用。两个月后,萧学智被捕了。
那天余则成在报社,看见傅文强带着人进来,直接走向主编办公室。
余则成低着头改稿子,余光看见傅文强从办公室出来,手里拿着一份文件。
傅文强的目光扫过办公室,在余则成身上停了一下。
余则成的心跳几乎停了。
但傅文强只是看了一眼,就走了。
余则成后来才知道,萧学智是在接头的时候被抓的。保密局顺藤摸瓜,查到了茶馆,查到了几个联络点。但萧学智什么都没说。
三天后,萧学智被枪决的消息登在报纸上。
余则成看着那则消息,手指在桌下攥得发白。
消息只有短短几行,连照片都没有。
他看了三遍,把报纸折好,放进了抽屉。
那天晚上,他去了王桂珍家。王桂珍正在院子里收衣服,看见他回来,问了一句:“吃饭了吗?”
余则成没回答。他站在院子里,看着晾衣绳上挂着的衣服,在风里晃来晃去。
“怎么了?”王桂珍走过来。
“萧学智死了。”
王桂珍的手停在半空。她没见过萧学智,但她知道这个名字。她沉默了一会儿,把衣服收完,拍了拍余则成的肩膀。
“进屋吃饭。”
余则成跟着她进了屋。桌上摆着两碗面,还冒着热气。他坐下来,拿起筷子,手有点抖。
“你那个铁盒子,”王桂珍忽然说,“我帮你换了个地方。地窖太潮,怕生锈。”
余则成抬头看她。
“放在我床底下了。”王桂珍说,“你要是信得过我,就继续放。”
余则成看着她,想说什么,却说不出来。他只是点了点头,低头吃面。面有点咸,他吃了一口,又吃了一口。
萧学智死后,余则成切断了所有不必要的联系。
他一个人干,一个人传。
没有交通员,他就把情报写在报纸中缝的广告里,用事先约定的密码。
这种方式慢,但安全。
每一条广告他都反复检查,生怕出错。
他知道,大陆那边已经认定他殉职了。吴正那边可能还在查,但查不到。他成了一个真正的影子。
1958年,保密局档案室招人。
余则成去应聘,凭着在报社练出来的字和档案管理经验,被录用了。
档案室在保密局大楼的地下室,常年不见阳光。
空气里有一股纸张发霉的味道,混着樟脑丸的刺鼻气味。
墙上挂着一盏黄灯泡,照得人脸色发青。
余则成每天整理旧档案,把文件分类、编号、装订。
这个位置比他想象的还要好。
保密局的旧档案里,藏着大量的机密。
潜伏人员名单、电台频率、联络暗号、大陆情报网的结构图,全在那些发黄的纸页里。
他开始抄。每天抄一点,抄在薄薄的纸上,藏在鞋底里带回家。回到家,他把抄好的纸页塞进铁盒子。铁盒子越装越满。
他给自己定了一个目标:把保密局在大陆的潜伏计划全部抄下来。这是一件耗时的事,可能需要几年。但他有的是时间。
有一天,他在整理一份1948年的旧档案时,翻到了傅文远的卷宗。
卷宗里有一张照片,是傅文远被处决前拍的。
照片上的人很年轻,也就二十出头,眼神里有恐惧,也有不甘。
余则成看了很久,把卷宗合上,放回原处。
他想起傅文强。
傅文强比傅文远小五岁,哥哥死的时候,傅文强才十几岁。
一个十几岁的孩子,看着哥哥被处决,会怎么想?
余则成摇了摇头,继续工作。
他不知道的是,就在那天下午,傅文强走进了档案室。他站在余则成身后,看着这个埋头整理档案的人,看了很久。
“你是新来的?”傅文强问。
余则成站起来,点了点头。“余伯良。去年来的。”
“我知道你。”傅文强说,“你以前在报社。”
“是。后来报社裁员,就来了这里。”
傅文强没再说什么,走了。但余则成知道,傅文强记住他了。
04
余则成在档案室干了半年,就把保密局在大陆的潜伏计划抄了大半。
他越抄越心惊。
这份计划比他想的大得多,涉及的省份有十几个,潜伏人员上百。
名单上有教师、商人、医生,甚至还有几个在政府里做事的人。
他不敢一次性带走,只能分批。
每次抄一点,塞进鞋底。
回家之后,把纸页摊在桌上,用米汤把字迹固定住,再放进铁盒子。
米汤干了之后,纸页变得硬邦邦的,有一股淡淡的酸味。
王桂珍有时候会进来,看见他在忙,就放一杯热水在桌角,不说话,转身出去。她从来不问他在做什么。但余则成知道,她心里清楚。
1958年冬天,傅文强调到了档案室,成了余则成的直接上级。
傅文强来报到那天,余则成正在整理1949年的旧档案。傅文强站在门口,看了他一会儿,走过来,拿起一份档案翻了翻。
“你在这里多久了?”傅文强问。
“快一年了。”
“以前在报社做什么?”
“校对,后来做编辑。”
傅文强把档案放下,盯着余则成的脸。“你认识余则成吗?”
余则成的手没抖。他抬起头,一脸茫然。“余则成?不认识。是保密局的人?”
傅文强看了他几秒,没再问。
但从那天起,余则成发现傅文强总是在注意他。
有时候余则成加班,傅文强也加班,坐在隔壁办公室里,门开着。
灯光从门缝里漏出来,照在走廊的地上。
余则成知道,他不能再像以前那样抄了。
傅文强太近,风险太大。
他决定换个方式。
他把要抄的内容记在脑子里,回家之后再写下来。
这比抄写慢得多,也累得多。
每天晚上回到家,他都要花两个小时,把白天记住的内容默写出来。
有时候记错了,他也不敢回去核对,只能凭记忆修正。
这样的日子持续了三个月。余则成瘦了一圈,眼窝深陷。王桂珍看他这样,有一天晚上端了一碗鸡汤过来。鸡汤上面浮着一层油,冒着热气。
“你这样下去,身体要垮。”她说。
余则成接过鸡汤,喝了一口。“没事。”
“傅文强在查你。”王桂珍忽然说。
余则成抬起头。
“我买菜的时候碰见档案室的老张,他说傅文强调了你的档案,还问了你在报社的情况。”
余则成放下碗。老张叫张德水,是档案室的老人,跟王桂珍的丈夫以前是同事。
“老张还说什么?”
“他说傅文强查了你,但没查出问题。你的档案很干净。”
余则成点点头。他的档案是萧学智帮他做的,天衣无缝。
“但是,”王桂珍又说,“老张让我提醒你,傅文强这个人,不查出问题不会罢休。”
余则成没说话。他喝完鸡汤,把碗递给王桂珍。“我知道了。”
第二天,余则成在档案室碰到张德水。张德水正在整理旧报纸,看见余则成,低声说了一句:“傅文强在查你哥。”
余则成一愣。“我哥?”
“你不是有个哥哥叫余则成吗?”
余则成的心猛地一跳。张德水是故意的。他在试探。
“我没有哥哥。”余则成说,“我是独子。”
张德水看了他一眼,笑了笑,继续整理报纸。报纸翻动的哗哗声在安静的档案室里格外响。
余则成回到自己的位置,手心里全是汗。张德水到底知道什么?他是王桂珍丈夫的同事,也许知道一些事情。但他为什么要在傅文强面前提余则成?
那天晚上,余则成回到家,把铁盒子从床底下拿出来,打开看了一眼。手稿已经写了厚厚一叠。他翻到第一页,上面写着:民国三十八年,赴台。
他拿起笔,在最新的一页上写:傅文强在查我。张德水可疑。
写完,他把纸页放进铁盒子,重新藏好。铁盒子放在床底下的一个暗格里,暗格是王桂珍帮他挖的,上面盖着一块松动的木板。
他知道,他不能停。他必须把手稿写完,把情报送出去。就算他死了,这些手稿也要留下来。总有一天,会有人看到。
1959年春天,余则成做了一个决定。他把手稿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情报,一部分是日记。情报他找机会送出去,日记他留着。
他在日记的最后一页写道:如果我回不去,请把这些手稿交给组织。我叫余则成,天津人,1949年赴台潜伏,代号白鸽。
然后他把手稿重新包好,放进铁盒子,藏回床底下。他不知道,这个铁盒子将在床底下躺二十三年。
05
1965年秋天,余则成在档案室已经干了七年。他抄录的情报装了满满一铁盒子,手稿也写了厚厚一叠。他知道,是时候把东西送出去了。
他联系了一个跑船的人,姓林,经常往来于基隆和香港之间。
林船长四十来岁,皮肤黝黑,手上全是老茧。
林船长答应帮他带东西,条件是余则成帮他搞一份保密局的通行证。
余则成犹豫了三天。通行证他可以搞到,但风险太大。如果林船长被抓,他就暴露了。
但他没有别的选择。他的手稿太多,带不走,只能送。他把情报部分抄了一份,准备交给林船长。手稿日记留在铁盒子里,等以后有机会再带。
他跟林船长约在基隆港的一个仓库见面。
那天晚上下着雨,余则成穿着雨衣,把情报包在油纸里,揣在怀里。
他走出家门的时候,王桂珍站在门口看着他。
雨从屋檐上滴下来,打在地上,溅起细小的水花。
“小心。”她说。
余则成点点头。
他走到巷子口,看见一辆黑色轿车停在那里。车门打开,傅文强走下来,身后跟着三个人。
“余伯良。”傅文强说,“不对,应该叫你余则成。”
余则成站住了。雨打在脸上,冰凉。
“你跑不了了。”傅文强说,“档案室的东西,你抄了不少吧?”
余则成没说话。他在想王桂珍。他出门的时候,王桂珍站在门口。如果他现在跑,傅文强一定会去搜他家。铁盒子还在床底下。
他做了一个决定。
“我跟你走。”余则成说,“但你得让我回去拿件衣服。”
傅文强笑了。“你以为我傻?”
“你可以派人跟我回去。”
傅文强想了想,点了点头。他派了两个人跟着余则成回家。余则成走在前面,两个特务跟在后面,距离三步。雨越下越大,街上没有人。
走到家门口,余则成推开门。王桂珍正在堂屋里坐着,看见他身后的两个人,脸色变了。
“拿件衣服。”余则成说。
他走进自己的房间。
两个特务站在门口。
余则成打开衣柜,假装翻找。
他的手在衣柜底层摸到了铁盒子。
他把它拉出来,趁特务不注意,塞进了床底下的一个暗格里。
那个暗格是王桂珍帮他做的,特务不知道。
然后他拿了一件外套,走出房间。
“走吧。”他说。
王桂珍站在堂屋里,看着他。余则成从她身边走过的时候,低声说了一个字:“跑。”
王桂珍没跑。她等余则成和特务走出巷子,转身进了余则成的房间。她拉开床板,摸到了暗格里的铁盒子。盒子很沉,她抱在怀里,从后门出去了。
余则成被带到保密局的审讯室。审讯室很小,只有一张桌子,两把椅子。墙上挂着一盏亮得刺眼的灯。傅文强亲自审他。
“你的同伙是谁?”
“没有同伙。”
“情报送给谁?”
“没有情报。”
傅文强打了他一耳光。余则成的嘴角流出血来,但他没改口。傅文强又打了他两下,余则成的脸肿了起来,眼睛也睁不开了。
审了三天,什么都没问出来。傅文强急了,他让人去搜余则成的家。但王桂珍已经跑了,铁盒子也没了。
第四天,余则成被押着去指认现场。他站在巷子口,看见王桂珍家的门开着,里面被翻得乱七八糟。但铁盒子不在。他松了一口气。
当天晚上,余则成趁看守不备,从保密局后院的围墙翻了出去。
他的动作很快,但还是被发现了。
枪声响起来,子弹擦着他的耳朵飞过。
他拼命地跑,跑到基隆港,跳上一艘渔船。
船上有人,是林船长。
林船长看见他,二话没说,发动了引擎。
“去哪儿?”
“往南。”
船驶出港口的时候,余则成回头看了一眼。岸上的灯光越来越远。他想起十六年前,他离开天津的时候,也是这样的夜晚。
他在船上昏了过去。等他醒来的时候,船已经在一个小渔港靠了岸。林船长把他扶下船,交给了一个渔民。
“这个人,你照顾一下。”林船长说,“别问名字,别问来路。”
渔民点点头,把余则成扶进了屋里。
余则成在渔村养了半个月的伤。伤好之后,他没有回台北。他知道,余伯良这个人已经暴露了。他得换一个身份。
他给自己取了一个新名字:渔夫。
从此以后,基隆港多了一个打鱼的老人。没人知道他从哪里来,也没人问。他每天出海,晚上回来,偶尔去镇上的小酒馆喝一杯。
但他没有停止工作。他继续传递情报,只是换了方式。他把情报藏在鱼肚子里,交给来买鱼的人。来买鱼的人换了一个又一个,但他始终没有暴露。
而王桂珍,带着铁盒子,找到了张德水。张德水把铁盒子藏在了档案室的夹墙里。王桂珍在张德水家住了三天,然后走了。她去了哪里,没人知道。
余则成后来听说了王桂珍的事。她是在1965年底被逮捕的,罪名是窝藏共党。她在监狱里待了三年,1968年病死。
余则成在渔村的屋子里坐了一整夜。第二天早上,他出海的时候,把一张纸条塞进了鱼肚子里。纸条上只有一句话:王桂珍牺牲,继续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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