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十三天的晚饭，我做了红烧肉和青菜。赵大伟夹了一块肉，嚼了两下，放下筷子说，太腻了。我没接话。他又夹了一筷子青菜，皱着眉说，咸了。

我说，我尝了，不咸。他站起来，走进厨房，从吊柜最里头翻出一瓶生抽，不是我平时买的牌子。他把青菜倒回锅里，加了那瓶酱油，翻了两下，说，小苏推荐的，说是纯酿的，炒菜不齁。

我问，小苏是谁。他说，装修公司的设计师，你不认识。那顿饭后来谁都没怎么说话。儿子吃完就回屋写作业了。我坐在桌边，看着那盘被重新回锅的青菜，突然觉得哪里不对。

结婚十五年，我们不是没吵过架。以前最厉害的一次，是他借给他表弟三万块钱，我气了一个礼拜没跟他说话。可那回也没撑过两周。

赵大伟这个人，他憋不住。他会去菜市场挑一斤糖炒栗子回来，放在我面前的茶几上，也不道歉，就一句“趁热吃”。或者闷头把阳台上那盏坏了半年的灯修好，然后喊我过去看，说“亮了”。这就是他的台阶。十几年了，从来如此。

这一次不一样。从他上个月因为什么事跟我拌了几句嘴之后，他就再没主动跟我说过一句完整的话。我一开始还想，可能最近生意淡。

他要跑工地、盯送货，建材这行就这样，没活干着急，有活更急。我在社区卫生服务站做收费，一个月到手三千六，固定是固定，可要真算家里的开销——房贷四千二，儿子五年级的午托和英语班，两边老人的药钱——大头还是靠他。所以前二十天我没催他，想着让他自己缓过来。

到第二十八天，我开始主动说话。有天晚上他洗完澡在客厅刷手机，我坐过去，说周末要不要带孩子去人民公园，那边新开了个儿童乐园。

他头都没抬，说，周末有客户。我说，那晚上一起吃个饭也行，好久没一块儿出去了。他说，没那个必要。我看着他的眼睛一直钉在屏幕上，说，大伟，咱们是不是该好好聊聊。他站起来，说，聊什么？你一天到晚就这点事。然后进了卧室，把门关上了。

第二天我做了他爱吃的糖醋排骨，特意多放了点糖。他吃了两块，说，你现在做菜越来越腻了，是不是味觉出问题了。我说我尝了，不腻。

他说，你尝不出来。放下筷子又说，你最近穿衣服也真是的，这毛衣多少年了，又不是没钱买。我低头看身上那件灰毛衣，三年前买的，没破没起球，穿着上班挺合适。我没说话。他又说，说话也听不进去，别人说一句你顶三句。

那天晚上我洗碗的时候，手一直在抖。不是气的，是有点怕。我认识赵大伟十八年，他从来没这样跟我说过话。他以前损我，都是带着笑的，说我这人好养活，说我不讲究，可那是两口子之间的打趣。现在不是。他看我，像看一个碍事的人。

我找过老潘。老潘是他从小玩到大的朋友，也是我们结婚时的证婚人。我给他打电话，绕着弯问他最近跟大伟有没有联系。老潘在电话那头顿了一下，说，见过几次。

我说，他最近是不是碰上什么事了。老潘说，李静啊，有些事我不好说。我说，你说，我不往外传。他叹了口气，说，上个月我在建材市场那边的咖啡店，看见大伟跟一个女的坐一块儿，姓苏，做室内设计的。

两个人聊了很久，大伟那个耐心，我认识他四十年，没见过他说话那么温柔。

我握着电话站在阳台上问他，那女的什么样。老潘说，三十出头吧，挺文气的，别的我也不知道，你别多想。我说，嗯，我没多想。挂了电话，我在阳台上站了很久。

刚入秋，风大。阳台那盏灯还是坏的。赵大伟上回修灯是去年冬天，修好后喊我出来看，说“亮了”。我笑他修了三个月才修好，他说，那不是一直没坏透嘛。

几天后，赵大伟把车钥匙落在家里了。他打电话来说要跟客户谈事，让我送过去。我请了半小时假，骑电动车去城西的建材市场。

他的车停在一排店铺前头，人不在车里。我往里面走，老远就看见他站在一家瓷砖店门口，旁边站着个女的，手里拿着几张设计图。

他低头看图纸，一边看一边点头，说了句什么，那女的笑了，他也笑了。那是我大半年没见过的笑。

他们往车那边走。经过一家早餐店，赵大伟停下来，买了杯热豆浆，递到那女的手里，说，你胃不好，先垫垫。那女的接过去，说，你还记得呢。

我站在离他们大概二十米的地方，手里攥着车钥匙。赵大伟一抬头看见我，脸上的笑收得特别快，像被人摁了开关。他走过来，从我手里把钥匙抽走，说，你放传达室不就行了，跑这儿来干什么。

我把手里的矿泉水递过去，说，给你带了水。他没接，说，拿来干什么，一会儿就回去了。

然后他转身对那姓苏的女的说，走吧，来不及了。他替她拉开副驾驶的门。关车门的时候，他回头看了我一眼，那一眼我记到现在。

不是心虚，是烦。那杯豆浆还冒着热气。我骑着电动车回单位，路上脑子是空的。到了服务站，同事问我脸色怎么这么难看，我说可能中暑了。十月份，中暑。我自己都觉得这个借口可笑。

那天晚上，我跟赵大伟摊牌了。我问他，你是不是把话都留给小苏了。他正看手机，愣了一下，说，你说什么？我说，你不想跟我说话，是因为你想说的话已经跟别人说了，对不对。

他把手机放下，声音一下就大了，说，李静你什么意思？我跟小苏就是工作关系，人家是设计师，我们合作个项目，你在这儿疑神疑鬼什么？你是不是有病？

我说，我有没有病我知道，你从什么时候开始连跟我坐一桌吃饭都坐不住了。他说，你少来这套。你就是控制欲强，什么都要管，我在外面累死累活，回来还要受你审问。

我说，我没审问，我就问你一句，这个家你还要不要。他说，过不下去就不过了。他说这句话的时候，眼睛都没眨一下。我说，好啊。但有一点，这个家怎么过、钱怎么花，你得跟我说实话。

他笑了一声，说，实话？你自己挣几个钱你不知道吗，这个家靠谁你心里没数吗。那天晚上他没在卧室睡，在客厅沙发翻来覆去到后半夜才安静。

接下来的两周，我开始算账。我把家里所有的卡、账单、手机银行记录翻了一遍。我们有两张卡，一张是他工资卡，一张是共同账户，每个月固定往里转钱交房贷和各种开销。

房子买得早，月供四千二，还剩不到八年。我算自己那部分：工资三千六，加上年终奖，一年不到五万。儿子午托、英语班、校服文具，一个月大概一千五。水电物业通信六七百。我要是自己带孩子过，房子不卖，月供得想办法。

第二天我去了一趟社区法律援助点。值班的是个四十来岁的女律师，我把情况说了，没提小苏，只说感情破裂想离婚。她问了我收入、房产和债务，说你这情况，房子是婚后共同财产，孩子抚养权一般看谁主要照顾。

她没给我保证什么，只列了需要准备的材料。回来的路上，我手机收到一条动账提醒，共同账户有笔三万块的支出，用途栏写着借款。我打电话问银行，确认是半个月前转出去的，收款人姓苏。

晚上赵大伟回来，我把手机递过去。他看了一眼把手机推回来，说，小苏店里有笔货款没到位，周转一下怎么了，她过两个月就还。

我说，三万块，你从共同账户转出去，连跟我说一声都没有。他说，跟你说你也要问东问西。我说，什么时候还，写条了吗。他说，李静你什么意思，人家有难处帮一把怎么了。

我说，那行，你让她写个条，写清楚还款时间，或者从你工资里扣，补回这张卡。他站起来声音又高了，说，你这人怎么这么算计，我以前怎么没看出来你是这样的人。

我说，我以前也没看出来你是这样的人。那天晚上他没回来。隔了一天，他回来收拾了几件衣服，说先去工地上住一阵子，冷静冷静。

他走的时候儿子还在写作业，抬头看了他一眼，他摸了摸儿子的头，说爸爸出差。我没戳穿他。

他走了以后，家里反而安静了。不是冷战里那种安静，是真的安静。我用几天时间做决定。我不想哭，哭解决不了房贷，也解决不了儿子的午托费。

我把想清楚的事写在一张纸上：房子不卖，孩子跟我，共同债务一人一半，抚养费按月给，转出去那三万要么还回来，要么从他那份里扣。

写完了看两遍，折好放进抽屉。我也不是一直那么硬。有天晚上洗碗的时候，想起刚结婚那会儿他骑摩托车带我去城郊看麦田，说以后挣了钱给我买辆小汽车。

我当时笑他吹牛。这些事他大概早忘了。我不是不难受，我只是知道，难受归难受，日子还得过。

我把赵大伟叫回来谈了一次。他坐在沙发上，看了一圈屋子，说，这房子也旧了，现在卖还能卖个好价钱。我说，不卖。他说，你一个人供得起吗。

我说，供不供得起是我的事，孩子在这个学校上学，我不能让他搬来搬去。他说，那你想怎么样。我把那张纸递给他。他看了半天，把纸扔在茶几上，说，你凭什么替我做决定。

我说，你可以不同意，那咱们去法院。他盯着我看了一会儿，说，李静，你变了。我说，是你先变的。

最后我们去了调解室。调解员五十来岁，说话很稳，把我们的诉求一条条列出来。赵大伟一开始还是想卖房分钱，说现在行情好。

调解员说，孩子跟母亲生活，房子又是唯一住房，卖了之后孩子居住怎么办。赵大伟说可以租。我说，我不租。调解员说，双方都考虑一下孩子。

拉扯了两个小时。赵大伟中间出去接了个电话，回来脸色不太好。我猜是那边催他了。最后签了调解协议：房子归我，剩下贷款由我还；赵大伟搬出去，每个月给孩子一千八抚养费；共同债务里他那部分由他承担；转到小苏那儿的三万块钱，从他那份里扣。协议上写得明明白白。

签完字，调解员说以后有问题可以再来。赵大伟站起来看了我一眼，嘴动了动，没说出话。我先走了。儿子在走廊椅子上等我，手里拿着我给他买的漫画。

他问，妈，完事了吗。我说，完事了。他说，那我们回家吗。我说，先吃饭，妈晚上还要去上班。

我在社区卫生服务站调了长白班，又接了药店晚班的兼职，一个月能多挣一千出头。赵大伟搬出去之后，房子没卖，我和儿子还住这儿。

房贷照旧要还，抚养费要按月盯着，共同账户转出去那三万从他那份里扣了。他和小苏现在怎么样，我不太清楚。只听老潘说过一回，说小苏那边好像不太顺，让他拿钱周转。我没往下问，那是他的事了。

药店的班九点半下，我骑电动车回家，儿子在姥姥家写完作业已经睡了。路灯一盏一盏往后退。我知道下个月十五号还得还贷款，儿子期末要交校服费，这些都要钱。

可我心里清楚，哪个是我必须过的日子，哪个是别人该过的日子。后面那个，我不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