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10月14日，古巴首都哈瓦那迎来了一场迟到三十年的告别。马雷贡海滨大道两旁，数万名民众目送送葬队伍缓缓经过。三十年前在玻利维亚遇害的切·格瓦拉，终于得以与六位昔日战友一同魂归古巴。他们的遗骸即将被送往三百公里外的圣克拉拉，安葬在为格瓦拉修建的陵墓中。
格瓦拉与六位昔日战友的灵柩被护送回古巴安葬，其中一副棺椁被一面鲜艳的秘鲁国旗所覆盖。
在七具覆盖着国旗的灵柩中，有一具格外特别：上面覆盖的不是古巴国旗，而是一面红白相间的秘鲁国旗。灵柩的主人是一位有着明显华人面庞的青年。留存的照片里，他头发整齐地向后梳起，鼻梁上架着厚框眼镜，面带微笑。与格瓦拉那张举世闻名的肖像相比，他的面孔显得陌生而平凡。这个人，为什么会与格瓦拉长眠一处？
1967年摄于玻利维亚丛林。照片中，切·格瓦拉（左四）与游击队战友们并肩作战，画面居中戴眼镜者即为华裔游击队员胡安·巴勃罗·陈（Juan Pablo Chang）。图片来源：Peredo, I. (1969).MiCampañaJuntoalChe,
他叫胡安·巴勃罗·陈·纳瓦罗（Juan Pablo Chang Navarro），但在当年的游击队中，战友们更习惯称他为“El Chino”——“中国人”。这位“中国人”并非来自中国，而是1930年出生于秘鲁利马唐人街的华裔青年，父亲来自广东，母亲则是秘鲁人。青年时代，他投身政治运动，经历监禁与流亡，辗转多个国家，最终走进玻利维亚丛林。1967年10月，他与格瓦拉一同被俘，并先后在一所乡村小学里遭到处决，年仅三十七岁。
格瓦拉的日记与战友们的回忆，都曾留下这位“中国人”的身影。然而，在格瓦拉耀眼的传奇之外，他的故事始终零散，就连他的中文姓名，也鲜有人知。一条重要线索，竟隐藏在半个多世纪前的一份华文报纸中。
1967年格瓦拉牺牲后，秘鲁《公言报》刊载了格瓦拉阵亡的新闻，其中特别提及了一位名为“陈坤”的华裔青年一同牺牲。新闻说，这位年轻的华裔革命者正是胡安·巴勃罗·陈。图片来源：作者拍摄。秘鲁《公言报》，1967年10月13日。
1967年10月13日，就在格瓦拉遇害的消息传遍世界之际，秘鲁华文报纸《公言报》刊出了一则短讯，提及一名与格瓦拉一同遇害、被称为“中国人”的华裔青年。报道写道：“这位被称为‘中国人’者，闻说是秘鲁华裔青年‘坤陈·拿华路’。”短讯还透露，这名青年已经两年多没有与家人通信，以至于家人也不清楚他的下落与行踪。
“坤陈”，倘若按照西班牙语姓名的排列习惯来理解，恢复中文姓在前、名在后的顺序，便可能是“陈坤”。尽管这条带着“闻说”二字的短讯，尚不足以最终确认他的中文本名，却为重新认识这位长期隐没于历史叙事中的华裔革命者，提供了一条珍贵的线索。从利马唐人街到格瓦拉的游击队，究竟是怎样一条道路？要回答这个问题，还得回到几十年前的秘鲁利马。那时的陈坤尚是一名年轻学生，格瓦拉的名字还未走进他的生活，而那条最终将他带往玻利维亚的道路，也远未显现出后来的模样。
一、华人年少：革命启蒙与政治觉醒
陈坤的童年是在利马唐人街度过的。父亲是来自中国广东的移民，在当地一处庄园担任管理者；母亲则是秘鲁人。相对优裕的家境，使他得以接受良好的教育。然而，与许多同龄人不同，少年时代的陈坤便对政治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
1945年，秘鲁迎来了一场重要的政治变局。由阿普拉党（APRA）参与组建的“全国民主阵线”支持布斯塔曼特（José Luis Bustamante y Rivero）竞选总统，并最终取得胜利。当时，十五岁的陈坤正在利马阿方索·乌加特中学读书。阿普拉党所倡导的反帝国主义立场与拉丁美洲团结的理想，深深吸引了他。他很快加入该党的青年组织，迈出了政治生涯的第一步。
此后，陈坤一面完成学业，一面积极参与政治活动。1947年，利马瓜达卢佩中学爆发争取中学免费教育的罢课运动，十七岁的他不仅投身其中，还承担了组织协调工作。值得一提的是，他在校期间成绩最出色的科目，恰恰是“秘鲁史”与“政治经济学”。对历史的兴趣与对现实的关切，似乎正在这个年轻人身上悄然汇合。
大学时期的青年陈坤。图片来源：Coya, H. (2017).Memorias del futuro. Planeta Perú.
1948年，陈坤考入秘鲁国立圣马科斯大学文学院。这所创办于1551年的古老学府，向来是秘鲁知识分子汇聚之地，也是学生运动的重要舞台。然而，他的大学生活刚刚开始，秘鲁政局便急转直下。同年10月初，卡亚俄港爆发海军反政府起义。据文献记载，陈坤曾参与这场起义的筹划。起义很快遭到镇压，秘鲁政局也愈发动荡。10月27日，曼努埃尔·奥德里亚（Manuel Odría）发动军事政变，推翻布斯塔曼特政府，开启了长达八年的军事统治。此后，阿普拉党人、共产党人及其他政治反对者遭到严厉镇压，而积极参与学生运动的陈坤，也成为当局关注的对象。
频繁的政治活动不可避免地影响了他的学业。大学第一年，陈坤仅有“文化史”一门课程取得优异成绩。然而，成绩单似乎无法完整呈现他的才华。他的同班同学、后来成为秘鲁著名历史学家的巴勃罗·马塞拉（Pablo Macera），多年后仍对他赞誉有加。在马塞拉的记忆中，陈坤不仅聪慧过人，更是他所认识的圣马科斯学生中最富善意的人之一。他甚至称陈坤为“当时圣马科斯大学里最优秀的学生”。
不久，陈坤因政治活动遭到逮捕，被关押在卡亚俄港外的埃尔弗朗顿岛（El Frontón）监狱。从大学课堂到与大陆隔海相望的牢房，这个年轻人的人生轨迹，就此发生了剧烈的转折。此后的两年，他在阅读与同其他政治犯的辩论中度过了漫长的囚禁生活。也正是在这里，他开始重新审视自己最初的政治信仰。曾经令他心驰神往的阿普拉党，如今却因政治路线的转变而令他深感失望。在陈坤看来，该党领导层逐渐背离了早年的激进主张，也辜负了那些曾经寄希望于它的普通民众。
这种失望最终演变为痛苦的决裂。在后来写给妹妹的一封信中，陈坤坦言，离开阿普拉党是一个“非常痛苦”的决定，但他紧接着写道：“这个组织背叛了贫困阶级的愿望……我们这些确信这一点的人就有责任不再滋养这个畸形的孩子，并勇敢地放弃它。”字里行间，既有愤怒，也有难以割舍的情感。对陈坤而言，最难放弃的，或许并不是一个政党的名称，而是少年时代曾寄托于它的希望。
然而，结束牢狱生活并不意味着重获自由。奥德里亚政府决定将他驱逐出境，目的地是阿根廷。就这样，二十岁出头的陈坤被迫告别故乡利马。此后的岁月里，他将在一次次流亡与迁徙中，继续寻找自己所认定的道路。
二、流亡淬炼：广结同志与思想锻造
离开秘鲁后，陈坤首先抵达阿根廷。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他曾短暂进入当地大学文学院求学，却很快又投身学生运动，公开反对庇隆政府。在他看来，庇隆主义不过是“拉普拉塔河流域版的阿普拉党”。激进的政治活动再次引起当局警惕，不久，他便遭到驱逐，被送往玻利维亚。
然而，玻利维亚军政府同样不欢迎这位年轻的政治流亡者，决定将他遣返回秘鲁。面对再次入狱的危险，陈坤在边境设法摆脱了警方监视，经普诺辗转来到库斯科。他甚至还走进当地圣安东尼奥阿巴德大学的课堂旁听，只是这段难得的平静并未持续多久。一次课堂上的政治言论，再次招来了警察，陈坤最终被押回利马。接连的驱逐、逃亡与监禁，几乎构成了他二十岁出头的人生。可无论漂泊何处，这个年轻人似乎总能找到两样东西：大学的课堂，以及志同道合的政治伙伴。
1953年6月，获释后的陈坤再次离开秘鲁，前往墨西哥。彼时的墨西哥城，是拉丁美洲政治流亡者的重要聚集地。来自不同国家的知识分子、学生与革命者，在这里讨论故乡的政治局势，也酝酿着重返祖国的计划。陈坤在胡亚雷斯街区的汉堡街77号租下了一间学生宿舍，并进入墨西哥国立人类学与历史学院攻读社会人类学。课余时间，他积极参与流亡者的政治活动，很快结识了一批志同道合的朋友。其中便有后来名扬世界的切·格瓦拉。
两人的相识，缘于一位共同的朋友——希尔达·加德亚（Hilda Gadea）。她早年便与陈坤相识，后来成为格瓦拉的第一任妻子。不过，据后来的回忆，两人初次见面时并不十分投缘。在陈坤眼中，这位年轻的阿根廷医生似乎有些夸夸其谈。
真正改变彼此印象的，是墨西哥城胡亚雷斯街区一栋建筑屋顶上的长谈。那一次，他们谈起各自的流亡经历，也谈到拉丁美洲的贫困、不平等与政治前途。尽管来自不同国家，两人却发现，彼此都怀有反对外来干涉、追求拉丁美洲团结的理想。最初的隔阂渐渐消散，一段延续至生命尽头的友谊由此开始。
不过，相比于在咖啡馆里纵论革命，陈坤更渴望真正的行动。他曾讥讽那些只会高谈阔论、却迟迟不肯付诸实践的人是“咖啡革命家”（revolucionarios de café）。在墨西哥期间，他还曾联合其他秘鲁流亡者，秘密筹划携带武器返回故乡，试图以武装行动推翻奥德里亚政权。
然而，计划尚未实现，他便再次失去了容身之地。1954年底至1955年初，墨西哥当局加强了对部分拉丁美洲政治流亡者的监控，陈坤也受到波及。由于此前多次参与政治活动，他最终被驱逐出境，被迫远赴法国。一个曾经辗转阿根廷、玻利维亚与墨西哥的年轻人，竟无法在拉丁美洲找到一处可以安身的地方。
巴黎成为他流亡岁月中的又一站。在这座汇聚了各国流亡者与知识分子的城市，他结识了来自拉丁美洲和非洲的政治活动者，尤其关注正在争取民族独立的阿尔及利亚人。与阿尔及利亚流亡者的交往，使陈坤得以从另一片大陆的现实斗争中，重新思考民族解放与政治变革的问题。他愈发倾向于相信，当合法的政治道路无法实现社会变革时，武装斗争便可能成为另一种选择。
从布宜诺斯艾利斯到墨西哥城，再到巴黎，流亡使陈坤远离故乡，却也让他认识了来自不同国家的革命者，接触到形形色色的政治思想。那些原本只存在于书本与辩论中的观念，逐渐在真实的政治斗争中获得了新的意义。1955年，随着秘鲁国内反对独裁统治的浪潮不断高涨，陈坤终于看到了结束流亡的希望。经历数年的漂泊，他即将重返故乡。而这一次，他带回去的，不仅是对祖国政治前途的关切，还有一套在异国求学、流亡与斗争中逐渐形成的政治信念。
三、重返秘鲁：党内斗争与道路选择
1955年，秘鲁南部城市阿雷基帕爆发反对奥德里亚政权的抗议浪潮，持续多年的军事统治开始显露颓势。次年，随着政治大赦令的颁布，漂泊海外多年的陈坤终于获得了归国的机会。
回到利马后，他重新进入圣马科斯大学，转而攻读经济学，同时积极参与校园左翼组织“革命学生阵线”，并加入秘鲁共产党（Partido Comunista del Perú）。经历多年流亡，他似乎终于找到了一处能够安放政治理想的地方。但新的分歧很快出现。在陈坤看来，秘鲁共产党领导层对社会变革的态度日趋温和。他与党内其他左翼成员一道，公开批评总书记豪尔赫·德尔普拉多（Jorge del Prado）的政治路线，认为其与传统政治势力的妥协，已经背离了革命的初衷。1958年，党内温和派进一步掌握组织主导权，陈坤等年轻左翼成员受到排挤。恰在这一时期，美国副总统尼克松访问秘鲁，试图前往圣马科斯大学，却遭到学生的激烈抗议。陈坤参与其中，再次被捕入狱。当党内争论尘埃落定时，他甚至未能亲自到场为自己辩护。不久，他便被正式开除出党。
从少年时代的阿普拉党，到如今的秘鲁共产党，陈坤先后与两个曾经寄予厚望的政治组织决裂。在他眼中，这些组织似乎都陷入了同一种困境：拥有宏大的政治理想，却始终缺乏付诸行动的决心。不过，接连的挫折并未使陈坤放弃组织政治力量的努力。1959年，他与其他左翼成员成立“列宁主义委员会”，试图推动秘鲁共产党的内部改革。然而，这一尝试未能持久，部分成员选择重返原党，陈坤则决定另寻出路。
彼时，古巴革命的胜利正在拉丁美洲激起巨大回响。卡斯特罗领导的革命运动，为那些不满传统政党政治的青年提供了另一种可能。陈坤同样深受鼓舞，逐渐将目光投向武装斗争，并试图把分散的左翼力量联合起来。1961年，他推动建立“左派革命统一团体”，并参与此后“革命左翼阵线”（Frente de Izquierda Revolucionaria）的组建，主张土地改革、维护工人权益、反对外国资本控制，并支持古巴革命。他希望新的组织能够摆脱左翼政党无休止的派系争执，真正走向工人、农民与普通民众。然而，不同政治派别之间的分歧始终难以弥合，这一团结尝试最终也走向瓦解。一次次组建，又一次次分裂。陈坤始终试图寻找一条实现政治理想的道路，却屡屡发现，最难跨越的障碍，有时恰恰来自自己的同志。
1964年，他带领一批追随者加入正在重组的秘鲁民族解放军（Ejército de Liberación Nacional，ELN）。与此前的政治组织不同，这支力量已经开始为游击战争进行准备。陈坤逐渐承担起组织动员、宣传及对外联络等工作，并成为利马地下政治组织“五月十五日运动”的负责人。在他的推动下，秘密刊物《群众》（Masas）得以创办，外国革命著作与政治文献通过油印机不断传播，地下组织也开始与古巴方面建立联系，为即将展开的游击行动寻求支持。昔日那个辗转于各国大学课堂与流亡者聚会之间的青年，如今已经成为筹备武装斗争的重要组织者。
在秘鲁诗人塞萨尔·卡尔沃（César Calvo）后来的回忆中，陈坤曾以一个近乎悲壮的比喻，表达自己对革命前途的认识：“这个时代如巨大深渊，没有桥梁能跨越；或许唯一的通路，就是用我们的尸体填满深渊，让后人从上面走过。”几年之后，这番话竟与他自己的命运形成了令人唏嘘的呼应。
1965年，秘鲁民族解放军开始筹备新的游击行动。为了争取援助，陈坤再次踏上前往古巴的旅程。多年以前在墨西哥城结识的那位阿根廷医生，此时已成为闻名世界的革命者。而陈坤与格瓦拉的命运，也即将再次交汇。
四、与“切”同行：山海奔赴与游击斗争
1965年，陈坤受秘鲁民族解放军委派前往古巴。除了接受游击战训练，此行还有一项更为重要的使命：为即将在秘鲁展开的武装斗争争取援助。而他所寄予厚望的合作伙伴，正是昔日在墨西哥结识的切·格瓦拉。
据后来的研究与回忆，格瓦拉原本有意参与秘鲁的游击战争。1966年初，陈坤在参加完哈瓦那召开的“三大洲会议”后，曾满怀期待地告诉同志们：“切和我们一起来。”然而，秘鲁的革命形势已发生变化。1965年底，民族解放军在阿亚库乔的游击行动遭遇重创，领导人赫克托·贝哈尔被捕，地下组织网络几近瓦解。格瓦拉最终选择了玻利维亚，而不是原先考虑的秘鲁，作为南美游击战争的起点。对于一心希望将革命带回故乡的陈坤而言，这无疑是一次挫折。不过，他并未因此放弃与格瓦拉的合作，而是一面着手重建秘鲁民族解放军，一面继续寻求两国游击力量的协同行动。
1966年12月，陈坤来到格瓦拉位于玻利维亚的秘密营地。12月2日，格瓦拉在日记中记下了这次会面：一大早，“中国人”便兴冲冲地赶来，两人谈了整整一天。从武器补给、人员训练到开辟新的游击战线，他们详细商讨了彼此支援的计划。陈坤还准备前往古巴，亲自向有关方面通报南美游击运动的情况。多年以前，在墨西哥城的一处屋顶上，两人曾畅谈拉丁美洲的未来。如今，那些曾经热烈讨论的理想，已变成地图上的道路、等待运送的武器，以及一项项亟待实施的计划。
1967年3月，陈坤带着两名秘鲁同志再次来到格瓦拉的营地。双方进一步商定，秘鲁方面将陆续派遣人员接受游击训练，待时机成熟后返回本国开展行动。陈坤还计划为队伍提供通信设备，以便保持联系。不过，此时的陈坤依然只是一名“访客”。按照最初的安排，他并不准备长期留在玻利维亚，而是要继续奔走于古巴、秘鲁与游击队之间。然而，随着游击队与玻利维亚政府军发生交火，形势迅速恶化，撤离也变得愈发困难。格瓦拉曾试图安排几名访客离开，但陈坤最终决定留下，与游击队员共同承担风险。
在1967年4月的战情总结中，格瓦拉特意记录了这一变化：“‘中国人’的身份变了，在第二、第三阵线建立之前，他将是游击队的一名战士。”从此，陈坤不再只是来往于各国革命组织之间的联络者，而真正成为格瓦拉麾下的一名游击队员。
两人在此期间留下过一张珍贵的合影。照片中的陈坤戴着厚框眼镜，面带微笑，站在格瓦拉身旁。然而，这位看上去温文尔雅的青年，其实并不具备理想的游击战士条件。高度近视使他始终离不开眼镜，身体状况也难以适应丛林中的长途跋涉。他的旧识拉蒙·赵（Ramón Chao）甚至感叹，这个温和、腼腆的近视男子，或许根本就不适合当游击队员。但陈坤却凭借坚忍与自律赢得了战友们的尊重。1967年6月29日，格瓦拉在日记中记载，自己曾在队伍会议上批评部分成员缺乏纪律、行军迟缓，同时特别提到陈坤，将他列为值得其他队员效仿的榜样。
即使在战争中，陈坤似乎也始终保留着某种与游击战士身份形成反差的温和。7月，在一次前往玻利维亚萨迈帕塔（Samaipata）的行动中，据后来回忆，他走进一家药店，面对惊慌失措的店主，竟先为深夜打扰表示歉意，再向对方解释行动的缘由。在当地人的记忆中，这个举止斯文的陌生人，与人们想象中的武装游击队员颇不相同。
然而，战争的残酷并不会因个人的温和而有所减轻。进入1967年下半年，游击队的处境急转直下。政府军的包围不断收紧，队伍与外界几乎断绝联系，食物和饮水日益匮乏，伤病与疲惫折磨着每一个人。曾经寄托着革命希望的南美丛林，此时已成为一处危机四伏的困境。
陈坤与切·格瓦拉的珍贵合影。图片来源：Guevara E. (1966).Diario de Che en Bolivia.OceanSur.
在最后阶段的行军中，陈坤又遭遇了一个近乎致命的打击：他不慎丢失了眼镜。对于高度近视的他来说，失去眼镜几乎意味着难以辨认脚下的道路。崎岖的山路、密布的灌木与夜间的黑暗，让每一步都变得异常艰难。有队员在日记中写道，“中国人”的状况很糟，行军时不断落在后面。另一位亲历者后来回忆，在尤罗峡谷附近的夜间行军中，陈坤曾跌倒二十多次。他只能一次次爬起来，摸索着继续跟上队伍。那副在照片中几乎成为陈坤个人标志的厚框眼镜，此刻已不知遗落在玻利维亚的哪一片山林。对于这个曾经辗转多国、始终试图寻找政治出路的革命者而言，眼前的道路，如今竟已难以辨清。
1967年10月8日，格瓦拉率领的游击队残部在尤罗峡谷遭遇政府军围攻。战斗中，格瓦拉腿部中弹，陈坤也陷入无法突围的困境。据一名幸存者后来回忆，格瓦拉曾试图帮助行动困难的陈坤攀上山坡，却在这一过程中遭到枪击。两人最终落入政府军之手，被带往附近的拉伊格拉村（La Higuera）。在那里，一所简陋的乡村小学成为他们生命的最后一站。
1967年10月9日，年仅三十七岁的陈坤遭到处决。格瓦拉也在同一天被秘密杀害。十多年前，两个怀抱相似理想的年轻人，在墨西哥城的一处屋顶上结识。此后，他们的道路几经分合，最终却在玻利维亚一个偏僻的山村里，以如此悲剧性的方式交汇。这位来自利马唐人街、被战友们称作“中国人”的秘鲁青年，再也没有机会回到自己的故乡。
五、历史回响：精神遗产与中拉记忆
陈坤的生命结束在1967年的玻利维亚，但关于他的记忆并未随之消散。在昔日战友的回忆中，他始终是一个令人难忘的人物。巴拿马作家豪尔赫·特纳（Jorge Turner）赞赏他将知识付诸行动的勇气；曾与他并肩奋斗的赫克托·贝哈尔（Héctor Béjar），则始终记得他对那些只会空谈革命的“咖啡革命家”的不屑。多年以后，智利诗人赫尔曼·卡拉斯科（Germán Carrasco）甚至写下了一句颇具挑衅意味的诗：“让我们忘记切格瓦拉，记住‘中国人’。”这句诗所表达的，并非对格瓦拉的否定，而是对那些被传奇光环遮蔽的革命者的重新关注。陈坤所选择的武装斗争道路最终未能实现预期目标，其政治理想与实践方式也需要放回冷战时代的历史背景中审视。但他不甘于空谈、始终试图将信念付诸行动的执着，以及困境中表现出的坚忍与善意，仍是留给后人的重要精神遗产。
在拉丁美洲的革命记忆之外，陈坤还有另一重身份：一个在利马唐人街长大的华裔青年。贝哈尔记得，年轻时的陈坤曾在唐人街的中式茶餐厅里喝茉莉花茶。据后来的回忆，即使身处玻利维亚丛林，陈坤还曾与格瓦拉相约，等熬过眼前的困境，就一起去吃顿Chifa——一种名称源自粤语“吃饭”、早已融入秘鲁日常生活的中餐。
只是，这顿饭终究没能吃成。在拉美战友的记忆中，他是为革命奔走的“El Chino”；而在1967年的秘鲁《公言报》上，他却是那个离家两年多、音讯全无的华裔青年“坤陈”。同一个人的生命，在不同语言的记载中呈现出不同的侧面：一边是拉丁美洲的政治风云，一边是当地华人社会对远行游子的牵挂。
陈河，《天空之镜》，人民文学出版社，2022
这些记忆后来又跨越太平洋，进入中国读者的视野。华人作家陈河为追寻陈坤的足迹，历时多年辗转各国搜集史料，并于2022年出版小说《天空之镜》，让这位远方的华裔革命者得以在中文文学世界中被重新讲述。
陈坤的经历也提醒我们，那些远渡重洋的华人及其后代，不仅在异乡谋生立业，也以不同的方式参与了当地的历史进程。他们的生命早已融入拉丁美洲的土地，却又通过家庭、文化与记忆，同遥远的中国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回望1997年哈瓦那的那场葬礼，格瓦拉的传奇早已广为世人熟知，而那面秘鲁国旗所覆盖的身影却依然陌生。如今，循着《公言报》中寥寥数行文字，再对照战友的回忆、格瓦拉的日记与后来的文学作品，我们得以重新拼接这段散落在不同国家、不同语言中的历史。陈坤终其一生未曾踏上父亲的故土，但他所留下的精神遗产，以及关于他的不同记忆，却在身后跨越了时空。一个人的生命虽有尽头，他的故事却仍在中国与拉丁美洲之间，等待着更多的理解与讲述。
[感谢加拿大华人作家陈河老师和玻利维亚“切·格瓦拉之路”向导María Esther Vargas Soto女士对本文写作的无私帮助和资料提供；本文系国家社科青年项目（25CGJ038），国家社科重大项目（23&ZD018），中国侨联课题（24CZQK208）之阶段性成果。]
王子刚 陈祚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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